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家》比前两部小说更受读者欢迎，是司各特心爱的书。司各特喜爱《古董家》甚于他的其他小说，是因为在书中主要人物乔纳森·奥尔德巴克的性格中他注入了更多本人的东西，并赋予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乔治·康斯特布尔的某些特点——是他教会了司各特在少年时就热爱莎士比亚。司各特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引语和代用语在司各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哪一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像《古董家》里那样多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回响，这一点我们也应归功于康斯特布尔。由于司各特把自己作为喜剧人物出场，小说总是会受到他的崇拜者的喜爱，而由于这里还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司各特”性格——伊迪·奥基尔特里，这本书将永远属于他的最优秀作品之列。但也不能不指出，写到将近一半时，他忽然想起，他完全把情节忘记了，只好临时把整个情节重新组织，结果把已在《盖伊·曼纳令》中详细探讨过的失去继承人的问题又用了上去。奥尔德巴克是文艺作品中最令人同情的絮絮叨叨的人物：幽默感救了他。看来司各特自己也喜欢对别人谈论各种古代事物，而对滑稽可笑的事物的爱好也挽救了他，使他不致成为絮絮叨叨的人物。
《古董家》之后，司各特由于一系列原因再次更换了出版人。巴兰坦兄弟开始使康斯特布尔头痛：他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非要让他在詹姆斯的印刷所印小说，或者用约翰印刷的拙劣作品来塞满地下室，而隐瞒自己的感情他又做不到。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得给时间让康斯特布尔好好想想。另一个原因是，司各特急需用钱改建阿博茨福德（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件事）。那时现款要凭有银行信用作保证的期票提取，而康斯特布尔的期票在提款时没有立刻被接受：他的花销太多，略微超过了信用额。再一个原因是司各特对老朋友忠实不渝。约翰·巴兰坦当过他的中间人，司各特想让他在生意中得到些好处；而约翰则认为，他把新小说卖给新的出版商得到的利益会更大。最后，对神秘感的爱好诱使司各特再次去考验读者的轻信心理。新的小说将不是“《威弗利》作者”的作品了，它的题目应是《我的房东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是一个叫杰德迪亚·克利施博坦的人收集和讲述的，他是学校的一位教师和诵经士。由于这段“来龙去脉”和康斯特布尔没有任何关系，司各特以为，大家都会认为，“《威弗利》作者”有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司各特有一次在给骚塞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出版商们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同时和好几个书商保持良好关系是有益的，但不允许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认为我完全是他的财产。书商好比农场主，他们的地租越高，发财就越有把握，所以一般来说书商总是愿意出售他们为之出了高价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和康斯特布尔竞争的商号——伦敦的约翰·默里和爱丁堡的威廉·布莱克伍德，立刻接受了司各特的条件，包括买下巴兰坦的全部印数。
但是布莱克伍德以为，随着出版权他也得到了批评权。他建议修改《我的房东的故事》的第一篇——《黑侏儒》中的一些地方。更有甚者，他还把手稿拿给同意他的意见的《每季评论》编辑威廉·吉福德看，此后便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知詹姆斯·巴兰坦，请他转告作者。詹姆斯在这件事上充当了传声筒的角色，向司各特转告了布莱克伍德的意见，但他忘记了：
两个强敌猛烈争斗的时候，
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辈，
却去插身在他们的刀剑中间，
这样的情景是最危险不过的。
司各特的答复提醒他记住这种危险：“我对书商们是尊敬的，但我属于那种文学的黑色骠骑兵，他们自己不想批评别人，但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把我的手稿给吉福德看，但我不打算讨爱丁堡和伦敦所有批评家的欢心，一页也不会放弃。让一切照原样不动好了。多么卑鄙！难道他们以为，要是没有吉福德的提示，我就不知道我的作品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吗？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让他们最好还是多关心关心打算从我这里赚去的300英镑，而不要为书的内容操心……但愿今后不要和批评家打任何交道。这些无可救药的蠢货不懂得，他们对我及对他们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谢天谢地，幸而我是懂得的！”詹姆斯没有敢把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告诉布莱克伍德，而是改用婉转的口气转达了信的内容，并表示以后只同意把出版商的愿望以书面形式向作者转达。布莱克伍德醒悟过来，赶紧道了歉。
《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一集包括《黑侏儒》和《清教徒》，于1816年12月问世。约翰·默里从伦敦写信告诉作者说，假如这两部小说不是瓦尔特·司各特写的，那就一定是魔鬼写的；它们受到一致的热烈欢迎；霍兰德勋爵在被问到他的意见时回答说：“能有什么意见！昨天夜里我们全家都精神好极了，只有我的痛风病睡了觉。”在给默里的回信中，司各特表示支持他的想法：“我向您保证，我自己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已是印成书的，我能做的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向作者表示祝贺，他如此真切感人地描写出古老的苏格兰风情。”他更坚决地否认他是作者，并向出版商宣布，他打算为这两部小说写书评。对《黑侏儒》他自己的评价不高，大多数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他的意见；但他明白，《清教徒》是他最好的作品。司各特到处声明这部小说根本不是他写的，却在自己的书信中对它作出强烈反应：“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书”，“非常非常好”，“多么富有幽默感和情感”，并承认好久没有像在读这本书的某些页数时那样笑过了。
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是喜欢探听他的秘密的那些朋友当中的一个。她在给他的信中引用了她的一个熟人对《清教徒》的看法：“这本书太好了，当然不是《威弗利》作者写的。《威弗列》的确是司各特写的，而这本书却不可能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书中没有他那种老一套的枯燥乏味的描写。”斯图亚特夫人觉得，这个看法并不蠢。《清教徒》无疑是司各特的第一号杰作。它那冗长的序言今天的读者很可能把它跳过去不看，却是专门为了吸引当时的读者而写的。但情节一开始，小说就吸引着读者，一直到最后一页。伯利和克拉弗豪斯这两个宗教狂的典型极为出色，虽然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教派。书中的卡迪和莫斯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使人想起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创作，同时也是像堂吉诃德和桑乔·潘萨这样的全人类的象征。在他们的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性格中揭示了母子关系，这是连塞万提斯也未能赋予他的两个天才地塑造出来的不朽人物形象的。《清教徒》是司各特第一部由个人性格起主导作用的伟大的历史小说；如果司各特不写以后的四部书，它将是最后一部这样的小说。
这四本书中的一本是紧接着《清教徒》之后写的，当时的情况已根本不适于写作杰出作品。1817年3月5日，司各特请朋友在爱丁堡家中吃午饭，他突然从桌旁站起身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一边令人心碎地号叫。疼痛来自腹部，但根本原因是从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胆囊结石。医生给他往腹部敷上炒得滚烫的盐，把衬衣都烤破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感觉出来。
他对乔安娜·贝莉说：“我不希望没有预先得到警告或者比规定期限更早就离开这个恶劣的世界。”第一次发作后的一年中，他又多次感到疼痛，起初是每隔两个星期一次，后来一个月一次。但疼痛总是相当剧烈，他只得吞服大量鸦片。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了自己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罗伯·罗依》。1817年7月，司各特去洛蒙德湖上游地带寻访了罗伯·罗依的墓，并在格拉斯哥，他的奇异主人公尼科尔·贾维的“故乡”小住了几天。但是疾病的复发迫使他懂得并感觉到，他已不可能再真正成为一个健康人了；而且鸦片使他十分疲惫和忧郁。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宁静的秋日傍晚，他登上阿博茨福德南面的一个山丘，作下了他最优秀的诗篇《令人忧伤的变迁》：
绿色的山丘静谧安闲，
太阳隐没在它身后边，
微风吹动帚石南，
它还轻拂着我的脸。
我面前展开的平原，
沐浴着落日的余辉，
但往昔的鲜艳色彩已经不见，
它已不能使我乐在心田。
我用冷漠的双眼，
凝望着银色的特维德河面，
还有梅尔罗斯的神殿，
它在那里骄傲地沉睡多年。
谷地。湖上大雾弥漫。
树林。堡垒残破不堪。
它们难道已今非昔比？
或者是我已经改变？
是啊，画布被剪成碎片，
画家的笔已不能把它复原！
损坏的竖琴、凄凉的琴弦，
歌手的手指已不能用它奏出乐篇！
我的目光惘然，我的情感有苦难言。
鲜花盛开的花园仿佛墓地一片，
明亮的埃达姆谷地，
我永远不能再把它看见！
毫不奇怪的是，司各特在《罗伯·罗依》中发现了腹痛的余味。小说使他厌倦了，他赶紧就此刹车。有一次詹姆斯·巴兰坦到他那里去取手稿，看到笔和纸干干净净，感到十分惊奇，司各特回答说：“嘿嘿，杰米，你催促我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见鬼，当我肚子里这样乱糟糟时，我怎么能迫使罗伯·罗依的妻子说出哪怕几个字呢？”小说于倒霉的1817年最后一天问世，结果是本来已为数不少的前来苏格兰的旅游者更加增多了。考虑到这本书是在痛苦的状况下写成的，人们只能对此感到惊奇：《罗伯·罗依》是司各特所有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而从艺术技巧来看，这也是他最高的创作成就之一。尼科尔·贾维和安德鲁·费尔塞维斯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物形象；罗伯·罗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浪漫人物；情节十分精彩，而迪·维农是司各特第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确实，陈腐的大团圆结局在这里与其他情节很不协调，引起了令人难受的印象。但司各特对这类“小事”无所谓——这只不过是他赖以塑造出这些生动典型性格的创作天才的反面。这位天才是如此高产，同样也如此漫不经心；他的缺点和他的优点正好相称。如果没有这样卓越的才华，也不可能使我们如此强烈地为平庸的结局感到惋惜。为此我们不能原谅司各特，这正是他的高超技艺的证明。
在此以前，对司各特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毫不怀疑，为他的故乡增添了光彩的那些小说正是他写的。但在“伟大的匿名者”的称号下玩的把戏仍继续在认真地玩着。
如果在爱丁堡还有谁怀疑，“伟大的匿名者”和瓦尔特·司各特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下一部小说就应消除一切怀疑了：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各种兴趣。司各特想摆脱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债务——向巴克柳公爵借的4 000英镑，并在写《罗伯·罗依》时便向康斯特布尔提议出《我的房东的故事》第二集。这时康斯特布尔仍在为错过了第一集而懊恼。约翰抓住了这个时机坚持要康斯特布尔顺便买下巴兰坦的最后一批存货。康斯特布尔在心里诅咒这个家伙，只好拿出5 270英镑来买这批货，而这批货的实际价值还不及这笔款数的三分之一。他还预付给司各特足够清偿欠公爵的债务的款数。这一集应包括四卷，司各特打算为它写两篇“故事”。但看到第一篇“故事”——《爱丁堡监狱》引起他越来越多的想象力，他便推迟了第二篇，到一年后才以《拉马摩尔的新娘》的书名出版。其时司各特的病发作得少些了，大约五六个星期一次。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断定新的小说会比《罗伯·罗依》好。1818年7月《爱丁堡监狱》问世后，苏格兰的老住户们记不起来一本书的出版什么时候曾引起过这样狂热和欢欣。这里有使真正的苏格兰人感到亲切的一切：宗教、权利、争吵、纯朴、罪恶、革命和家庭气息。但最主要的是，作者以此满足了民族虚荣心：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苏格兰女主人公——朴实、纯真、贞洁的珍妮·迪恩斯。
尽管如此，《爱丁堡监狱》并不属于司各特最优秀的作品之列。小说过于冗长拖沓，许多页数读起来枯燥无味：它们带有疲惫的痕迹。最可敬的大卫·迪恩斯是笃信宗教的絮叨人物的典型。看来司各特在年轻时代受够了这两种人物的罪，所以现在决定让读者分享自己痛苦的经验。女主人公过于理想化，因而不像活生生的人。文学最忌讳的就是描写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尽善尽美的美德。司各特把她描写成只有一个缺点——她稍许有些嫉妒她妹妹的幸福，但这一人性特征无论如何不符合她的性格。我们知道，珍妮·迪恩斯有一个活的原型；但是与原型毫无二致的人物塑造是不能使艺术创作生动化的，即使表现出的性格具有一切可以想象的优点。文学性格必须具有恰当的复杂性和人的矛盾性，使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而司各特的珍妮·迪恩斯和狄更斯的克罗什卡·耐儿，简直像天使一样。当然，小说中也有精彩的地方：居民的起义及惩治波蒂厄斯上尉，审判埃菲，珍妮和卡罗琳娜王后的谈话，等等。司各特写得最成功的是邓比戴克斯父子。对邓比戴克斯老爹之死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最富有喜剧性的死亡场面。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描写这一场面的人认为，他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