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忆及1929年的西北之行时，沉痛地说：“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疆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斯诺看到，辛勤劳动的人一个多月没吃饭了，挂在身上的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20岁的青年走起来像个老太婆；儿童们骨骼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他强调，“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
国民党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仅1943年《宁夏公报》就开列了马鸿逵所收主要税种总计达31种之多：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养羊税、养鸽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土地税、附加土地税、磨石税、磨面税、烟税、酒税、婚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繁重的税收，把本已困苦不堪的人民推人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不仅推行沉重的捐税剥削，还疯狂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作者了解到国民党军队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残暴行径。《红星照耀中国》记载，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将苏区人消灭殆尽或迁移一空，“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长得漂亮点的被军官留下做小老婆；在湖北黄冈县一个小镇，“只见17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下躺在那里。她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在黄冈欧公集一座山下，堆着400多具尸体，有些被害者尚未完全死去，一些地方流有几寸厚的血，“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在麻城一个运动场，浅浅地埋着几位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了。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的反人性及惨无人道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中国民众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面对无以复加的贫富不均和黑暗统治，斯诺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拍案而起，振臂呐喊：“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36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但他同时坚信，“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一一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
(二）国外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先锋的野蛮入侵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与反动，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乱中取利，乘机人侵中国；因为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更使日本侵略者有恃无恐，得寸进尺，意欲吞占整个华夏。斯诺发现了这种可怕的联系。
令斯诺痛心的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路线，仅短短几年，“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409以上的铁路线，859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80的铁矿，37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409左右的全国出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他深刻地总结说，南京长达9年的反共内战的结果是：“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人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到了很大损害。”有鉴于此，斯诺预言，“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这不仅说明了他对日本法西斯的憎恶，也说明了斯诺对中国反动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理解。
同时，他充分相信中华民族的反抗意识及抵抗能力，认为帝国主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期待着，“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
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一一共产党的民族解放壮举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主权的粗暴践踏，终于遭到客观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反击。尽管《红星照耀中国》发表时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才刚刚开始，但他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个伟大民族全面复兴的曙光。
斯诺的兴奋时刻“出现在遇到人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他自密苏里起就一直梦寐以求的民众活动和民主权利。1936年，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一时刻”。
斯诺认为，“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到这一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斯诺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巨大努力和卓越成效。
(一）“划时代的征途”北上抗日就在国民党全力“围剿”南方苏区时，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迢迢万里，北上抗日，担负起民族自救的历史重任，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中流砥柱。
《红星照耀中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一人类历史匕的空前壮举。作者称万里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一次“划时代的征途”、“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其“丰富多彩、可歌可泣”使得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相形见绌。他无比钦佩红军的大智大勇，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的不朽精神和盖世功勋。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一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经由这种前所未闻的特殊锤炼，使红军成为“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成为坚强有力的“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塔”奇曼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着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这基本上概括了《红星照耀中国》在表现红军长征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二）为解除国内压迫、建立健康的生活秩序树立了样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选择西北作根据地，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可以肯定，他们已经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曰、苏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
斯诺认为，陕甘宁灾变频仍以及捐税之重、民困之甚，使之“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健康而强烈的生命意念早已决定了它是黑暗王国中的光明火把。斯诺充分估计到这一点：“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这种“撒遍人间都是爱”的革命热情，使红军有可能一路播种，一路收获。他调查后指出，“在红军的各支队伍里，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红军或许是中国惟一的真正全国性的军队了。”
《红星照耀中国》视红军长征的历史为“盛大的巡回宣传”史，“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为人民当家作主’一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斗争的结果，“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
斯诺广泛采访了苏区的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等。他认为，西北苏区发扬了原江西苏区的各种优良传统，“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0“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苏区建成了自己的印刷厂、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制毯厂、煤矿、制盐业和石油工业，在陕西和甘肃建成了400家合作社。红区鼓励诚实有序的商业行为，实行免费教育。斯诺着重指出，红军采取革命化教学方法？的士兵有文化，连64岁的老红军也学习了几百个汉字。红军不仅读书识字，而且在学习中掌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面对生气蓬勃的新世界，斯诺激动不已：“这是中国的惟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红星照耀中国》还在鲜明的对比中突出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大众真正的血肉联系。这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1936年10月，斯诺刚由红区返回白区，适值蒋介石光临西安府。目之所及，西安禁止一切交通，城门的所有道路遍布宪兵和警哨，沿路农民被赶出家门，有欠雅观的房屋被强行拆除。斯诺感慨万千：“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一一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的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
红区之行，斯诺形成了一个重要理念一“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三）为妥善解决“西安亊变”、达成全民抗日方略铺平了道路
就在共产党人致力于新生活的创造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意大利默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德日签订反共协定，胡宗南继续“剿共”。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依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于1936年12月7日再抵西安，不顾国人的强烈呼喊，于12月10日通过对苏区发动第六次“围剿”的计划，决定于12月12日公布反共动员令，逮捕张、杨部队中的“同情共产党分子”，而且准备随时撤换消极“剿共”的张学良。值此“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关，张、杨背负起民族重担，果断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及由此而来的联合抗日，是20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核心事件，也是《红星照耀中国》深沉而博大的民族意识的高峰体现，寄寓着斯诺超越狭溢民族观念的关于中华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斯诺敏锐而积极地评价了这一旷世义举。他说：“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把感情暂时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花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因而，“西安事变”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
超乎常人意料的是，共产党不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且建议放蒋回南京执政。斯诺由此判断，共产党真正需要和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利于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事实初步形成之后，斯诺认为，尽管这种团结不是稳定、永久的，甚至还有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国共边界的暂时相对自由，使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大规模投奔西北，客观上壮大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说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坚不可摧，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战略胸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自救创造了历史契机，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彻底解决民族危机的前提下最终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奠定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才基础，因而堪称“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抓。
崇离的人类意味——对世界美好前景的热烈追求
去世前，斯诺写了一封短信。其中写到：“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趄越民族、跨越国界的全球视野和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使《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国际报告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影响尤为深远的经典之作。
一、考察红色中国的人类学动机
“埃德的焦点是人类。”
事实正是如此，斯诺始终怀着炽热的人类情感去面对现实。在美国，他梦寐以求的是到中国寻找“东方魅力”。来中国后，他最大最强烈的愿望是访问西北红区。西行之前，他设计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红色中国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9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中国革命“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为求得上述问题的答案，斯诺毅然作了一次“朝圣般的旅行”。他说，“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
斯诺此一西行，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大白于天下。
二、对中国民族抗战的人类学评价
“从美国的密苏里开始，他就渴望并追求整个人类也包括自身的独立自由。”这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很自然地与中国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产生了强烈共鸣。斯诺认为，严格说来，《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透过同众多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谈话，“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