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孤独而大胆的幻想家敢于违反当时最伟大的宇宙志权威，违反托勒密及其继承人和追随者的学说，捍卫这样一种论断：非洲决不是和南极冻结在一起的大陆，因而可以绕过它，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条通向印度的未发现的海上道路。有一天这个秘密一定会被揭开。当然，那时被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提到过的那种传说尚未消失：似乎在渺茫久远的法老们的年代，腓尼基的一支船队曾驶进红海，过了两年之后，竟令人惊异地通过赫拉克勒斯的两大石柱（直布罗陀海峡）回到了祖国。也许，亲王从贩卖奴隶的摩尔人那里听说过在荒漠的利比亚——撒哈拉大沙漠——那一边，有一个“富有的国家”——“bilatghana”。事实上，1150年，一个阿拉伯宇宙志学家给诺尔曼国王罗杰尔二世绘制的地图上，在“bilatghana”名称下完全准确地画出了今天的几内亚。这就是说，亨利很可能由于老练的勘察人员的帮助，比那些只把托勒密的著作看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并最终把马可·波罗和伊本—巴杜塔的描述称为一派胡言的地理学家，更了解非洲的真正概貌。然而，亨利亲王真正的崇高道德意义，在于他不仅意识到这一目的的伟大，同时也意识到达到这个目的的全部困难。高贵而谦恭的本性使他懂得，他本人将看不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因为准备一件这样宏伟的事业需要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长的时间。当时，没有对海洋的知识，没有装备精良的海船，怎么敢从葡萄牙出航去印度？要知道，在亨利着手实现他的设想的时代，欧洲人在地理和航海方面的知识竟是难于想象的幼稚。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出现的宗教黑暗统治的可怕的中世纪里，人们几乎完全忘掉了腓尼基人、罗马人和希腊人在英勇的漫游年代获得的全部知识。在那个自囿于狭小空间的时代，某个亚历山大曾经到达过阿富汗的边境，进入过印度的心脏地区的事实，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罗马人绘制的出色地图和所写的地理描述都丢失了。他们的军用道路荒芜了，标志着通往不列颠和比提尼亚内地的里程碑不见了，罗马那套极好的系统化的政治和地理资料已全无影踪；人们放弃了漫游的习惯，渴望新发现的热情已经泯灭，领航艺术已完全衰落。破旧的船只，既无远大的勇敢目标，也没有精确的罗盘和准确的地图，提心吊胆地沿着海岸，从一个港湾驶往另一个港湾，时刻担心暴风雨和跟暴风雨一样可怕的海盗的袭击。在宇宙志如此残缺，航船又如此可怜的情况下，驯服海洋和征服海外王国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弥补几世纪冬眠状态中失去的东西需要漫长的岁月。而亨利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未来的勋业，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亨利亲王当年在萨克里什海角上修建的城堡，后来受到他的知识的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弗兰西斯·德雷克的抢劫和破坏，现在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了。今天透过传说的帷幕和烟雾，几乎无从弄清楚，亨利亲王是如何制定让葡萄牙去争夺世界的计划的。根据葡萄牙编年史的、可能是浪漫主义的描述，他曾要求别人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大洲的书籍和地图，招来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委托他们制造更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他把航海回来的每个水手、每个船长叫来详细询问。所有这些材料他都小心地放在秘密档案里，同时他又装备了许多探险队。亨利亲王不倦地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在不多的几年里，过去的barcas——一种有18个船员的无篷小渔船——变成了真正的naos——排水量达80～100吨的坚固的巨大船只，即使有暴风雨也可以在大海里航行。这种适宜于远航的新型船只，产生了新型的水手。“占星术家”成了掌舵人的得力助手。这些“占星术家”是善于阅读13～16世纪的罗盘航海图，确定罗盘的偏差和在地图上标出子午线的专家。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探险中渐渐成长起了一代新的航海家和考察人员，他们的事业将在未来实现。如同马其顿的腓力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留下了用以征服世界的不可战胜的步兵方阵一样，亨利亲王则给他的葡萄牙留下了用以征服海洋的、当时装备最完善的船只和最优秀的水手。
但先驱者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没有亲眼看到乐土，就在乐土门槛前倒下了。亨利没能活到看见任何一个使他的祖国在认识宇宙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伟大发现。他临终的时候（1460年），国外在地理方面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轰动一时的发现，实际上只是重新找到了它们而已（早在1351年，这些岛屿就已标明在劳伦斯罗盘航海图上了）。亲王的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的时候，甚至连赤道也没有达到，仅仅进行了不太重要和不甚体面的白色象牙的交易和更多的“黑色”象牙交易。换句话说，在塞内加尔海岸上大规模地绑架黑人，然后到里斯本奴隶市场上去出卖，此外，还在一些地方找到了不多一点砂金。亨利从他梦寐以求的事业中，亲眼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可怜的、不太光荣的开端。但事实上，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获得。因为葡萄牙海员的最初胜利不在于他们航行过的地域的广阔性，而在于他们在精神领域里完成的功勋：发展了进取性，消除了有害的迷信。几个世纪来水手们忧心忡忡地相互传说，似乎在诺恩（诺恩就是“前面无路可通”的意思）海角之后不能继续航行。因为海角后面就是“黑暗的绿海”，胆敢闯进这个致命水域的船只的命运是悲惨的。由于太阳的烤炙，那些地方的海洋就像开水一样沸腾、翻滚。船只板壁和帆篷会燃烧起来，任何一个胆敢走进这个像火山口附近的土地一样荒芜的“撒旦王国”的基督徒，立即会变成黑人。由于这种对在南方海洋里航行不可遏止的恐惧，产生了这些无稽的传说，以致教皇为了设法给亨利亲王找来水手，不得不答应每个参加探险的成员彻底宽恕他们的罪孽。只有这样才招募了几个同意到神秘莫测的区域去的勇士。希尔·卡涅什在1834年绕过迄今为止被认为不能通过的诺恩角，并从几内亚报告说，无上光荣的托勒密原来是个非同寻常的撒谎家，“因为在这儿扬帆航行，就像在我们家乡一样容易，而这个国家很富，各种物产十分丰富。”葡萄牙人听到这个消息，是多么欢欣鼓舞。现在僵局已被打破，葡萄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水手了——冒险去干一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随着每一次新航程的顺利完成，航海家们的勇气不断增加，突然出现了整整一代把冒险看得高于生命的青年人：“航海是必要的，保存生命并不那么必要。”这一古老的海员的谚语重新主宰起人们的灵魂。而当新的一代团结一致，决心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世界就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因此，亨利的死仅仅标志着决定性飞跃之前的最后的短暂间歇。若奥一世——很有活动能力的国王刚刚登基，立即出现了超出任何意料的高潮。急跑和狮跃代替了乌龟的爬行。如果昨天还认为用12年的时间航行到没有多少海里的博哈多尔角，又用12年的时间，海船以缓慢的速度平安抵达佛得角就算是巨大成就的话，那么今天向前跃进100或500海里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也许，只有体验过征服天空的我们这一代人，只有曾为飞机在法国练兵场上空飞了3000米、5000米和1万米而感到欢呼雀跃，而十年之后已经见到飞机飞越大陆和海洋的我们——只有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当年整个欧洲对葡萄牙突然迅速地深入前所未知的远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兴趣和疯狂的欣喜情绪。1471年到达了赤道，1484年迪耶奇·卡姆在刚果河上登陆，而1486年，亨利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葡萄牙水手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由于他在那里遇到了迎击他们的可怕风暴，因而起初将其称之为“风暴之角”。然而，尽管飓风撕碎船帆和折断了桅杆，这个大胆的征服者仍勇敢地继续前进。他已经到达非洲的东海岸，那里的穆斯林领港员本来是很容易把他带往印度的，可是海员突然发起暴动，他们声称：这一次足够了。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只好痛心地掉转船头，他没能成为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第一个欧洲人，他没有获得这样的荣誉，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另一个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玛，由于完成了这一英雄的功勋而成了卡蒙斯的不朽长诗歌颂的对象。通常，这是一条惯例，发起人和悲剧式奠基人总是因为有了更为幸运的完成者而被人们遗忘。然而，决定性的事情毕竟已经完成，非洲的地理轮廓业已准确地查明，与托勒密的论断相反，第一次表明和证实：通向印度的自由道路是存在的。亨利死后许多年，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实现了他的理想。
现在，全世界都以充满惊异和忌妒的目光注视着不显眼的、住在欧洲大陆边疆的这个航海民族。正当伟大的强国——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进行毫无意义的互相残杀之际，欧洲的灰姑娘——葡萄牙已经成千倍地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任何势力都赶不上它的赫赫成就了。转眼之间，葡萄牙成了世界上第一海上大国。它的海员们的成就不仅使它获得了一些新省份，而且获得了整块整块的大陆。再过十年，欧洲一个最小的民族将谋求统治和管理面积超过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版图的土地了。
不言而喻，实现这种过分的意图必然会很快耗尽葡萄牙的国力。连小孩子也会想到，一个居民不超过150万的蕞尔小国不可能长久地把整个非洲、印度和巴西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之殖民化和统治它们，即使仅仅垄断这些国家的贸易也很少可能，更不必说永远保护它们免受其他民族的侵犯了。一滴油不可能使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一个芝麻大的小国不可能永远让一些大于它几十万倍的国家俯首贴耳，臣服不二。因此，根据理智的观点，葡萄牙进行的无止境的扩张是荒谬的，是唐吉·诃德精神最危险的表现。但英雄行为总是不合理和违反理性的。当个别人和个别民族敢于承担超过他们力量的任务时，这种力量就会闻所未闻地增长起来。大概没有一个民族能像15世纪末的葡萄牙那样辉煌地把自己的力量集中为短暂的、所向无敌的力量。葡萄牙不仅突然产生了自己的亚历山大和寻找金羊毛的勇士——阿尔布克尔克、瓦斯科·达·伽玛和麦哲伦，而且还产生了自己的荷马——卡蒙斯，自己的梯特·李维——巴罗斯。转眼之间出现了大批学者、建筑师和富于进取心的商人，就像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伊丽莎白④统治时期的英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那样，这里的整个民族在所有领域里都实现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并在全世界面前把它变为有目共睹的功勋。在世界历史某个不可忘怀的时刻，葡萄牙曾是欧洲的第一民族和人类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