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的禅，主张循序渐进，通过抑制身心活动，断除一切妄念，灭尽所有杂想，最后达到解脱。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强调渐修的禅法，它与印度禅学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慧能则从般若性空的角度指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空，无所谓矛盾差别，因而也就不存在断恶去染的问题。为此，他不仅否定了传统形式的坐禅，而且还对“禅”作出全新的解释。认为，“外离相日禅，内不乱曰定”。意思是说，禅不应该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内心的体验、领悟。
慧能禅学的一大特点，是关于“定慧等学”的观点。“定”，是指意志锻炼的功夫；“慧”，指在定的基础上获取的宗教体验。隋唐佛教宗派十分注重定慧双开、止观并重，但一般都视定、慧为禅的先后两个步骤，虽力求把它们统一，而实际上仍然分裂为二。慧能则把定、慧看作是“体一不二”，相即互含，这好比是灯与光的关系：从定来看是光，从慧来看是灯。
慧能义把“顿悟”看作成佛的根本道路，以此与神秀的“渐修”加以区别。所谓“顿悟”，是指刹那间觉悟自己所具的佛性，不用积累而突然达到佛的境界。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敦煌本《坛经》）“真如本性”就是佛性。
“顿悟成佛”说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后人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的禅宗“顿焐”。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际，只是对“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具体修行，也就没有必要了。它破坏了传统佛教寺院生活的固有特色，引导僧侣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增强了禅宗自身的应变能力。又由于这一学说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所以既为下层劳动群众的学佛提供了方便，义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以及七大夫的宗教热情。当然，对于某些地主阶级人物来说，这种宗教学说，还投合了他们贪婪残忍和不劳而获的本性。根据“顿悟”说，只要“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于是，在这一口号下，他们就可以逃避罪责，逍遥法外。
佛教自传人中国后数百年内，释迦牟尼佛及其他众多的佛始终具有神圣威严的性质，慧能把自心等同于佛性，从而有力地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顺着这一思路，惹能之后，禅宗提出“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口号，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与此同时，却与中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先秦庄子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魏晋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的生活态度，都对禅宗有重要影响。三五家七宗的禅风
慧能禅宗经神会等人的宣传、发扬，在中唐以后影响不断扩大，此后便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至唐末五代，从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门下分别衍化出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禅宗，史称“五家禅”或“五宗禅”。五家禅的相继建立，标志着禅宗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中国佛教的特色在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宋时，临济宗下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合先前五家，统称“五家七宗”禅。直至今日，禅宗仍然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其中尤以临济宗的杨岐派最为流行。
五家七宗禅是对慧能禅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建立起分头并弘、自由开放的禅法传授体系；二是极力反对知解言说，提倡直观体悟；三是吸取老庄思想，采取“顺乎自然”、“自由任运”的方式。
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是一位颇有个性的禅僧，据说早年怀让参见慧能时，慧能便曾预言：“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景德传灯录》卷五）这“马驹”便是后来的道一。其实，道一是怀让一手培养起来的。这里有一个“磨砖作镜”的故事。道一于幼年出家，唐开元( 713 -741)中在南岳衡山结庵而住，整日坐禅修行，凡有来访者一概不予接待。据说他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当时怀让住在距此不远的般若寺，见道一形象不凡，便有意进行诱导。他取了一块砖，每天放在庵前石上研磨。开头道一没有加以理睬，时间一长，他终于耐不住了，便问：“磨砖作什么用？”怀让答道：“磨作镜子。”道一接着问：“磨砖能成镜子吗？”这时怀让反问道：“磨砖既不能成镜子，坐禅又怎能成佛呢？”道一听后，如雷贯耳，急忙起身，请怀让指点。怀让告诉他：好比驾牛车，车如果不动，是打牛好呢还是打车好？你成天在这里打坐，究竟是学坐禅呢还是学坐佛？若说是学坐禅，禅并不是坐卧；若说是学坐佛，佛并不是定相。你如果坐佛，那等于杀佛；你如果执著坐相，说明你未曾懂得禅。道一听完怀让这番话，豁然开朗，便拜他为师，整整服侍10年。后来他离开南岳，独自前往江西洪州（治所在今南昌）一带传授禅法。
“磨砖作镜”故事说明，禅宗的“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闭目枯坐。根据惹能思想，所谓成佛，只是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转变。这一比喻，只用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禅宗一个原则问题说透了。由此发端，后世禅宗僧侣纷纷仿效，以各种比喻、隐语、暗示、动作等来表示自己对禅的独特见解，从而留下许多荒诞不经的禅宗“机锋”、“话头”、“公案”，并进而发展为棒喝齐施、焚烧佛像、呵佛骂祖的放浪举止。与此同时，禅宗风格朝着激烈、自由、奔放、豁达的方向发展，显示出全盛时期的鲜明特色。
所谓“机锋”，又名“斗机锋”，是禅宗因人、因时、因地而采用的一种宗教神秘主义教学方法。禅师有时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有时对不同问题作出相同的回答；有时对提出的问题不作直截了当的回答，而是以种种反理性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也就是所谓“对症下药”。
如有僧问：何为佛？禅师的回答是：麻三斤。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但其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要把问者的正常思路挡回去，令他反身自照，发现自己成佛的本原。又如有僧问：何为佛法大意？禅师回答道：面南看北斗。根据常理，面南当然看不到北斗，但是，一旦回过头来，北斗又恰在面前。禅宗强调神秘的内心反省功夫，“面南看北斗”就是这意思。类似的机锋如：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答，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问，如何是佛心？答，镇州萝卜重三斤。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板齿生毛；或答，坐久成劳。
按照禅宗所说，机锋的运用应是自然的，因人而异的，最终目的是要直觉禅的深意，人人都去成佛作祖。作为教育方式的一种，弟子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激烈的机锋，它可以是哲理性的、谜语式的，乃至相当乏味或无聊的。禅师的回答往往是深刻的，能起到令弟子反照、醒悟的作用；也有禅师因水平不及弟子，却又不愿丢失面子，便故意作态。所以，并非所有机锋都能加以分析、解释。
“话头”，是指禅宗祖师们在各种场合下发表的精辟看法。后世禅者经常拿来加以引用，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范例。这些历代祖师的言行范例也就是“公案”。禅宗认为，是否对棒真正领会，应取公案来对照。这里举“野鸭子话”一则公案，原文如下：“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大师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去也。大师遂扭百丈鼻头，丈作忍痛声。大师云：何曾飞去？”（《古尊宿语录》卷一）这是马祖道一与弟子百丈怀海之间的一段精彩对话，在这一过程中，道一已将禅法要点传授给了怀海。野鸭子飞空是平常的事，怀海开始时回答“野鸭子”是对的，因为指的是眼前事实。但当道一再问飞向何处时，已不是指野鸭子，而是指对方的心，这时怀海回答说：“飞过去也”，便是心随野鸭一起飞走了。于是，道一掐他的鼻子，使他警觉，把错误思路引导过来。
相传“棒”（包括拳打脚踢）的使用，始于黄檗( bo)希运和德山宣鉴；“喝”（大声呵斥）的使用，始于临济义玄。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说。禅宗史籍有一则记载说，义玄在希运处问“佛法大意”，曾三度被打，后来他受大愚禅师启发，有所领悟，便回希运那里，以同样方式回敬了老师。禅宗认为，“佛法大意”不能用正面语言表达，只能以神秘的方式加以体验，而棒、喝可以达到使对方猛醒的特殊效果。后人借用禅宗术语，在令人猛醒时常说“当头棒喝”。
焚烧木像、反对偶像崇拜，最著名的是丹霞天然。丹霞原本读书人，后来听说学佛比读书要有出息，所以在赶考途中投奔寺院，出了家。某年冬天外出，在慧林寺遇上大雪，为了驱寒取暖，他烧了寺中的木佛。寺主责问他：“你为什么烧我寺院木佛？”他以杖子拨着火灰，坦然地说：“我烧取舍利。”寺主问：“木佛哪来的舍利？”他答道：“既无舍利，那就再拿两尊来烧。”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只承认自己本心的主宰，所以烧木佛取暖不妨碍成佛。丹霞后来在法堂上对他的弟子们说：“禅可是你解底物？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当然，从信仰的角度说，这种极端行为是很难为后世普通佛教徒接受的。
呵佛骂祖的代表人物是德山宣鉴，他曾在上堂时公然向弟子们宣称：“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临济义玄也说：“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见《景德传灯录》卷十二、十五）可见，自丹霞以具体行为明确表示对佛的不敬之后，反对佛祖崇拜、否定佛教传统和权威的思想及行动已成为这一时代禅宗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