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为了香料而远航。自从罗马人在旅行和征战中首先尝到了辣、麻、酸涩和醉人的东方调味品的时候起，西方的厨房和饭馆已离不开、也不愿意舍开印度的佐料和香料了。因为直到中世纪晚期，北方的食物还是难以想象的淡而无味。如今变得非常普遍的农产品——土豆、玉米和西红柿——很久以后才在欧洲落户；而当时还很少有人用柠檬和食糖来调味；茶和咖啡的精雅和滋补属性尚未发现；甚至君王和显贵们餐桌上的食品也一样乏味。他们除了饕餮大嚼之外，无法使自己的胃口得到更好地满足。但令人惊异的是，只要在最简单的菜肴里放上一丁点儿印度的佐料——一小撮辣椒和干豆蔻种衣，不多点儿的姜或桂皮——嘴里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独特和愉快的刺激。在鲜明的酸甜麻辣咸淡的长短调中开始颤动起烹调艺术诱人的泛音和过渡的和音。过不多久，中世纪人不太精细的、粗野的味觉神经便越来越贪婪地要求享受这些新的刺激性物质了。只有放满胡椒、辛辣刺鼻到极点的菜肴才算是上乘之作；甚至啤酒里也放姜，葡萄酒里也放辣椒粉，喝到嘴里烧得喉咙火辣辣的。但是，西方之所以需要这么大量的佐料和香料并不仅仅是为了调味。
妇女的虚荣也越来越需要阿拉伯的芳香物质，而且越新奇越好：刺激感官的麝香、芬芳馥郁的龙涎香和玫瑰油；纺织工人和染色工人为她们生产中国丝绸和印度花布，首饰匠为她们弄来了锡兰的雪白珍珠和纳辛格加尔的天蓝色钻石。天主教教会对舶来品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因为欧洲大陆成千上万个教堂里，下级教士徐徐摇晃着的香炉里，终日烟雾缭绕，而制造神香的数以10亿计的微粒中，没有一颗产自欧洲本土，每一粒都得通过无比漫长的海路或陆路从阿拉伯运来。与此同时，药剂师们也是众口称誉的印度药材——鸦片、樟脑、贵重树胶的主顾。经验告诉他们，任何镇痛剂、任何药物，只要盛放它们的小瓷瓶上没有用蓝颜色写着“阿拉伯的”或“印度的”这些有魔力的字样，病人就会觉得它毫无效用。一切东方的东西，由于它们的遥远、稀少、奇异，也许还加上昂贵，便对欧洲产生了无法抗拒的、迷人的诱惑力。“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斯坦的”这些形容词在中世纪（就像“法国的”这个形容词在18世纪一样）与“豪华的”、“精雅的”、“考究的”、“帝王的”、“珍贵的”这些字眼成了同义词。没有一样商品比香料更畅销的了。这些东方花朵散发的芳香，好像用某种看不见的魔法迷住了欧洲人的灵魂。
但正是由于拼命追求印度商品成为时尚，它们非但十分昂贵，而且不断涨价。今天，我们几乎已无从准确地考察当年价格暴涨的情形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货币的价值表是十分抽象的。但是，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如今每一家饭店餐桌上都有人们像沙子一样随意撒在菜肴上的胡椒面，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却是按颗粒计算，贵如白银，我们便可以获得香料价格被哄抬到何等程度的最明确概念。它的价格如此稳定，因而许多城市和国家把它像贵重金属一样当作支付手段。可以用胡椒去换取土地，当作陪嫁或购买公民权。许多国君和城市用胡椒来衡量他们征收的赋税。如果中世纪人想形容某个人富贵莫敌的话，就可以谑称他为“胡椒袋”。姜、肉桂、金鸡纳树皮和樟脑都用珠宝首饰店和药房的戥子称量。同时还要紧紧关起门窗，深恐穿堂风把珍贵的粉状颗粒刮走了。不管用我们今天的目光看起来，这样衡量香料的价格是多么荒唐，但你只要想到运来这些东西的困难和危险性，对此也就不难理解了。那时候，东西方间的距离无比遥远，航船、骆驼队和大车队一路上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每一颗微粒，每一片花瓣从马来群岛的翠绿灌木丛中的采撷到它最后一个“码头”——欧洲商人柜台之前，又经受过多少“奥德赛”式的飘泊和波折！当然，其中每一样植物本身都并不是稀世之宝。在地球的那一边，蒂多雷岛上的肉桂、安汶岛上的鸡舌香、班达岛的肉豆蔻、马拉巴尔沿岸的胡椒，就像我们这里的飞帘，自由自在地大量生长，遍地都是。在马来群岛上一公担香料的价格并不比西方的一撮香料更贵。但这种商品在它经过大海和沙漠落到最后的买主——消费者手里之前却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呀。第一双手得到的报酬照例最可怜。马来亚的奴隶采集刚刚成熟的果实，放进驮在黝黑背脊上的柳条筐里，驮到市场上，他们除了磨破的皮肉和满身大汗，什么也得不到。但他的主人已获得了一定的利润。穆斯林商人从他手上购进商品，然后冒着灼人的炎热用独木小舟从马鲁古群岛经过八到十天或更多的时间运往马六甲（今日新加坡附近）。在那里，第一只吸血蜘蛛已端坐在它编织的蛛网里。港口的主人——实力强大的苏丹向商人课征转运税，只有缴过税，商人才能获准把芬芳货物转换到大一点的帆船上，于是，宽大的船桨或四角的篷帆送木船沿着印度海岸缓缓前进。这样，接连好几个月就在单调无味的航行中，在风平浪静、酷热无云的天空下无穷尽的期待中度过，接着又要拼命躲避台风和海盗。运输这类货物经过两三个热带海洋是无比困难和危险的，在途中，五艘船只中总有一艘成为风暴或海盗的猎获品。当商人顺利经过坎贝，最后到达霍尔木兹海峡或亚丁的时候，不由向上苍致以感谢的祈祷。这里给他们打开了通向幸福的阿拉伯或埃及的道路。但是，由此开始的新的运输方法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并不比从前有所减少。那些转运港里数以千计的驯服的骆驼一字儿排开，形成长长的纵队，只要一看到主人的手势，就温顺地跪在地上，一只接着一只驮起捆得紧紧的、装满胡椒和肉豆蔻种衣的货色，然后“四脚航船”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开始了在沙漠之海的航程。满载印度货物的阿拉伯骆驼队一连几个月在沙漠里走着，经过巴士拉、巴格达、大马士革到贝鲁特和特拉布松，或经过吉达，前往开罗。——“一千零一夜”在这些名称里复活了。它们沿着古老的、从法老和巴克特里亚人时代起被商人所熟知的道路穿过沙漠。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道路照样也是贝都英人——沙漠盗匪的出没之所。一次野蛮的袭击常常转眼之间把许多个月的劳动和努力化为乌有，而那些侥幸逃过沙漠旋风和贝都英人的货物又会变成另一些强盗的猎获品。海志的艾米尔，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对每一头骆驼和每一只货包都要课征不小的税额。埃及的强盗头子每年从香料运费上征收的税额就达数十万杜卡。最后，当骆驼队抵达亚历山大港附近尼罗河口的时候，又会遇到一个最后的，但决不是要价不高的征税者——威尼斯舰队。自从背信弃义地消灭了贸易对手拜占庭以后，威尼斯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完全垄断了西方的香料贸易。商品并不直接运往目的地，而是运到里阿利托，拍卖给德国、佛来米和英国的经纪人。只有到了这时候，这些两年前生长并由热带太阳哺育的果实，才被装在大轮子货车上，沿着阿尔卑斯峡谷里冰雪封冻的道路，送给欧洲商人，从而进入消费者的手中。
马丁·贝格依姆1492年忧郁地在他的地球仪、著名的“地苹果”上写道：印度香料在落到消费者最后这双手里之前，至少得经过12双野兽的手：“还应当知道，印度群岛上生长的香料，在东方也要经过许多道手，才能来到我们这里。”但尽管有12双手瓜分暴利，每双手仍然从印度香料里榨取了相当可观的金汁。尽管要冒那么可怕的危险，但在中世纪，香料贸易素以最为有利著称，因为在这儿，数量最少的商品和最高利润结合在一起。即使五艘船中有四艘（麦哲伦探险队证明这种估计是正确的）连同装载的货物一起葬身海底，即使在265人中有200人不得返回家园，——这仅仅意味着船长和水手同生命分了手，而商人并不因此而受损失。如果三年之后五艘船里只有最小的一艘回来，只要它满载香料，这些货物就能绰绰有余地抵偿全部损失，因为在15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比人的生命还珍贵。因此，毫不奇怪，在毫无价值的生命供应源源不断和对昂贵的香料需求疯狂增长的情况下，商人的算盘总是不会有错的。威尼斯的官邸，福格尔家庭和维利泽尔家族的官邸恐怕完全是用印度香料的利润建立起来的。
但是，正像铁必然会生锈一样，巨大的利润也不可避免地招来强烈的嫉妒。任何特权都会被人当作不公正的行为，而在某一部分人大发横财的地方，另一部分没有捞到实惠的人就会自动联合起来。热那亚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早就对巧妙地把黄金的暖流引向大运河的善于经商的威尼斯侧目而视。同时，他们更愤恨地盯着埃及和叙利亚，因为那里的伊斯兰教用坚不可摧的铁链把印度和欧洲分开了。不容许任何基督教船只在红海里航行，不让任何基督教商人穿过红海，所有同印度的贸易只能通过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或中间人进行。但这一情况不仅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欧洲消费者的商品价格，不仅拿走了基督教商人的一部分利润，而且产生了新的危险：大量贵金属可能都会流向东方，因为欧洲商品的交换价值远远低于印度商品的价格。仅仅由于这一非常明显的折本，西方各国要求摆脱使它们感到吃惊和屈辱的控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顽强，它们的力量终于联合起来了。十字军远征决不像罗马化的历史学家经常描绘的那样，只是想从异教徒手里夺回“上帝灵柩”的神秘宗教尝试。这是第一次欧洲基督教联盟，同时也是旨在打碎封锁红海通道的铁链，消除对欧洲，对基督教世界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封锁的第一次经过周密考虑的努力。但是这一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埃及仍然在穆斯林手里，而伊斯兰教仍然挡住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于是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探寻另外一条通往印度的自由和独立道路的愿望，促使哥伦布向西航行，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和瓦斯科·达·伽玛向南航行，卡博特向北，向拉布拉多半岛方向航行的勇气，首先来自这样一种自觉的意愿：要有一天给西方世界找到一条通向印度的自由的、不用纳税的、畅通无阻的道路，从而打破伊斯兰教的可耻统治。在重大发明和发现的历史上，精神和道德的动机一向是鼓舞的力量，然而，促使人们完成这些发现的则主要是物质的动机。毫无疑问，仅仅因哥伦布和麦哲伦设想的大胆这一点，就足以使国王们和他们的谋臣们跃跃欲试。然而，要不是对神秘国家的探险有可能千百倍补偿耗费的资财的话，这些计划怎么也不会获得所必需的金钱而付诸实施。君主和投机商们也决不会去装备勇敢的海洋征服者的船队。以推动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商人是这个地理大发现世纪的英雄们的支持者，而征服世界的第一次英雄热情却完全出自浊世的动机：最初是为了香料。
历史上，一旦个别人物的天才同整个时代的天才结成联盟，每当个别人身上体现了时代的创造欲望，就会出现创造奇迹的时刻。在欧洲国家中有一个尚未完成自己那一份全欧任务的国家，通过长期的英勇斗争摆脱了摩尔人的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现在，当用武力争得的胜利和独立已经巩固之后，这个年轻和热情奔放的国家的蓬勃精力被迫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中。葡萄牙的全部大陆边界同友好的兄弟王国西班牙毗连，因此，对这个贫穷的小国来说，只能通过贸易和殖民向海上扩张。不幸的是，同所有其他欧洲的航海国家相比，葡萄牙的条件——至少当时人们觉得是这样——最为不利。因为由西面冲刷着葡萄牙海岸的波涛滚滚的大西洋，根据托勒密（中世纪惟一的权威）地理学说，乃是一个不能航行的无边的水的荒漠。根据托勒密对地球的描绘，沿非洲海岸南去的道路也是无法通行的。他认为从海上绕过这个处处沙漠、荒无人烟的原始地带是不可能的。这块大陆似乎一直伸向南极同南极大陆连成一片，其间没有任何海峡。根据古代地理学家的意见，在所有从事航海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由于不濒临惟一通航之海——地中海，而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然而，把臆造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却成了葡萄牙一个亲王的终生任务。他勇敢地根据圣经教义，力求后来居上。如果托勒密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位绝对正确的自然地理学权威错了呢？如果经常用西来的巨浪把古怪、陌生的树木残枝（要知道它们总是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冲到葡萄牙海岸上的这个海洋根本不是无边无际的呢？要是这个海洋通往新的、未曾听说过的国家呢？如果非洲赤道那一边也有人居住呢？要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希腊人关于无法绕过未曾考察的大陆、大洋里没有通向印度海域之路的论断纯系胡说呢？要知道，这样一来，位于欧洲最西端的葡萄牙，就会变成一切发现的真正跳板，因为由葡萄牙去印度的航路是最近的道路。这样一来，葡萄牙便不再被海洋封锁，而是相反，它将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负有航海的使命了。这个使衰弱的蕞尔小国葡萄牙变成伟大的海上强国的愿望，使至今一直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大西洋一变而为水上通途的理想innuce<sup></sup>成了恩利克fante<sup></sup>终生不渝的目的，他在历史上被当之无愧同时又是当之有愧地称为航海家亨利。亨利一次也没上过船，没有撰写过任何有关航海的书籍，也没有画过一张地图。但历史仍然有权授予他这个称号。因为这位葡萄牙亲王把整个一生和全部财产都贡献给了航海事业和航海家们。他是葡萄牙国王的儿子、英国国王的外甥，还在青年时代围攻休达（1412年）的战役中就成绩卓著，他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本可以担任各种最光彩的职务，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欧洲的各国宫廷争相邀请他，英国想让他担任总司令的职务。但这个奇怪的幻想家放弃了一切，宁肯过他的孤独而富有成果的生活。他躲到一度是神圣（sacrum）的萨克里什半岛这个古老世界的海角上去了。他在那里花了五十来年时间，准备去印度的海上探险，也就是准备着对不可知的海洋的伟大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