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南湘潭“大唐兴寺”
位于湖南湘潭十八总（即湘江岸边锦弯旁）的“大唐兴寺”，虽然只是一座僧侣不众且屡遭毁坏的普通寺庙，但其名称却颇有来历。
据史料记载，始建于晋代的“大唐兴寺”，最早名为“石头寺”，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到了唐代因为有著名高僧智俨曾到该寺讲经并圆寂于此，该寺僧侣为了怀念这位高僧，遂在寺旁建筑一幢六角九层石塔葬其骨殖，故“石头寺”又名“石塔寺”。其实，“石塔寺”之盛名不仅仅因为高僧智俨，还缘于一篇塔铭和一则传说，那就是由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所作这篇刻于塔基之上且文采飞扬的塔铭，而传说则是因为塔内还供奉有唐初大将尉迟恭所用之铁鞭。当然，该寺后来之所以以“大唐兴寺”之名传世至今，其间自有典故，而典故的主人公就是以书法名留史册的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
褚遂良（公元596年—公元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吏部尚书，曾受封为河南郡公，故人称“褚河南”。作为一代大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艺术最初学习虞世南，晚年则偏好“二王”（王献之、王羲之），其正书丰艳流畅，清俊飘逸，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对后代书风影响极大，著有书品《大字阴符经》和《倪宽赞》等传世。其实，以书法艺术名世的褚遂良，还是一代敢于直言上谏的贞臣。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鉴于高宗皇帝欲废并无过错的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遂履行职责直言上谏劝阻，从而被高宗皇帝降旨贬为潭州都督。一天，来到潭州就任的褚遂良信步登上湘江边的陶公山，只见苍松翠柏间有围墙高筑的一座古庙，进入寺庙山门即为钟鼓楼，门外有高僧智俨骨殖所葬之处——石塔，整个寺庙共有三殿，前殿供奉的是弥勒佛，两旁列有四大天王和十八罗汉；正殿供奉有释迦牟尼、药师和地藏菩萨等；后殿则供有千手观音。除了三座殿宇外，寺庙内还辟有一处小花园，其间水阁凉亭布置巧妙，景色十分宜人。面对如此景致幽静、寺宇宏伟的石头寺，褚遂良这位耿介的贞臣遂触景生情，想到当前朝纲不振，不禁心生悲愤，挥毫题写了“大唐兴寺”四个大字，以暗示匡扶大唐之意。随后，石头寺僧人将这四个字刻为石额，从此该寺更名为“大唐兴寺”，并一直沿用至今。对于这一典故，清康熙《湘潭县志》中有记载说：“褚遂良永徽中以谏立武昭仪，为李勣，许敬宗所闻，贬为潭州都督，常登陶公山游锦湾，因易（石塔寺）为（唐兴寺）。”又载：“晋石头寺，在锦湾，虞褚登善（即褚遂良）题榜，易今名。”可惜的是，“大唐兴寺”曾于元朝末年被毁，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重建后又多次毁而复修，到了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寺院因遭劫匪，遂僧众四散，寺院开始败落，今寺庙旧址已被改建为唐兴寺小学。
寺之不存，匾额尚在，只不过“大唐兴寺”这块匾额现收藏于湘潭市博物馆内。由褚遂良亲笔题写的“大唐兴寺”四字汉白玉匾额，长二点三六米，宽零点八米，厚零点一一米，匾额正中除了褚氏“大唐兴寺”四个大字外，其上首还刻有隶书“通邑”二字，从字迹而知其为后人所加。不过，这并不影响褚遂良“大唐兴寺”四字之神韵。有幸得见，但见这四个大字字体圆润而流畅，粗壮而古朴，由此可知褚氏在书写时用墨厚重，雄浑有力，虽为正楷书体，但融行书于其中，于端正谨严中运用神奇妙变，堪称“有正有奇”的书法佳品。当然，如果得以反复摩挲，则更能感觉到其貌丰骨劲，一种卓然大家之气度跃然其上。
2.贵州桂林“逍遥楼”
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位于今天贵州省桂林市滨江路北段解放桥与伏波山之间，初为唐朝桂州城的东城楼。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程节在对该楼宇进行重新修建时，将其更名为“湘南楼”。至于程节为什么要将“逍遥楼”改称“湘南楼”，这从悬挂在桂林城墙行春门城楼那块“逍遥楼”匾额背面的《湘南楼记》中可以得知，因为这篇“碑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程节当年的修楼经过及更名缘由。不过，“湘南楼”之名似乎终究不如“逍遥楼”为人所爱，究其原因，概由“逍遥楼”这三个大字为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写的缘故吧。
确实，落款为“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的“逍遥楼”匾额，长二点一五米，宽一米，每字径零点六米，款字径零点零八米，特别是匾额上那楷书“逍遥楼”三个大字，厚重雄强，大气磅礴，端正而不拘窘，庄重而不板滞，具有典型而独特的颜书风格。然而，程节当年重新修建该楼宇时，竟然命人将匾额正面这“逍遥楼”三个大字铲去，而换上不知为何人所书的“湘南楼”三字。公元1972年，人们根据旧拓本重刻匾额时，其正面依然镌刻上了“逍遥楼”三个大字，这也算是保持原貌吧。不过，人们虽然钟情于颜真卿的“逍遥楼”，其实他并不曾到过桂林，相传此匾额是他根据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块碑石钩摹重刻而成。那么，颜真卿到底是何许人也，竟能领受人们如此之钟爱呢？
颜真卿（公元709年—公元785年），字清臣，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年间进士，曾任殿中侍御史，后遭奸臣杨国忠排挤而离京出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一职。“安史之乱”时，颜真卿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哥哥颜杲卿紧密合作，派兵截断安禄山一支叛军的归路，并设计捕杀了安禄山手下几员得力部将。正是由于颜氏兄弟这一振奋人心之举，遂使河北诸多州郡积极起兵响应，为朝廷最终平定“安史之乱”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后来，虽然哥哥颜杲卿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因兵败被俘遭到叛军杀害，但弟弟颜真卿则因功而升任为吏部尚书，晋封鲁郡公并进京就任太子太师一职。再后来，颜真卿这位真正的学士兼斗士在接受当朝皇帝唐德宗之诏命，前往又一叛军李希烈军中劝降时，不幸被李希烈残忍杀害。对于颜真卿之死，唐德宗闻听消息极为悲痛，当颜真卿尸体被运回京城后，他不仅颁诏对其忠烈行为予以特别褒奖，还诏令在京官员辍朝五日以示祭奠。不过，关于颜氏兄弟这种忠勇伟烈之壮举并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特别是弟弟颜真卿的盛名，则是以他创立“颜体”书法而美誉后世的，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且值得思考的事情。当然，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学张旭的颜真卿，不仅其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而且其行书更是遒劲郁勃，使古法为之一变，对后世书法艺术影响极大，被人们称之为“颜体”。颜真卿这种自成一体的书法艺术魅力，世人从其留存诸多的碑刻中可以尽情领略，但桂林“逍遥楼”当属书法艺术爱好者不能不临者之一。
3.江西吉安“祖关”
位于江西吉安南郊青原山上的净居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是中国佛教禅宗青原系始祖行思禅师的法场。当年，行思禅师在此弘扬佛学时，四方僧俗禅客云集寺院，遂创建禅宗青原一系，后为禅门曹洞、云门、法眼三宗的祖师。就此，净居寺也成为禅门三宗的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净居寺，坐东朝西，砖木结构，殿阁内除了塑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和观音菩萨等塑像外，还铸有千人铜锅、百斤香炉及千斤大钟等器物。当然，该寺最具盛名的，当属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题写的“祖关”匾额了。“祖关”，也就是祖庭的意思。据史书记载说，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颜真卿初到吉州（即江西吉安）就任司马之职时，便立即前往青原山净居寺拜谒，当时行思禅师已经圆寂25年之久，但颜真卿为了颂扬大师开创禅宗一系之贡献，特挥毫书写了“祖关”二字，后寺中僧人勒石嵌于大殿墙壁间。其实，颜真卿之所以看重青原山及净居寺，不仅因为这里是禅门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之祖庭，还由于自古以来文人极为浓重的山水情怀。坐落青山幽谷之中的净居寺，左右双峰对峙，环境清净，景色优美，是一处难得的参禅弘法之地。颜真卿初到青原山净居寺时，先是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随后有感于行思禅师之功德，便禁不住提笔写了“祖关”二字。众所周知，颜真卿向来看重且擅长楷、行二书，但“祖关”二字却一反以往之书风，而是以篆、隶融浑的八分书，真可谓是别具一格。对此，历代书家多有品评，例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字元章）就曾这样评价说：“鲁公（即颜真卿）笔迹，惟庐山，吉州题名为不失真。”而“所谓吉州者，即青原山‘祖关’二字也！”随后，他又指出：“‘祖’当有原委，鲁公非忌为增加者。”
确实，颜真卿这“祖关”二字可谓是用笔稳健，气势宏伟，风翥鹄峙，遒毅而俊逸，新裁而古雅。可惜的是，长一点七米、宽零点八三米的石质原匾早已不见踪迹，现存之匾是清康熙初年重新勒刻的，这从匾额下款署有“宛陵施润章重立”字样中可以知晓。不过，这块重新勒刻之匾在“文革”期间也曾被折为两段，好在上款署有“颜真卿书”的“祖关”二字没有破损，这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更为有趣的是，自颜真卿题写“祖关”二字后，青原山净居寺遂成为历代名流文士游览礼佛之胜地，他们每到此地除了参禅论经之外，还吟咏题词，使青原山净居寺更加声名远扬。其中，最为引人称誉的就是被称为“青原墨迹四宝”——
颜真卿书“祖关”、黄山谷书“咏青原山诗”、文天祥书“青原山”和方以智书“天在山中”了。
4.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位于湖南长沙境内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另三座书院为：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之一。
书院，是出现于唐宋至明清时期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是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学和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至五代时，当时有智璇等两位高僧到此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而岳麓书院的真正创建，则始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由时任潭州（即长沙）太守朱洞筹资创建，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潭州后任太守李允又对其进行扩建。到了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书院山长周式，御赐“岳麓书院”匾额，遂使该书院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后来，岳麓书院先后有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和王阳明等在此主持或讲学，使其更加声名远播。到了清康熙、乾隆年间，这两位极为重视且精通儒学的皇帝都曾御赐书籍和匾额，遂将岳麓书院的盛名推上了顶峰。清朝末年，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岳麓书院与湖南新式学堂合并，改称为“湖南高等学堂”，开始了其新学传播的历史使命，公元1926年湖南大学即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如今，湖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而修复后的岳麓书院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千年学府续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历经千余年岁月洗礼的岳麓书院，不断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修扩建，但主体建筑始终集中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条主轴线前伸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再配以大门、讲堂、御书楼、斋舍、文庙、专祠及赫曦台、亭、轩等二十余栋具有湘楚风格的古建筑，从而形成了中国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当然，在岳麓书院现有建筑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北宋年间真宗皇帝御赐的“岳麓书院”匾额了。据说，当年宋真宗召见书院山长周式时所赐御书，随后被镌刻制匾悬挂在书院山门之上，明代又刻石嵌于湘江之滨的外门牌楼上。清朝末年，牌楼虽毁，刻石犹存，但那珍贵的木质匾额则于抗日时期被毁。如今，悬挂在书院大门门楣上的木质黑地金字匾额，是公元1984年6月依照明代遗存石刻复制而成。不过，在这方长三点四米、宽一点三米的匾额上，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宗皇帝书法之精妙。这方“岳麓书院”匾额，结构缜密，方正庄严；字体圆劲润道，笔法舒展流畅，刚柔相兼，气势恢宏，端庄凝重；风格古朴，丰腴厚实，实在是书法艺术之珍品。
宋真宗赵恒（公元968年—公元1022年），北宋第三代皇帝，在位二十五年间积极推行重文取士政策，十分尊崇儒学，曾刊印有《九经义疏》等儒家经典传世。
5.辽宁义县“大雄殿”
位于辽宁义县城内北街的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在故里所建的一座皇家寺院，初名“咸熙寺”，后改称为“奉国寺”，又因殿内供奉有七尊大佛，故还有“七佛寺”或“大佛寺”之称。那么，这是一座什么样的皇家寺院，它在建筑等方面有何特色，为何至今也不知是何人所书写的“大雄殿”匾额竟能成为中国名匾呢？
作为一座皇家寺院，奉国寺集佛教、古建筑、雕塑、和绘画等历史、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价值于一身，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绝美天下。特别是寺院中那七尊泥塑彩绘大佛，以其高度的艺术价值独步华夏，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被中国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中国著名雕塑家傅立人先生介绍说，这七尊大佛比例修长，面部庄严肃穆，端正慈祥，其中眼、嘴、耳廓，都是按照佛教规仪的定制进行处理，充满了一种装饰的意味。另外，这七尊大佛在手印、服饰和动作上的雕塑也各不相同，而释迦牟尼佛的头部微向西方一侧，比喻他怀念家乡之意。所有的佛都作半跏趺坐，衣纹的处理流畅优美，统一中不失变化，有一种曹衣出水的味道，这种经过艺术家正理设计的衣纹，体现了艺术家卓越的艺术才能和深厚的技艺修养。至于那十四尊胁侍，其修长的身材、优美的体态和科学的部位关系，即使由当代人制作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准。当然，奉国寺内除了雕塑和建筑等高妙艺术及珍贵价值外，悬挂在大殿正门上方的那方“大雄殿”匾额，也堪称是该寺的一大珍宝。
大雄殿，又称大雄宝殿，是奉国寺的主殿，其中供奉有本尊菩萨释迦牟尼。至于“大雄”二字，则是梵文“摩诃毗罗”的意译，据《佛教大词典》中解释说：“佛有大力，能降诸魔，是谓大雄。”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一种尊称。悬挂在这座主殿上方的“大雄殿”匾额，不仅是高达三点零五米、宽达一点五二米的巨大木质竖匾，而且蓝地阳刻金字更显笔力沉着雄浑，外形润美，内寓刚劲，功力深厚，堪称是书家之名作。另外，特别引人入胜的是，在匾额四边还透雕有六条龙饰，上边一龙翘首俯视，龙体则隐现在舒卷云朵之中；下边一龙昂首仰望，龙身又浮沉在翻卷海涛之间；两竖边则各镶二龙，四首昂起，左右相对，其雕工精细，玲珑剔透，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充分表现出了制作工匠的精湛技艺。据说，这六条龙之所以如此配置，是象征着天地四方，寓含六合之意，这实在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技术处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