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各特摆脱在个人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魔力，经历了彻底觉醒之后，他将这个最后的想法记入《日记》。然而还在发生这些悲剧式的事件之前他就对乔安娜·贝莉说过：“我对我过于走运感到十分害怕。”对日益迫近的破产的预感可能也迫使他写出了《护身符》中的话：“当我们处于成就的顶峰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预见性，不能阖眼，为的是防止不幸。”1825年6月他自己正处在成就的顶峰。《十字军英雄记》就像热包子一样销路很好；他的名声凌驾于所有活着的同时代人之上，并且响遍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北美。对他来说，在文学中仍然没有什么力不能及的事。他喜欢重复一句西班牙的俗语：“我和时间能战胜任何两个人”，并且如此自信，甚至打算写波拿巴传。在他的计划中，是把它作为历史上的拿破仑的传记来考虑的。此书应由出版界的“拿破仑”负责出版，由文学方面的“拿破仑”来写，尽管司各特并没有把自己视为这样的人。曾拟议过，这部传记要成为康斯特布尔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计划是康斯特布尔于1825年5月在阿博茨福德，在司各特、洛克哈特和巴兰坦的面前又发挥扩充了的。
他打算在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方面进行一场革命，并且作为开端，他宣称，图书商业仍然未从最原始的阶段中发展起来。巴兰坦惊讶得张大了嘴，而司各特指了指威士忌酒瓶，哼了一声，请洛克哈特“给我们的两个乳臭小儿每人倒一滴母亲的奶汁。”当时康斯特布尔以他的推论来证明，读者因书价太贵还未正经地舍得拿出钱来买书。康斯特布尔拿定主意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出版一本书价为半个克朗的篇幅不大的书，开始发行几十万册。所有认为自己有文化的人都会抢购这些小书，而书商也会很快成为第二个克列兹。康斯特布尔对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很有说服力。司各特表示，如果书写得好，这件事大概就会办得成，他打算助一臂之力。他认为文艺作品中能赚钱的矿脉几乎已经彻底开采完了，于是就认真考虑起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司各特还在过去就称康斯特布尔为“书商帝国的伟大的拿破仑”，而现在他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用另外一个拿破仑的传记来开始军事行动的建议有何看法？”康斯特布尔马上作了回答。在他死后三年司各特曾对洛克哈特提起过这次谈话。就《康斯特布尔文选》（新的丛书将这样称呼）用《威弗利》的前半部开头，用《拿破仑传》的前几章构成第二卷书的内容达成协议。之后，这位出版商就离开了阿博茨福德。为了这桩创举，司各特答应事先取得国王的支持，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原因在后面还要谈到），康斯特布尔的宏伟规划终究未能由他本人实现，尽管别人部分地实现了这个规划，康斯特布尔在图书商业中的革命的预言也完全得到证实。
司各特同满怀乐观心情的出版商谈妥了事情之后，就与女儿安娜和女婿洛克哈特到爱尔兰去了。
司各特等一行旅游者乘船从格拉斯哥到贝尔法斯特，并于1825年7月14日抵达都柏林。在这里他们住在司各特的儿子（已有上尉军衔）和他的儿媳珍妮在圣史蒂文—格林大街的家里。在爱尔兰首府，还没有人受到过像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接待。爱尔兰总督、都柏林大主教、圣三一学院院长、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牧师、总检察官、爱尔兰军队总司令——全部上层人士都来对他表示敬意，而在街上当大家认出他的马车时，马车便无法通过了：成群的人跑去向他表示欢迎。都柏林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证书；他拜谒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斯威夫特墓，在剧院看了《无事生非》。他在剧院谦虚地坐在包厢的第三排，但当观众打听到他在剧院看戏，就常常打断演出，要求他上台讲话，而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大吵大闹，以至在幕间休息后无法把幕拉起。而引起此事的人却一直静悄悄地坐在包厢的深处，直到他意识到他要不讲话，戏就演不成了。于是他讲了几句感谢的话，解释说，在此之前他未说话是因为不想“接受如此崇高的敬重”，他“深信，无论如何也不配接受这样的敬重”。名流都尊重他匿名写小说的奇特想法；只有一位大学教授例外，他声称：“我太忙了，还没有来得及读完您的《雷德冈脱利特》。”司各特对此反驳说：“博士，我不记得我曾写过这样题目的作品。”
司各特很欣赏爱尔兰的幽默。有一次他该给一个为他效劳的小伙子六个便士报酬，但他给了一个先令，又说了一句：“别忘了，你还欠我四个便士。”那个小伙子回答：“希望您能活到我还钱的那一天。”司各特进行过比较：苏格兰人是在阴间才考虑下地狱，英格兰人认为到阴间就是下地狱，同时爱尔兰人却拿这一切开心取乐，把一切都当成玩笑。然而司各特第一次见到，骇人听闻的贫困能像在爱尔兰那样，与穷奢极侈的生活并存。
他们带上司各特上尉和珍妮，一起到住在朗福德伯爵领地内埃奇华斯的玛丽亚·埃奇华斯家里做客，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一次，同岳父在公园中散步时，洛克哈特说，诗人和小说家是把生活当作创作素材来进行观察的。司各特反驳说：“您是否过于喜欢用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一切。并以为对这些事情既没有修养，也没有兴趣的人价值不大呢？如果您的理论是正确（但愿不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看起来是多么可怜！我读过许多书，看到过许多事物，并曾同才智出众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谈过话。然而，我请您相信，当困难和不幸迫使愚昧无知的男男女女的贫民表现出严厉的，尽管也是温和的英雄气概的时候，或者朋友们和邻居们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交流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听到过非常高明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我除了在圣经里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如果事先我们不养成认为同对心灵的教育相比世上的一切都是空泛的幻想的习惯，我们就永远也学不会去感知和尊重我们的志向和使命。”
与加入他们这一行的玛丽亚·埃奇华斯一起，他们前往基拉尼，司各特到处受到几乎是欢迎国王的礼遇。在基拉尼湖上运送他们的船夫在过了24年以后还夸口说，司各特和玛丽亚一行使他那天错过了一场好戏——当众执行的绞刑。科克的居民想对司各特表示敬意，司各特不得不中途拐到那里去。他被选为荣誉市民，接待了无数代表团，并享受着慷慨殷勤的招待。一位叫做丹尼尔·麦克利兹的14岁的男孩给他画了像，司各特鼓励了小伙子，并预言他很有前途。司各特一行在布拉尼城堡举行了野餐，在那里司各特吻了著名的石头。他们对这次消遣娱乐性的旅行很满意，对豪奢的宴会和礼节应酬已感到厌倦，就回到了都柏林。
他们在斯托兹，在温德米尔湖畔休息了几天，拖延了归期。他们在一位名叫做博尔顿的富商家里做客，他邀集了政治家乔治·坎宁、教授约翰·威尔逊和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到自己家里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这几天。美好的天气、极其文雅的同伴、引人入胜的交谈、到城外美丽如画的角落去郊游、出色的快艇比赛，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过去。洛克哈特在致妻子索菲亚的信中这样描述华兹华斯：“年老、高傲、自负，而且傲慢到可笑地步，看来他认为坎宁和司各特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他们同华兹华斯从温德米尔到赖德尔，之后又到凯斯维克拜访骚塞。华兹华斯“一路上不断激情洋溢地给我们朗诵自己的诗”，然而司各特的诗却连一行也没有朗诵；每次，当华兹华斯为了喘口气停下来时，瓦尔特爵士也朗诵华兹华斯的诗。司各特并不赞同他所说的华兹华斯的“诗的体系”，也没有想过将自己的诗与华兹华斯的诗相提并论，用他的话说，华兹华斯是“优秀的，思维最健全的人”。本杰明·希顿认为，如果使华兹华斯获得司各特那样的成功，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然而如果司各特要经受华兹华斯所经受的挫折，他一点也不会失去他所固有的魅力。“当司各特先生和您的朋友拜伦勋爵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成就时，请问真正的诗人还期待什么成就呢？”他问塞缪尔·罗杰斯。华兹华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持轻视的态度，对自己的作品则持崇敬的态度。当华兹华斯想到，他只能打动少数人的心弦，同时司各特却能使许多人都慷慨起来，他当然会感到万分痛苦。然而，他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里，想象使他无忧无虑。
司各特回到了阿博茨福德，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成了他的第一批客人中的一个。穆尔以自己的诗歌使司各特赞叹不已，由于他们俩人都心地善良，易于接近，对荣誉淡漠，因此相互之间立刻就产生了好感。“我总是发现，”司各特对艾伯科恩爵士夫人说，“文学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在社交场合中谈话要有点不自然和竞尚辞藻，好像以为自己不是交际场合中的一般成员，而是某种少有的人物，其他的人会来看他们并感到惊喜。”穆尔也和司各特一样，善于掌握时机，自己开心，也让别人高兴，不把自己的著名诗人的地位放在心上。他到阿博茨福德还没有一昼夜，司各特就向他承认，“《威弗利》作者”的全部小说都是他写的，并就这些小说叙述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这些小说是金矿脉，”他说，“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写不出来了，我已经创作不出像我开始写的这样好的作品。”
司各特于1825年11月20日开始记《日记》，这可能是他的最珍贵，并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日记》使我们看到，在他的个性中广阔的胸怀和伟大的才智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它也是过去写过的所有这类人类文献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我们将在以后引用《日记》中最有趣和最痛苦的片断。
同年秋天在阿博茨福德进行最后一次的骑马打猎，在令人疲劳的追捕的最后，瓦尔特爵士纵马跳过卡特雷尔——一个由壕沟和土墙组成的古老的不列颠防御工事。结果此举以马和骑手一起重重地跌倒而告终。司各特跌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得很厉害，以至从此以后他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马，再也不想从跃马奔驰中得到快乐了。他认为这件事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不幸而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