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几下敲门声。我从猫眼往外看，是一个中年男人，那面孔似曾相识。
我推开门。男人问道：“先生，你要不要矿泉水？”我说：“我喝的就是矿泉水。”男人说：“我的矿泉水是每天半夜在黔灵山上背的，新鲜，才五块钱一桶。”
近来常听人说黔灵山上的泉水好喝，也听说有人专门背这种水卖。我心想，鬼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便不耐烦说：“不用！不用！”随即，咣的一声拉上了门。
星期六，天还没有大亮我就被妻子叫醒去黔灵山公园爬山。
走进公园大门，天朦朦亮，山顶上飘着淡淡的云雾，透着破晓的寒气。不时，传来一声鸟鸣，让人有种进入仙境的感觉。
去往山顶，小道上已经有了不少行人。其中，大多是背水的人。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着：“英子快点！”一个小女孩回应道：“妈，休息一会儿。”……人声夹杂着“哗哗”的弹盘车声、“啼嗒”的自行车声和“咔吱咔吱”的扁担声，使山涧充满着生机。
远处，一个背上背着矿泉水桶，手上提着塑料桶的男人埋着头迎面走来。当他与我们擦肩而过时，妻子突然停住脚步，叫了声：“钟军，钟军！”那个男人闻声回过头来，叫了声：“哦！陈大姐呀！早锻炼啊。”说完一笑，转过身向前走去。
“等等！”妻子命令道。叫钟军的男人停住了脚步。妻子走过去，问道：“公司发困难补助你怎么没去领？”可能是背的水太重，他佝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说：“我现在不困难了。”我打量着他：花白的头发，油黑的皮肤，一双粗大的手手背开满了皴。他大约五十来岁，背上背着两个18。9L的水桶，两只手上各提着四只装5升食用油的油桶。
妻子又问道：“你咋个不困难啦？你弟弟现在怎么样？”钟军说：“我每天背几趟水，能挣三四十块线。我弟帮着我呢。”妻子“哦。”的一声。钟军指着我问：“你爱人啊？”妻子点点头，钟军憨厚一笑，说：“前天我还去过你家，问要不要水呢。”妻子瞪着我说：“你咋个没告诉我？”我想解释，妻子已开口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要！我还四处打听有没有背黔灵山的水卖的。晚上、哦，不行，明天晚上给我送一桶来。”钟军听后显得有些兴奋，答应着：“要得，要得！”
天亮了，青山倒影在黔灵湖的水面，冬日的湖面上蒸气轻袅，沿湖的道上人多了起来。
漫步中，妻子给我讲了钟军的情况。
钟军母亲早亡，弟弟是个残疾人，他是在父亲车祸身亡后提前退伍，照顾性地进了百货公司。为照顾弟弟，他一直打着光棍。前年公司改制，他下岗了。
第二天傍晚，妻子就叫我赶紧把装有纯净水的桶取下来。然后，找出大大小小的搪瓷钵，高低不等的杯子，叮咛咣当摆了一餐桌，叫我把大半桶水倒出来。
“咚咚咚！”有人敲门。我从猫眼往外看，是个中年妇女。
我打开门。
“请、请问是不是陈大姐家？”中年妇女手提两桶矿泉水，喘着粗气，带着乡下口音问道。
“是是是！”妻子冲到门边抢着答道。我奇怪地问：“你是？”
“我是钟军家婆娘。”中年妇女干脆利落地答道。
妻子与我对视了一眼，来不及细问，忙说：“快进来，快进来！”中年妇女说：“我的脚脏，不进去喽。钟军说，水送给陈大姐喝，不要钱。”说完，把两桶矿泉水搁在门前，转身飞快下着楼。那模样，仿佛怕被我们抓着似的。
第二个周六，妻子天不亮又把我叫起来。
走到黔灵公园的岔路口时，妻子说：“在这里等等，把水钱给钟军。”
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钟军。正要往山道上爬，蓦然看见那天那个自称钟军妻子的中年妇女背着水走来。妻子迎了上去问道：“妹子！钟军咋个没来？”中年妇女说：“受伤了。”妻子问她原因，她说不清楚。妻子急了，问道：“你家住哪里？”她说：“岚山三栋一楼。”
晚上，我们在岚山小区找到了钟军家。
开门的是钟军残疾的弟弟。
屋子很小，灯光暗淡。
“谁呀？哟！陈大姐！”正在洗桶的钟军马上站起来。他的头上裹着沾有血迹的绷带，右眼青了一块。
“你被人打了？”妻子关切地问。钟军说：“不碍事，明天就拆线了。你们没……”他欲说又止，赶紧收拾着沙发上的衣物让坐。我问：“什么人打的？”他不肯说，再三追问，他才叙述了受伤的经过。
那天，天还未亮，他背着水走到湖边，见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抓扯，便放下身上的水大喊一声：“住手！”……
“哦！原来那天晚报上登的见义勇为者是你呀！”妻子说。钟军憨厚一笑，转过脸去，那样子就像被领导当众表扬的小女子。
“咚咚咚！”有人敲门。钟军残疾的弟弟一瘸一拐地开了门。歪着脖子，傻笑着，吃力地用含糊不清的口语叫着：“嫂--嫂--回--来--了！”
门旁，钟军的妻子肩扛着一桶矿泉水，一只手扶在门框上喘着气。钟军赶紧上前接了下来，说：“我不知道陈大姐他们要来。”妻子惊讶问道：“她是去给我们家送水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钟军妻子边擦汗边说：“不怕得。”
屋里散发出些许霉味，我没有立刻关门。
站在门旁，看着屋内的陈旧和杂乱，看着钟军一家三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