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同诗歌永远告别了。他的最后一部长诗《无畏的哈罗尔德》于1817年问世，销路相当好。别人都为之高兴，惟独司各特本人却不以为然。1822年，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从来不喜欢自己写的诗，即使现在也不为我的诗感到自豪。”只在编选文集时他才重新整理发表过的诗作。偶尔来访的客人会觉得，司各特对狗要比对诗偏爱得多。他去爱丁堡市内城堡街时总是由几条狗陪伴着，而在阿博茨福德庄园里狗前呼后拥使得他无法走路。
主人同狗之间的关系令人惊奇地和谐。司各特卧病三年期间，只有短暂好转，他因病痛每呻吟一声，狗都嚎叫一次对他表示怜悯，这越发使家人们感到忧虑。1918年司各特的绞痛病已经很少犯，但到新年伊始又犯得频繁起来，甚至加重了。1819年3月，司各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病痛一犯就是6～8个小时，一次从晚上6点30分痛到第二天早晨4点30分，在这期间他蜷曲着身子挣扎，呻吟喊叫之声响彻每个房间，家人们看到他这副样子都吓得要死。发作之后接着就呕吐，除他原有老病外又添了个黄疸病。他一犯病就头晕眼花，两个女儿谁是索菲娅谁是安娜都分辨不清。司各特的双手布满外科双刃刀划的刀口，头脑被鸦片制剂弄得神志不清，感觉因疼痛变得迟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弓着身子躺在床上，或者由别人搀扶着去厕所。三周当中，有时不痛，但时间很短。这些天里，他往往要在几小时内吞吃6喱鸦片、3喱印度大麻酚和200滴鸦片浸剂，仍无济于事。十天里，他除了就白开水吃点烤面包片、喝一调羹稀粥外，其他饮食一概不进。然而，他几乎每天都坚持要出去溜达一下，逛到他一位朋友家。人们把他放在小马身上，一路上扶着他坐在马鞍上，他自己连一个字也说不出，连手指也不能动一动。
即使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司各特仍然利用病痛间歇向约翰·巴兰坦或威廉·莱德洛口述《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三集，其中包括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和《蒙特罗斯的传说》。同巴兰坦一起工作比较顺手，他能够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而莱德洛为某个情节感动时就会忘乎所以，打断口述高声叫喊：“上帝，饶了我吧！”“简直不可想象。”“哪有这回事呀！”等等。司各特痛得呻吟时，莱德洛就恳求他休息一下，他总是拒绝说：“不行，威利，不行。你只要留心把门关好就行。只有离开人世我才能丢下工作。”有时，司各特边口述边痛苦地翻身。有时，灵感一来，他摇晃着身子从床上爬起，表演他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直到病痛再使他倒下。
上述两部小说均于1819年6月发表。作者认为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既不得体，篇幅也太冗长。在《蒙特罗斯的传说》里，他喜欢杜加尔德·多格蒂这个人物，也许是出于下述原因：“当我病情恶化，连谈五分钟话的力气都没有时，我发现在强制自己口述些胡言乱语……此时我便忘记了自己的情况。”《拉马摩尔的新娘》的情节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但以真事为基础总是妨碍司各特施展才华，以至使小说流于俗套，人物刻板。克莱根盖尔特是毕斯托尔题材的变相重复。这两个人物都不过是文学上的典型，但在小说里却是惟一有趣的人物。司各特往往因为在小说中过多使用枯燥乏味的史料而毁掉了书中的情节。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认为，详细介绍若干世纪来武器的演变会增加读者对蒙特罗斯时代某些苏格兰氏族使用过的弓箭的兴趣。司各特有个缺点，总是喜欢把历史学家的任务混同于小说家的任务，用学术资料来代替创造性的想象。多格蒂同阿盖尔在地窖里的一场决斗，多格蒂出逃上山等精彩情节，被那些令人乏味的描写所淹没，犹如一粒葡萄干埋进生面团里。此外，司各特对于絮絮叨叨的人物怀有令人莫名其妙的偏爱，如果说多格蒂没有坠入他们的行列，那也只是由于他那肤浅而造作的幽默。
他瘦得吓人，弓腰驼背，衣服宽大得不合身，面庞消瘦发黄，头发稀疏，白如霜雪。尽管如此，他写信给骚塞说：“直到现在，我个人的世俗生活是再好也没有了；即使在未来的黑幕之后等待我的是痛苦与不幸，我也将乐于接受，因为命运已经给了我慷慨的奖励。恐惧的诅咒永远是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即便最罕见的出乎预料的成就也不能迫使我贪婪地抓住生命不放。”
到1819年5月，病犯得少些了，虽然这个月到阿博茨福德来的人还能在离住房很远的地方听到他的呻吟，6月的一个夜里，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给孩子们作了祈祷。他的密友查尔斯·巴克柳公爵仿佛是昨天去世的，步巴克柳后尘的前景并没有吓倒司各特。他写道：“地位如此悬殊的人彼此却能由衷地眷恋不舍，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司各特不是那种沉湎于浮生若梦的思想的人。世界上的人总是要死的，但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魅力。司各特抛弃感伤之念，在前两部小说尚未问世之前便着手著述新的小说了。这部书他主要也是用口述的办法写成的，这时他常因犯病而蜷曲着身躯，忍着病痛、虚弱与恶心的折磨，心情抑郁，“连两个词都不能连续说出”。这次他也想战胜自己，像初学写作者发表处女作一样出版新的小说，但康斯特布尔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想法。1819年12月，《艾凡赫》仍作为《威弗利》作者的系列小说之一问世。这部书在英国获得巨大成功，比它以前任何一本著作都大受欢迎，成为三代儿童的案头读物。
现在我们才明白，当年《艾凡赫》所以受到人们交口称赞仅仅因为它是部新颖的小说。大仲马、柯南道尔和其他许多人都从《艾凡赫》中汲取了灵感，然而由于司各特患病，他自己的灵感却黯然失色，这是因为书中侈谈历史而使故事情节在华丽装饰之下被掩盖了。作者未能赋予出场人物以有血有肉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些人物的命运也就无动于衷了。一些战斗场面安排得很好，但仅此而已，其他就无从说起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上溯到远古，这使小说情节更加单调乏味，人物性格更加矫揉造作。这部小说所以在英国名噪一时，看来部分地是由于南方居民为没有在书中发现令人生厌的苏格兰方言而感到高兴。小说里最精彩的场面是蕊贝加叙述攻打城堡那一段，写得紧张惊险，富于戏剧性，这证明司各特能毫不费力地使他的天才适应于戏剧舞台，就像他将自己的天才从诗歌转向散文一样。他的小说凡是改编为剧本的都在观众中享有莫大声誉。
只要有可能，司各特就将印刷中的小说校样寄给丹尼尔·特里。后者就将它改编成戏剧（司各特称之为“吓唬人的玩艺”），从中谋得大笔稿酬。司各特写的新小说一出版，很快就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而且剧院经理们都正式投标争夺演出权。1823年，伦敦许多剧院全靠司各特小说改编的剧本维持门面。能使这么多人的生活得到保障，作者对此甚为高兴，至于他本人从未从公演中得到分文。他甚至专门给特里写过剧本，允许演员随意处理脚本，让他们自行支配演出收入。但当人们提议他以自己或《威弗利》作者的名义写剧本时，他都拒绝了。
《艾凡赫》的问世也意味着司各特三年苦难的结束。他认为这是他长期小剂量服用氯化汞帮了忙，可能确实如此。然而，使他能够经受住治疗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那非常结实的身体。但随着疾病暂时好转，他又接连遭遇不幸。 1819年年末，他在一周中先是丧母，接着舅父和姨母（雷泽福德一家的成员）相继去世。老司各特夫人直到死前大约十天因脑溢血中风不语为止，一直叫他“沃蒂，我的小羔羊”。她拒绝司各特资助她金钱的一切尝试。他说，“妈妈知道，我的钱袋一向可以由她任意支配”，但对她来说自己300英镑的年收入已经绰绰有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老司各特夫人用余下的钱日子过得满不错，还作了不少殷勤好客的事。全部丧事都由司各特自己承办。他写信给一位友人说：“你想象不到，当我发现她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过圣诞节的小礼品（因为她还恪守她那个时代的老风俗），并且确知一颗以无私仁爱为乐的善良的心停止跳动时，我是多么悲痛。”
值得庆幸的是，司各特的胸中再次燃起战斗的激情，这减轻了他在此种生离死别时必然经受的悲伤。1819年11月至12月间，诺森伯兰煤矿矿工与东苏格兰纺织工人发生骚动。政府小题大做，将这些不满的表示说成暴动，在社会上引起一片惊慌。司各特懂得，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业主对雇佣工人拥有无限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也懂得，法制又必须严格遵守。爱好行动之心驱使他同几位朋友一起成立一支神枪队，后来改编为巴克柳军团。他本人年龄已经太大，不能在战场上厮杀了，但他仍然声称，年龄并不妨碍决心献身于原则的人。他说：“不一定要带马刺，主要是争得带马刺的权利。”简而言之，他想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因为他知道在他领导下一切都好办。他花费在领地上的钱总是比他取自领地的钱多一倍，用以保证邻居们有工作做。他深信，一旦遇到困难他是可以指靠他们的。“我派出喇叭手到四周村子吹起《蓝色苏格兰无沿帽》，立刻就有上百个小伙子闻声跑来，表示愿意前往卡赖尔或纽卡斯尔”。24小时之后，他的军队就由志愿人员完全组建起来，如果愿意，队伍的人数还可增加一倍。司各特不能担任指挥，更糟的是，他就是坐在马鞍上也有生命危险，但他招募来的人对别人当队长连听都不愿听，因为他们吃过他的粮，会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去赴汤蹈火。他确实满怀战斗激情，以为“5 000名歹徒”就要在泰恩同维尔之间的地带公开掀起暴乱，因此必须保卫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不受掠夺与暴力之害。然而，纺织工人和矿工们决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在苏格兰组建的队伍周游全国，进行了无数次行军和反行军，谁也没有想对他们采取对抗行动，他们倒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欢乐。骑兵的出现在各地普遍加强了法制与民族团结精神。如果他们不周游全国，谁也不会想到社会正在遭遇某种危险。于是，司各特放下手中剑而重新握起了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