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紧张的日子
下面是托洛茨基的妻子在事隔很长一段时间后对那段紧张的日子的记述：
我记得，仿佛是革命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走进斯莫尔尼的一间房间，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列·达，似乎还有捷尔仁斯基、越飞和别的许多人在那里。大家由于睡眠不足，脸色苍白，眼睛红肿，衣领满是污垢，房间里烟雾弥漫……一个人坐在桌边，身旁围着一大群人，等待指示和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周围也围着许多人。我觉得，人们仿佛是在梦中发号施令。在他们的举止和话语里有一种梦游症和月夜狂似的东西。我有一会儿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梦中看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如果他们不去好好睡一觉，换上干净的衣领，革命就可能夭折。因为我的梦幻跟这些衣领密切相关。我记得，过一天后，我遇见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依尼什娜，仓促中我提醒她，应当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换换衣领了。
“对，对。”她笑着回答我。
不过，这时换干净的衣领在我眼里已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政权被接管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还没来得及换自己的衣领。他面容憔悴，可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他友好和温和地看着托洛茨基，带着那种表示亲热的笨拙的忸怩神态。
“您知道，”列宁吞吞吐吐地说：“从迫害、地下活动，一下子掌握了政权……”列宁寻找着合适的词汇。“esschw i ndel -t<sup></sup>。”列宁突然找到了一个德语单词，而且还用手在脑袋边画了个圈。他们相对而视，轻轻地笑了起来。
不过这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过后，很快转入正题。
要考虑组织政府的事。几个中央委员，就在屋角开了个紧急会议。
“叫什么名字？”列宁思考着。“绝不能叫部长，这是个陈腐的和被败坏的称呼。”
“可以叫委员。”托洛茨基建议道。“只是眼下委员太多了。是不是叫‘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大好。可不可以叫‘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啊，看来，这个名称合适。”列宁同意道。“政府总的称呼呢？”
“委员会，当然应该叫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合道。“非常好，散发着强烈的革命气息！……”
列宁对革命美学不很倾心，或者说不大喜欢津津乐道革命的“浪漫气质”。但是他越是深入地接触整个革命就越是能准确地感受到革命散发的气息。
“喂，”就在那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突然问托洛茨基，“如果你我均被白党杀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
“也许他们杀不了我们吧！”托洛茨基笑着回答道。
“鬼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列宁说道，说着也笑了起来。
1924年，托洛茨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后来他知道，当时的“三驾马车”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他提供的情况大为恼火，虽然他们不敢公然否认这件事。事实终究是事实：列宁只提到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并未想到别的人。
列宁先后两次流亡国外，除当中短时间的间隔以外，前后共达15年之久，他对党在国内干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信件来往和难得的几次在国外的会面，只是在革命后他才有机会直接考察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不得不重新估价一些人，或修正别人给他提供的对某人的看法。作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情操的人，列宁对人从不采取冷漠态度。这位思想家、观察家和战略家有时也会陷于感情的冲动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列宁从来不匆忙地作出关于某一个人优劣的判断。列宁的眼睛像显微镜，能将瞬间进入视野的特点放大许多倍。列宁常常真正地迷恋上一些人。托洛茨基有时就取笑他：“我知道，我知道，你又在闹恋爱了。”列宁也知道自己这个特点，只好付之一笑，有点儿窘迫，也有点儿生气。
2 分管外交
1917年中，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先列宁对托洛茨基态度谨慎，并且有几分保留。7月事变使他们很快亲近起来。托洛茨基不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反对，坚决地提出抵制立宪会议的口号时，列宁从他的避难地写信来说：
“干得好！托洛茨基同志！”
以后，列宁依据某些偶然和错误的迹象认为托洛茨基在武装起义问题上过分拖延。他的这种担心反映在他10月里写的好几封信中。最后，在起义的那一天，当他们并排躺在斯莫尔尼的那间昏暗的空房间的地板上休息时，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已经极为热情和推心置腹了。第二天，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列宁推举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马上站起身来反对，因为这个建议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突然和不适宜。
“为什么？”列宁坚持他的意见。“你本来就是掌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嘛！”
托洛茨基提议否决这个建议，不要展开辩论。后来就这样做了。11月1日，在彼得格勒党委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列宁喊道：“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这些话出自列宁之口是意味深长的。无怪乎记载列宁讲话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一直秘而不宣。
掌权以后，立即发生了一个托洛茨基在政府中担任什么工作的问题。奇怪的是，这个问题他竟从未想过。尽管曾经有过1905年的经历，可是托洛茨基从未把个人前途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很久以前，确切地说，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后来，他把创作活动跟其他工作一样，都从属于革命的目的。托洛茨基经常思考的是党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他无数次地写过和说过未来革命政府的纲领，可是关于掌权后他个人的工作问题却从未想过。因此这个问题的来到显得有些突然。革命后，托洛茨基曾打算留在政府之外，搞一点党的出版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胜利后他的神经反应也许是一个原因。前几个月置身于繁忙的革命准备工作，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篇文章说，托洛茨基全身像是一个电容瓶，一碰他就会引起放电。11月7日，托洛茨基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托洛茨基有一种外科医生经过一次困难而危险的手术以后，洗洗手，脱掉白大褂，准备好好休息一番的感觉。列宁跟托洛茨基不一样，他已经离开直接的实际领导工作三个半月，刚刚从他的避难地回来。两种情况一对比更加增强了托洛茨基希望能哪怕暂时退到幕后的决心。但列宁连听都不愿意听这种想法。他要求托洛茨基担任内务工作的首脑，因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托洛茨基不同意，而且列举种种理由，其中还提到一个民族问题：托洛茨基是犹太人，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值得给敌人提供这个口实？列宁几乎失去了忍耐，生气地说：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国际革命，这些无稽之谈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半玩笑式的争论。
“革命是伟大的，”托洛茨基回答道，“但革命留下的蠢货也不少。”
“可是我们总不能同哪些蠢货保持一致吧？”
“是不能保持一致，但向蠢货作一些小小的让步有时还是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使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呢？……”
托洛茨基已经说过，在俄罗斯生活中的如此重要的民族问题，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毫无影响。早在少年时期，民族偏见和歧视就引起托洛茨基的纯理性的疑惑，以后又变成蔑视，甚至道德的厌恶。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更加加深了托洛茨基的这种感情，使之变成了积极的国际主义精神。经历了那么多国家，熟悉了它们的语言、政治制度和文化，这使他的国际主义更加完善和坚定。如果说，1917年，或以后的一些时候，托洛茨基有时提出他的犹太民族问题作为推托某项任命的借口，那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托洛茨基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别的一些人争取到他这一边，列宁处于少数地位。他耸耸肩，叹了口气，又责备地摇了摇头，想到不管哪个部门反正都要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也就只好罢休了。但托洛茨基想搞出版工作的想法甚至连斯维尔德洛夫都坚决反对，他说：
“那地方让布哈林去，列夫·达维多维奇应当去对付欧洲，应当去管外交。”
“我们现在有什么外交好管呢？”列宁反驳道。
不过，最后他还是勉强同意了，而托洛茨基也就勉强答应了下来。就这样，在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下，托洛茨基当了3个月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部门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