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火宫殿
每座城市都有饮食方面的王牌：北京的全聚德（被誉为天下第一楼），南京的马祥兴，扬州的菜根香，杭州的楼外楼……说到长沙，则不能不提火宫殿。
全聚德靠的是烤鸭，马祥兴靠的是美人肝（据说汪精卫爱吃），菜根香靠的是蛋炒饭，楼外楼靠的是西湖醋鱼……那么，火宫殿靠什么出名的？
我第一次听说火宫殿，是十五年前在北京汪曾祺先生的家里。本来是谈文学的，谈着谈着，居然谈起了臭豆腐。汪老说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有油炸臭豆腐干热销，但做得最好、最出风头的，还是长沙的火宫殿。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苦读时，常去火宫殿吃臭豆腐。后来他成了国家领袖，视察湖南时又去过火宫殿，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如下的字样--“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火宫殿的臭豆腐就这样出名了。火宫殿，就这样出名了。多有意思呀。还有哪家餐馆，能像火宫殿这样幸运？
在我心目中，火宫殿，和臭豆腐联系在一起了。而长沙，又和火宫殿联系在一起了。
2003年秋，中央电视台“电视诗歌散文”栏目的陆海宁编辑，邀我去长沙，给岳麓书院写一篇适合拍摄的文章。说起来不好意思，一听到长沙这个字眼，我头脑里首先闪现的并不是岳麓书院，而是火宫殿。这种联想是否显得有点形而下了？唉，作为读书人，读书读厌了，反而对美食更感兴趣。因为美食不需要你动太多脑筋的。
这下可好，终于有机会去长沙。我可以打着采访岳麓书院的旗号，圆一个拜访火宫殿的梦。岳麓书院与火宫殿，好像分别是大雅与大俗，其实并不矛盾。譬如青年毛泽东，既爱岳麓书院的书香（半字斋中至今仍陈列着毛泽东当年用过的桌椅、睡过的床铺），又爱火宫殿的臭豆腐。
下了飞机，已是晚间十一点，陆海宁问我想去哪里吃夜宵。我说当然是火宫殿。她说火宫殿好像已分为老店与新店（分号）。我说最好去老店，才能感觉到正宗。
打一辆出租车直奔火宫殿老店。在一条破落的巷口，司机停下了，说巷子太窄，车开不进去，要我们步行几百米即到。穿过小巷，迎面横过来一条同样破落的小街，两旁的居民楼黑灯瞎火的。听偶遇的路人讲这条街道刚搞完拆迁。哦，原来如此。不知火宫殿老店是否能保得住？
终于走近那栋朱漆斑驳的旧式建筑，却发现大门紧闭。借着昏暗的街灯，看清门楣上挂着写有火宫殿三个大字的匾额，还有贴在门上的一纸告示。记不清上面说的是因为拆迁是因为内部装修，总之这段时间暂停营业。
想不到我千里迢迢来拜访火宫殿，却吃了闭门羹。
也许，我不能怪火宫殿，只怪自己来迟了。
我在门前逛了一圈，没有找到那堵影壁，更无从瞻仰那段“最高指示”的墨迹。
火宫殿的臭豆腐到底有多么好吃？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其实我们后来转而去了火宫殿新店，并且特意点了油炸臭豆腐。但我无端地觉得新店里的臭豆腐，应该不如老店里的正宗。或者说，同样是臭豆腐，在精装修的新店里吃，和在充满沧桑感的老店里吃，滋味恐怕会不一样的。至少，食客的心情或感受会不一样的。这莫非就是所谓的心理作用吧。
在火宫殿的旧址，才可以身临其境地想象出青年毛泽东那挺拔的身影。毕竟，你跟他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殿堂里，吃着同样的臭豆腐。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
许多老字号之所以让人依依不舍，就在于它能唤起非同寻常的联想。这种联想，注定跟时光有关。也就是所谓的怀旧吧？
在火宫殿新店，我们品尝了香酥火焙鱼、腊味合蒸、冰糖湘莲、酱椒蒸鸡、沙钵盖菜，最后靠一大盘剁椒鱼头掀起高潮。剁椒鱼头，是湘菜中的重头戏，属于画龙点睛之笔。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确实到长沙了。长沙的形象，在我眼前鲜活起来。
我来长沙前，只知道火宫殿。长沙的老字号，当然不只火宫殿一家。还有玉楼东、又一村、杨裕兴、甘长顺、满湘酒家等等。
第二天去了玉楼东。玉楼东的招牌菜是麻辣子鸡，又叫左公鸡。左公，左宗棠也。看来湘菜跟湘军颇有神似之处。清代一位叫曾广钧的湘乡翰林，曾来玉楼东小酌，写下“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常忆玉楼东”的诗句。汤泡肚，是另一道名菜。
湘菜并不是只在湖南才能吃到，它已红遍天南海北（如同剁椒的颜色）。在美国洛极矶都有长沙人开的正宗湘菜馆，吸引得美国前总统布什都专程前去品尝。
但在湖南吃湘菜，肯定算正宗中的正宗。我很庆幸自己来了长沙，体验一番当地人是如何生活的。当地人的生活，就是与辣椒朝夕相处。辣椒的性格，就是湖南人的性格。毛泽东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嗜辣如命的湖南，出过太多的政治家、军事家。
清代一位大臣在向咸丰皇帝举荐左宗棠的奏折里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也。”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天下，也不可一日无湖南菜。
寒山寺的素面
寒山寺的钟声已不是免费的了。撞一下，需交纳人民币十元。够贵的。但也可以说够便宜的。
即使这样，也要排队。
我本来已掏出了十块钱。但见队伍太长，就打消了敲钟的念头。袖手听一听，不也可以嘛，肚子饿了。越听钟声，越饿。胃里面敲起了小鼓，咕咕作响，呼应似的。我算是明白什么叫钟鼓齐鸣了。什么叫饥寒交迫。
寒山寺里，有什么吃的？想问腕戴电子表的和尚，又不好意思。怕他瞪我一眼：你以为烧香拜庙是下馆子呀！
准备退了门票，先去河对岸的枫桥镇搓一顿，再回来。毕竟，逛碑林，看石刻，吟诗作画，都该是酒足饭饱后的事情。饥肠辘辘，不仅视觉、听觉、嗅觉要打点折扣，连对历史的想像力都削弱了。没有想像力，玩名胜古迹，玩了也是白玩。
恰在这时，发现殿堂后面的院子，有素斋馆，墙面照样也是刷成杏黄色的，但人间烟火的味道浓了一些。哦，佛袒救我。小跑过去，用原准备敲钟的钞票，买了一碗素面，和一小碟素鸡。基本上已把寒山寺的钟声抛在脑后了。耳福固然重要，口福更是不可或缺。面汤里的葱花真香啊，素鸡也很有嚼头……
斋堂里的食客，神态一律很严肃。仿佛不是在吃饭，而是在上课。惟独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往挂在窗口的黑板上张望，还有哪些素菜的名称。
我在南京鸡鸣寺、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等地方，都吃过素面。比较来比较去，还是寒山寺做的最好。倒不完全因为我饿了。毕竟，苏州出美食家嘛。苏州的素斋，也继承了追求精致的传统。譬如豆制品，素鸭素鹅素火腿什么的，能烹饪得比真实的肉类还要鲜美。
瞧这碗清汤里的面条，细腻而绵长，跟九曲回环、一波三折的钟声似的。不愧为寒山寺的素面啊。端上来时，面条就整整齐齐叠放在碗底，像唐宋的格律诗一样古拙而规范。用筷子一挑，顿时活了。
吃罢素面，浑身发热，钟声重新在我听觉中响起了。在我血液里响起了。我又有了闲情逸致，想胡诌几句顺口溜呀什么的。俨然已攀附上张继这门远房亲戚。天下诗人都一家嘛。寒山寺的古钟，那么多和尚敲过，那么多权贵敲过，惟有诗人敲得最响！“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唐朝的晚钟，至今还有回音呢。整座寒山寺，乃至整个苏州，仿佛都是为供奉这口钟而设立的回音壁。哦，钟声比烈酒还要煽情！
听着听着，我的头脑里嗡嗡的。我的胸腔里嗡嗡的。仿佛飞舞着成千上万只青铜的蜜蜂。先是辛辣的，继而又是甜蜜的。
寒山寺的素面是平和的。寒山寺的钟声，是刺激的。强刺激。
除了张继之外，还有个诗人，唐伯虎，也来敲过。他说得好：“一声敲下满天霜”。
寒山寺的钟声，是下在夜空中的一碗挂面。清汤，寡水，顶多搁了点渔火作味精，洒了点霜花代葱花。却意味深长。（古诗之动人，靠的绝不是华丽的词藻，而是那份摧枯拉朽的情感力量。）
谁能用筷子，把这湿漉漉的钟声挑起来呢？
苏州的夜空，已经开锅了。灵感，开水一样沸腾。
寒山寺的钟声，究竟是滚烫的，还是清凉的？
楚雄的滋味
楚雄的吃，总是和美酒、和歌舞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楚雄的吃，不仅仅局限于吃，它远远超越了吃本身。更像是一项娱乐，或一种仪式。
楚雄是云南的彝族自治州。我所说的楚雄的吃，主要指彝族的饮食及其相关的风俗。跟祖国边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彝族也是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我以为各个民族的性格可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彝族无疑属于后者。）他们把这种先天性的艺术细胞和几乎显得像是过剩的能量，甚至带进了日复一日的饮食活动中。吃在楚雄，总是声、色、香、味俱全，让人热血沸腾。彝族的吃，不仅在汲取能量，同时又在更为夸张、更为尽兴地渲泻能量。
其实我在昆明就提前体会到楚雄的吃了。我参加的是“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这一站叫“走进楚雄”。大家抵达昆明后，下榻在楚雄大厦（即楚雄州驻昆明办事处），为真正走进楚雄做点准备。大厦一层的餐厅有个神秘狂野的名字：彝王宴。我们找了个包间坐下，菜还没上齐呢，就有几位穿着彝族服装的男女服务员进来敬酒。男孩捧着乐器（后来才知道那叫月琴），女孩端着酒杯。当乐器拨响，女孩们立即用清脆的嗓音为你唱起民歌；大饱耳福之后，你也就不好意思拒绝递过来的酒杯。那天晚上，我记不清听了多少首歌，喝了多少杯酒。歌声似乎都融化在酒里了，口感很是温柔甜美，让人只想一首接一首地听下去，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希望时光停步。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的心一定先于我的身体醉了。
还没有走进楚雄，就被楚雄的美酒与歌声灌醉了，你说怪不怪？
这只是序曲。我在楚雄吃的每一顿饭，气氛都是同样的热烈。北京人把聚众吃饭叫作饭局。那么我可以说：我在楚雄参加的，是最热闹也最有情调的饭局。
走进楚雄，先去的是禄丰县。禄丰也有个五台山。和山西的那一座不同，它不是佛国风光，而是高原牧场。车开到半山腰，没看见山门，可一群服饰鲜艳的彝族男女把我们拦住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是收过路费的。一看他们手上托着盘子，盘子里装着一只只斟满的酒杯--不像！原来山上的村寨听见汽车的马达声，派人下来敬迎宾酒了。
我们一下车，踏上松软的土地，彝语的歌谣顿时在周围响起来。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可从他们的笑容里却能读出“好客”两个字。既然歌手夹道欢迎，我们也被气氛感染，每个人都把递过来的烈性荞酒一饮而尽。包括采风团中惟一的女诗人顾艳。彝族的土酒固然是辛辣的（我被呛了一下，觉得比北京的二锅头还厉害），可倾听到如此醇美的歌声，即使没人敬酒，你说不定还会自己找酒喝呢。
登上山顶，村民们邀请我等走进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棚，在竹篾编制的矮凳上坐下。地面铺满新采集的碧绿松毛（即马尾松的针叶），散发出浓郁的松香。木桌上摆设着几碟干鲜野果与凉拌蔬菜。虽然大家拥挤在室内，感觉却像在野餐。热菜也一道接一道由毗邻的厨房端过来了。有各种精心烹炒的菌类（绝对新鲜）：牛肝菌、青头菌、干巴菌、鸡油菌、鸡土从菌。还有牛肉干巴、汽锅鸡什么的。尤其一大盆干炸小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小鱼是从五台山的水库里现捞上来的。吃起来酥嫩无比。
村长又领着歌手们过来敬酒了。酒器用的是牛角，吓了我们一跳。牛角里的酒至少相当于五小杯。但歌声毕竟又唱起来了，盛情难却，我们也就闭起眼睛，把牛角里的酒一口灌下去。痛快呀！喝可乐我也不曾这么大方过。心里想：可别在少数民族同志面前丢咱北京人的脸。这么一想，就刹不住车了。彝族小伙子唱完谣曲，苗族小妹又上来了，听完金嗓子听银嗓子，还得喝！我记不清喝了有多少巡酒。仿佛有无数的牛角在眼前晃来晃去。看来今天非醉眠山巅不可。
好在楚雄人自有解酒、醒酒的方式。就是跳左脚舞。挪开酒桌，大家手拉手站成一圈，在月琴的伴奏下跳起来。他们不让我睡，非拉我“入伙”。我晕头转向地加入队列，努力跟着别人的脚步。可毕竟不太熟悉步法，本想学当地人跳左脚舞，却差点跳成了楚雄版的迪斯科。幸好跳这种集体舞很容易滥竽充数，只要自己觉得尽兴就行。我大大咧咧地踢着脚，把铺地的松毛踢得老高。并且喑自给彝族的左脚舞起了上亲昵的外号：二踢脚。
左脚舞真正是载歌载舞。跳舞的人一律扯着嗓子大合唱，不断更换着曲目，一会儿唱《十月十五赶猫街》，一会儿唱《高山头上茶花开》，诸如此类。我一边学唱，一边用心记歌词：“高山头上茶花开，阿哥阿妹跳脚来。阿哥跳穿千层底，阿妹跳破绣花鞋……”写得真好啊。我也算个写诗的，参加的又是诗人代表团，可民歌的魅力还是使我叹服。唉，真正的诗不见得非是写在纸上的。
就这么唱着跳着，直至日落西山，我忘掉了自己是个诗人，更愿意做个返璞归真的原始人。在大城市的舞厅里，我可从来不曾这么疯狂过。是该感谢楚雄的歌呢，还是楚雄的舞，抑或楚雄的食物与酒？帮助我一点点找回了失传已久的根。
接下来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牟定县。牟定素有“左脚舞的故乡”之美誉，跳得更狂热。清康熙年间《定远县志》记载其一年一度的传统三月会：“三月二十八日，城外南郊东岳宫四万远近商贾汉彝买卖衣具货物，至四月初三方散。至晚，男女百余人，吹葫芦笙、弹月琴、吹口弦、唱彝曲，环围跺左脚，至更余方散。”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每天晚饭后，大小广场上总聚满左脚舞的“发烧友”。他们大多喝了点酒，面色酡红。酒席俨然已延伸到广场上了。跳完了，又去路边的烧烤铺子接着喝。
假如说我们在禄丰遇见的还是些业余歌手，牟定的歌手，相当于“专业水平”了。县宾馆的一位彝族女孩，给我们这桌每人唱一首歌、敬一杯酒，转了好几圈也不重复。算一算，怎么也有几十首歌了。我估计，即使来更多的客人她也不怕的。她似乎有着唱不完的祝酒歌。而每一首歌，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喝酒的理由。
牟定不仅是歌舞之乡，也是酒乡。当地产的金喜鹊窝酒，堪称楚雄的“茅台”。
牟定的饮食中，坨坨肉、肝生最有特色。坨坨肉，听起来就很生猛，吃这样的菜，你怎么能不大碗喝酒呢？
在牟定不用担心喝醉。除了席间的歌舞外，饭后还有一道醒酒的甜食：汤圆煮米酒。嘿，这就是善饮的牟定，连醒酒汤都是用米酒做的。
本来想写楚雄的吃，写来写去，尽写的是楚雄的喝。以及歌舞。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楚雄，吃与喝原本是分不开的。同样的道理，楚雄的吃喝，与歌舞也是分不开的。要描写楚雄的饮食风俗，就不能不提到酒，乃至歌舞。
楚雄的饮食，其实最有资格称作文化的。而且是原生态的文化，原汁原味的文化。
楚雄的食文化，概念是最宽泛的。它不仅包涵了酒文化，还包涵了歌舞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