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现代意识
新时期以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重构，带来利益分配的全面调整，造成主体社会角色的转换。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联系的日趋密切，经济、文化、科技更趋全球化，全球趋向“村庄”化。上述社会文化背景，已经促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以及嬗变中的复杂表现形态，导致文学创作在“失范”状态下各奔前程。
承此，新时期报告文学抓住机遇，直面现实，勇作先锋，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丰展的表现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体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且一度遥遥领先。总体上说，新时期报告文学因人文精神回归、哲理意味加浓、文化色彩亮丽、人类关怀趋显和个性意识增强等而拥有鲜明、浓烈的现代文本意识。
时空度量上的史诗性
任何现实都将以历史的方式留存，正如一切历史都曾以现实的方式存在一样。当又一个千年纪元来临之时，新时期报告文学将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道成为历史话语。
辞旧迎新时的顾盼和迎候心理，往往造成以现实审读为支点的回眸和前瞻意识，而回眸和前瞻间的显性或隐性时空度量，便构成全息视野中的史诗空间。关于该空间的似真性语符文本，必然给人以历史的雄阔感、沧桑感和崇高感。
新时期报告文学厚重而深邃的史诗属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类作品善于从事物的整体上把握现实，以透视历史境遇中各种事物已经有的、可能有的和应该有的发展动态。
与以往报告方式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一改传统的线型、单一、平面呈现模式，更多地以集束、集纳方式发起集团冲锋，因而更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立体面，具有全息性和纵深感。天安门事件无疑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喷发的“井”。针对这一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除理由的《在“四五”的激流中》、《伟大的瞬间》之外，还有《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系列征文以及杨匡满、郭宝臣合写的《命运》。后者纵横捭阖，时空度量富有弹性，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全景性报告文学。上述作品多角度、多层次展示了“四五”运动，给人以完整、清晰感。
跟踪进行时报告文学更能展现社会的流动感，从中，读者可以更为真切地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理由的“栾菊杰系列”一一《扬眉剑出鞘》、《续扬眉剑出鞘》、《她今天称杰于世》等，渐进地写出女剑侠栾菊杰从成长到成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凡历程。诸如此类的集束式系列报告文学还有很多，如张嵩山的《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以及《傻子瓜子衰微录》，历时性地报道了年广久及其瓜子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兴衰浮沉，以点带面，小中见大，在历史的演进中折射出市场经济时代行为主体的开拓与调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也以纵向集束方式历史地勾画出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的渐进线，有突出的时间感和紧迫感。
与此同时，瞄准一点、多维投射的集纳式共时性报告文学也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现代史诗意识的重要承载方式。这类作品的空间感较历时性报告文学更为广阔。如较早关注特区建设的报告文学《蛇走笔》、《龙飞蛇舞》、《看这里黄土怎样变成金》、《特区女经理》、《深圳湾的驾浪者》等等，多侧面展示了特区火热的建设场面，塑造了特区人坚毅、豪迈的创业性格。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刘权太的《中国的乞丐群落》等作品，则从特殊的界面和各自的角度暴露了改革潮响中的某些不和谐音，相互补证，相得益彰。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史诗品格尤其表现在80年代以来众多全景性作品之中。日新月异的生动现实，作家的主体自觉以及对生活的深度介人，各种读者群落多样化的求知求解心理，使全景性报告文学以大跨度、大容量、大思索的史诗形象成为当今报告文学的新思维。在时空的纵横交错之中，此类报告文本勾勒出一幅幅20世纪历史领域的现代性记忆和世纪交活的现实图景，并不时将触须伸向国际视阈，显示出跨越国界的世界关怀。《中国农民大趋势》、《自由备忘录》、《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忧患八千万》、《百万大裁军》、《大京九纪实》、《80年代十大战争》、《恶魔导演的战争》、《中国院士》、《百年沧桑一1997年香港回归纪实》等，显然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们视野开阔，握笔如椽，走笔如飞，浩歌长啸，创造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内涵，以其浓郁的史诗性昭示了未来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光明前。
对象选择上的平民性
平民性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对象选择上的平民意识是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社会的现代转型，传统“领地”意识被颠覆，更多的人沦为平民。人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作为普通一员，每个人都面临着跋涉的艰难，面对凡人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
这反映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是对传统英雄观念的反叛以及对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民间命题的认同或皈依。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平民意识及写作中的平民路线，可以看做是“五四”以来平等观念的延续和推进。
新时斯报告文学对象上的平民选择有赖于这样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意愿。权延赤、毛毛等作家揸长将领袖和杰出人物置于平民环境予以表现，揭开蒙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着意铺写日常语境中这些非凡人物作为常人所具有的各个生活层面以及内心波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毛泽东、邓小平，喜怒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种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人物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阈中，我们轻易而自然地接近了伟人。
与此相关，直接以平民为写作对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策略性创作主流。这与前述生活的平民化以及作家与读者的平民认同密不可分。《中国的“小皇帝”》、《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万家忧乐》、《癌症死亡》、《长河精英》、《敦煌之恋》、《信访组里发生的故事》等作品将取景焦点对准各色平民和平民群体。而类似《山野斯人》、《美丽的眼睛》、《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小挎包》、《追赶太阳的人》、《继母》、《一片叶子》等作品更以边缘意识塑造了颇具身边感的触手可及的小人物。
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问题，便不难发现，普通人毕竟是社会的大多数。曳我们谈论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否时，实际上是将公众化的平民作为谈话前提的。在此种意义上说，平民文学是本真的文学，也是最美的文学。正如报告文学作家肖复兴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辛酸苦恼，了解了他们在平凡之中创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事迹”，也就了解了生活中的美。0勤于并善于描写普通平民命运的李玲修说得更干脆：“没有哪位报告文学权威大师讲过，平常的人和事不能进人报告文学。”可以认为，这是平民报告文学时代的庄严宣告。
事实表明，平民报告文学不仅赢得了生活和读者，而且还在更其深广的层次上唤起了被书写对象的自尊心、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这种“脊梁”心理无疑又刺激了作家的选择热情。《心中只有国门》中那三位被困喀剌昆仑山的战士“遗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生活中的凡人俗事，带给作家对象选择上的俯拾即是和读者接受上的亲近效应。这也正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久写不衰、读而不厌、大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价值取向上的超越性
超越性本质上永远是现代性的一个代名词。本文所谈论的超越性是指基于现实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筑其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而参与、变革意识的获得，常常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走向成熟、深刻和超越的必要触媒。新时期报告文学在继承前此报告文学批判性、战斗性传统的同时，渗透着尤为浓烈的介人因素，表现出舍我其谁的超越性努力。
正如我们在论及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题时所陈述的那样，此期的报告文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这种超越性努力。
首先是自然的忧戚。
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外文学自古至今的一个不倦的母题。新时期报告文学以新的战略眼光审视自然，并且认识到，把握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最高境界就是维护自然的尊严，最大限度地争取与自然和谐相处。
新时期报告文学对于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深度关注，显然基于这样的事实一一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主体物质需求的日益膨胀，人们变得越来越短视和急功近利，以至于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扭曲自然生态，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结果，在不公正地征服抑或拆解自然链条的同时，又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残酷的人类自戕。
新时期报告文学无与伦比的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捕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提示或暗示，迅速而坦率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这种醒世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剖析。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污染问题提出严正警示。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患，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追问等等，无不表现出对人类生存依据清醒的守护意识。其次是灵魂的救赎。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社会性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深刻的。可以肯定，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社会性灵魂救赎工程就已经正式启动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等作品，站在政治和民族的髙度对那个非常年代作了富有历史深度的整体性反思，表达了现代公众对理想、正义、道德和良知的强烈呼吁。《毕竟东流去》、《检察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失控的权力》、《“岭南虎”的毁灭》、《没有家园的灵魂》、《希望在燃烧》等作品将新的历史条件下万民瞩目的腐败问题作为社会焦点予以剖析，显示了人类战胜腐败的必胜信念。《恸问苍冥》、《历史沉思录》、《阴阳大裂变》、《摆粟之狱》、《人鬼之战》、《世纪之泣》之类的作品，以感时伤世的泣血之章，表达了文明时代的现代公众对个人、家庭、民族乃至人类前途的凝重思索。《万家忧乐》、《丐帮漂流记》等作品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也绝非无关痛痒的政治说教，而是直抵精髓、充满理性力量的灵魂救赎。再次是文化的关切。
历史与现实的苦难，以及对于这种种苦难的忧患，势必诱发思考着的主体的超度欲求。而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介人，又使其不可能像小说那样迷恋于虚构的文学乌托邦世界。于是，对未来可然或必然的期待便成为报告文学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文化方式。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关切，是现代报告文学趋向成熟的显着标志。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内在渴求。与知识关怀相联系的是教育关切。事实上，教育及教育体制的忧思与谋划，本身就是知识文明的救赎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等诸多作品作了有益探索。此外，在新时期文化关切式报告文学中，还有一类如《啊，玛纳斯》、《播鲁迅精神之火》等作品，直接从正面讴歌抢救、保留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架梯行为，同样值得珍视。
话语方式上的自便性
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状态和文本形态而言，其话语方式呈明显非模式化倾向。在真实性原则规约之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更加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随意性，笔法更为自由活泼，运动感、速度感更趋明朗，并在广角性上取得可喜进展。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自便性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快速变动的现代生活的自然约定；二是个性化时代作家主体的自我追求；三是读者日渐多样化的召唤结构的规定。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多元化时代主流文学的暂时沉寂，也宣告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内部权威写法的适度消解。同时表明，由于现代作家们的超越性努力，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写作范式已经面临跨世纪的挑战。
人们应该感觉得到，新时期报告文学差不多是在“无传统”的状态下迅速壮大、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构筑自己的作品时，都不满足于既成的模式，而总是力求寻找新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创意”。理由、罗达成、黄传会等作家将小说叙事方法引进报告文学。王蒙的《访苏心潮》、王作人等《极光下的梦》以及陈祖芬的诸多作品巧妙运用意识流手法刻画人物心理，细腻、真切而传神。刘富道的《人生的课题》在新写实原则的实践方面有成功的探索，徐迟、黄钢等大师级作品的诗意品格国人公认，陈祖芬、卢跃刚作品的电影手法以及韩静霆等作家作品中的戏剧化倾向，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可以认为，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自信、激情满怀、新作迭出的话语竞争时代，其文体探险精神和语态冲浪意识前所罕见。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自便性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普遍的自觉追求。乔迈宣称：“小说长于刻画人物，戏剧讲究结构艺术，诗歌富于激情，散文重视叙述语言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甚至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意识流、时空转换、回闪等表现手法，都不妨在合适的场合加以运用。”他的观点应该具有较髙的代表性。经作家们多方求索，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宏观文体与具体语式巳是摇曳多姿，万象纷呈小说体、散文体、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卡片体以及特写、长镜头、内心独白、仿拟语态等，酣畅挥洒，一切以自便为”最高准则。因此，新时期报告文学充分体现了创造的本质。
新时期报告文学话语方式的全方位自便运作，打破了定于一尊的历史霸权主义，相当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艺生产力，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不过也应看到，这种自便性在促成作家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也可能鼓励了某些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但是我们相信，激情过后，作家们对此会做出冷峻的思考和正确的估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