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成了司各特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畅销书。继诗人和小说家之后，他又是历史学家了，《拿破仑·波拿巴传》成了第一部像流行小说一样畅销的历史著作。它向麦科利、卡雷尔及其他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证明，历史保证能使作者得到地位和金钱，只要把它写得绘声绘色。司各特尽力使这本书通俗易懂。有一次他在一天工作后记道：“头疼，眼睛疼，背疼，还有胸口疼——我相信，心也疼，还能说我没有尽到责任吗？”进行写传记的工作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关于自己的主人公的思考，第一次允许自己对自己的书做出预言：“这是我第一部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有把握获得成功的书。”传记从开始写作到完成，一共历时两年；但在这段时期内他还忙于写小说和书评、旅行、法院工作等等，更不用说失去财产和妻子的去世了，因此他真正用于完成这一宏伟任务时间看来不超过一年。九卷本的传记于1827年6月出版，头两版给债权人带来了18000英镑。
不出所料，书中最精彩的是对远征和战役的描写。它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司各特不喜欢书中的主要人物，使人在一些章节中能够感觉出来，这些章节读起来很费劲，完全可以断定，写的时候一定也勉为其难。司各特不具有真正的传记作家对自己的主人公那种浓厚而不带偏见的兴趣，不能够明确地决定自己对拿破仑的态度，他说拿破仑“无疑是个伟大人物，但并不是个好人，更谈不上好君主。”但“伟大”的实质性部分是仁德。本性不老实、对别人干了坏事而满不在乎的人不能认为是伟大的。但这些定义如果用来看待像波拿巴这种气质的历史人物，那就显得不能使人信服了：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他们是世界的混沌所造成的，他们是人类的虚妄、唯心主义、恶、愚蠢和热情的化身。”在法国，法国皇帝的传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非议，一位拿破仑的将军甚至暴跳如雷。这段时间他和往常一样帮助朋友和熟人渡过难关，并像往常一样主持为各种慈善目的举行的宴会。
1827年2月23日，司各特为援助剧院基金会捐款成员举行宴会。自从康斯特布尔破产以后，对谁也不是秘密了：《威弗利》作者的所有作品都出自司各特的手笔。但他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承认了这一事实。米多班克勋爵要为主席的健康祝酒，宴会临开始前，他问道，如果他提起他的著作事实，司各特是否会反对。瓦尔特爵士回答说：“随你的便吧，但是不必过分渲染这段老话。”他听到尊贵的法官在向所有在座者告别时说的过分颂扬的话，确实觉得刺耳。这位法官说，司各特“单凭苏格兰产生了他这一点，就为苏格兰带来了不朽的荣誉。”出席宴会的大约有300人，他们站到椅子上，热烈地表示赞同。司各特谦逊地承认自己要对那些小说负完全责任，并举杯为演员查尔斯·麦基的健康干杯，这位演员扮演的市法官尼科尔·贾维使他得到巨大享受。当司各特坐下时，麦基模仿自己所演角色的嗓门和语调，大声叫道：“你看，真想不到！我尊敬的主任老爹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儿子会受到伟大的匿名者本人这样的恭维！”对此司各特以同样的语调回答说：“现在这是小事一桩，大家都知道的，市法官先生！”这个晚上过得非常愉快。
他还写了总题目为《坎农盖特纪事》的中篇小说集，这些中篇小说据说是某个克里斯特尔·克罗弗坦格里收集并准备出版的。献给这个克罗弗坦格里的长篇序言，以及三篇作品——《高原的寡妇》、《两个赶牛人》和《医生的女儿》，于 1827年底分两卷出版，但读者反应相当冷淡。以前，司各特感兴趣的是性格，而现在首先是人物的心理状态。《两个赶牛人》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英语文学中最好的小说之一；另两部作品过于拖拉冗长。看来，司各特是喜欢《坎农盖特纪事》的；当巴兰坦对《两个赶牛人》做出批评反应时，他回答说：“总的来说我不太固执，但这次我要表现得固执一些。”而在《日记》中他断然写道：“我的《赶牛人》詹姆斯·巴兰坦不喜欢。但它们将要出版。有时候也得照我的意思办！”
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像司各特在1827年所过的那种日常生活都称得上是风云变幻的；而对司各特来说这是平静的一年。它的主要标志有：歌德的信（只要“《威弗利》作者”的小说一到，他总是把一切事情都搁在一边），去达累姆会见伟大的威灵顿。1827年秋，一切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威灵顿公爵将成为首相。在到英国北方诸郡旅行时，公爵是雷文斯沃特勋爵和夫人的客人，他们住在达累姆附近。他们请司各特参加接待公爵，于是司各特于10月2日到达他们的城堡。达累姆主教在古城堡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宴会。司各特遇见了几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好容易才把名字和面孔，面孔和名字对上号。”达累姆主教举杯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而未来的主教埃克斯特说，人们尊重诗人就像尊重军事长官一样。第二天是在山得兰的筵席桌旁度过的，而第三天又是在雷文斯沃特，他在那里“自己很快乐，也使得大家快乐。”司各特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去阿尔尼克拜访诺森伯兰公爵。不出所料，他回来时胃很不舒服。
但是司各特总是把自己的暂时病痛和坏心境瞒着家里人和周围的人。“在家里我装出心情很好的样子，即使事实远非如此时也这样做。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忧郁来给别人无忧无虑的高兴蒙上阴影是太残酷了。这样的克制就像是一种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因为如果长期装作情绪良好，就会变成真的。”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忏悔性的话：“最近两三天我的神经有些不大正常，常常因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强烈激动起来；黄昏的美，夏日微风的轻轻吹拂引起了我景仰的眼泪。应该更多地散步，振作精神——放纵这样的感情是毫无意义的。”
风湿病不允许司各特参加需要使体力感到紧张的散步和游玩。他曾经喜欢过这些。他指出有这样一天，他第一次自觉但不自愿地作出妥协，取消了这类活动。那是在按照惯例会见布勒—埃达姆俱乐部成员时，这批人有90人之多，从1816年起直到司各特去世，他们每年夏天都在金罗斯最高特派员威廉·埃达姆家聚会。这次会见从星期五一直持续到星期二，其中两天用来游览附近的古迹。小说《修道院长》中对利文湖周围地区的描绘当源自这类游览。1827年6月，这一伙人来到圣安德鲁斯城堡，当大家都爬上圣鲁尔塔时，司各特决定留在下面：“我在不知什么人的坟头坐下，想起我第一次游览圣安德鲁斯的时候——那是34年前的事了。从那时以来，我的感觉和我的命运变化有多大！——有时变好，但更多的是变坏。我记起了我当时在城堡大门旁边的岩块上刻下的名字，并问自己：为什么它仍然使我的心激烈地跳动？”
由于触景生情，这么多年前刻在岩块上的这个名字1827年秋天又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复活。他从珍妮·斯图亚特夫人——他青年时代的、也是最深情的恋人威廉明娜的母亲那里收到了友好的信件；威廉明娜本人已安息在墓地多年了。司各特决定11月去爱丁堡时去看望珍妮夫人。他请求凯德尔给他找一处体面的住所，只要求有带抽水马桶的厕所，没有臭虫。凯德尔谈妥了租下山德维克街6号的房子。司各特非常喜欢这所房子，后来每次因高等法院的事务去苏格兰首府之外，他都住在那里。
司各特前去看望威廉明娜的母亲。结果他和她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又到她那里去，“回忆往昔，像老傻瓜一样心软了，只会通夜抽泣和反复念诵那些诗句。这是忧伤的事情。土地使人想起亡故者，时间倒退了30年，使我彻底感到迷惘；我就好像一头被追赶的鹿一样，脾气生来温和，现在却变得暴躁可怕。”他再一次让这位老妇人有可能排解忧愁：“中午时分我动身到不幸的D·S·夫人那里去谈谈过去。我没有把握，重提往日的悲苦是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有益的事，但看来这能使她把埋在心底的痛苦说出来，就是说为她作一次精神放血。对我来说过去的事已摆脱了，并已成为神圣的回忆：忘是忘不了的，不过关于它的记忆却不一定会引起痛苦。”
他关于拿破仑的书所获得的成功，使每一个有理由夸耀和伟大的名字有亲缘关系的家庭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希望司各特用自己的笔使这个名字永垂不朽。他不得不拒绝一个又一个要他为各种人物写传的建议。“我天生对世人毁誉漠不关心，从未允许自己因巨大成功而自我满足，我有能力面对这一切而不眨眼……他们是不能忘记的。我戴过桂冠。”他把这一切记入了《日记》，这时，他的历史学家的名声将因另一部著作而得到巩固，而这部著作不仅比他近来任何一部小说都好，而且受到读者热烈欢迎。1827年12月，《祖父的故事》第一集出版了。
这些《故事》受到广泛欢迎，其第二集于1828年问世，第三集于1829年发行，关于法国历史的第四集于1830年出版。司各特写这些故事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献给小外孙乔尼·洛克哈特。小家伙的孱弱身体老是使父母及外祖父极为担心。1827年夏，洛克哈特夫妇住在波托贝洛；司各特每隔一天去看他们一次，和全家一起吃饭，带乔尼在岸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似乎对孩子有益。当例行的一次开庭结束后，全家便迁往阿博茨福德，患有脊椎病的乔尼可以在那里骑骑波尼马。外祖父每天都带他到树林里去散步。那时他就讲苏格兰的历史给外孙听。司各特感兴趣的是，所讲的内容孩子能听懂多少？司各特也喜欢《故事》：“哪怕让全世界都知道也行，我对它们的评价是高的。此外，在历史方面，我准备和任何人比一比高低。”关于《故事》的成功，他是在得到消息说《拿破仑传》第一版几乎全部售罄之前不久得知的；两条新闻加在一起，引起了他的消化不良：“我弄不明白，我的感情和我的肠胃状况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但一切使我兴奋的事情都引起我的黄疸病，于是我便感到不舒服。”不过《故事》的广泛成功似乎应该对他的身体状况有良好的影响：监护人收到红利十分高兴，允许他留下全部利润“作为日常开支”。
1827年《日记》的记载最后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的：司各特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功，而且在12个月内给债主们带来约4000英镑，因而监护人同意购买他的小说的版权。这意味着最终可能着手实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计划——将司各特的全部小说和诗歌作品重印，作为带插图的丛书，并附上作者本人写的自传性前言和历史注释。康斯特布尔于1827年7月去世，因而他的构想的全部利润都落进了凯德尔以及“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债权人的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