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对内“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对外“找到了民族的灵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援了世界革命。《红星照耀中国》完全赞同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因此，从人类学观点看，抗日就不单单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而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民的共同责任。
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为载体，迅速地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信息一一“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指受到法西斯威胁的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菲律宾等国一引者注〉，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此项事业中，斯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用。
斯诺还阐述了毛泽东站在人类高度以开放的全球视野勾画的战时外交方略：其一，“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其二，“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其三，“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其四，“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这是中华民族庄严的解放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信与成熟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人民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的责任感和国际参与意识，因为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蠃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迅速地发展。”
至此，斯诺已经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联在了一起，并且，他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
三、对共产国际的人类学考察
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星照耀中国》第十一篇重点考察了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的关系，不属本书的主要目的。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0这种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色事业有着肯定的影响。
斯诺指出，在中国，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在这种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
他比较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询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者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在这10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0就中国革命的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也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全世界亿万人民都在注视着自己，苏联是“巨大的鼓舞和营养的来源”。
其次，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共产国际的指导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在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引导有明显指导作用的同时，斯诺强调，“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确切说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尽管一度有过某些抄袭或模仿的痕迹，“但是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和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
当然，斯诺也尖锐批评了苏共对共产国际的垄断以及共产国际的诸多失误。他认为，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的覆灭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等，共产国际负有责任。他指出，1927年以来，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几乎停顿，旦一度失去联系。这从下述对比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只能像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尤其是斯大林通过了“五年计划”后，苏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共产国际的影响仅限于和平宣传。后来，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也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精神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削弱的最好诠释。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亊业的独特贡献。
共产党人有着宽广的共产主义胸怀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在坚决抵抗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同时，尊重和关怀一切爱好和平进步的人民，理解并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我的朋友们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一一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种崇髙的人类情怀，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抗精抻，决定了他们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和参与程度。在共产党的宣传中，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则是潜在的盟友。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为关心。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有时甚至在穷乡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像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就连陕西的普通农民也关切地询问斯诺美国有无穷人和富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本国红色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独特价值，并自觉投身于这一全球性解放运动中去。共产党人“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和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
上述种种努力表明，斯诺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推进者”。他和我们同样地认为，这不仅没有破坏其“世界公民”的形象，相反，他的事业因为有了鲜明的主题而变得更为高尚和坚定。
四、对世界持久和平的人类学期待
“斯诺的理想主义计划是要在地球上的人类大家庭中建立和睦关系。”为此，他殷切期待着人类的持久和平和更好发展。
国家、民族固然重要，但假设斯诺仅仅以美国的繁荣强大为终极目标，那他也就不成其为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斯诺了。意大利当代人类学家贝恰指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从现在这样在一切方面都以强制的概念把国籍当做交易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几乎所有能提高人生质量的事物都是无国籍’的，都是不承认人为的国界、不受其束缚的。比如音乐、美术、知识、爱，特别是同情心，都是如此。”《红星照耀中国》巨大的穿透力、深刻的理解力、无所不在的同情心以及对人类持久和平的向往，良心可鉴，日月可证。
作品在对中华民族的苦难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伟大解放运动作全景式报道后，郑重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但终将取得最后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人历史的深渊”。他坚信，伴随着中国、亚洲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胜利，人类的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决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必将到来。
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在那个中国人民需要理解和帮助、世界呼唤沟通和交流的年代，斯诺等国际友人“信奉并从事的沟通和交流事业，开阔了思想，减少了疑虑，增进了了解，促进了合作”。作为这种沟通和交流事业的结晶，《红星照耀中国》实现了多方面的价值对位，并将引导人们在开辟人类新前景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毋庸置疑，就作品业已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来看，斯诺“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他本人也惊异地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当我听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在战场上牺牲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具有政治行动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