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河南、河北及黄河沿岸地区南下的，被称之为“司豫流人”，他们初沿汝水，而下长江，渡江后，分布于鄱阳湖区域，或再沿长江而下，到达皖苏中部，甚至溯赣江，到达粤、赣闽交界处。
还有“秦雍流人”，是来自于陕西、甘肃及山西的，他们沿汉水顺流而下，到达洞庭湖水域，更甚者，溯湘水，至桂林，沿西江到达广东中西部，此外，还有更多的层次，不一一胪列。
一浪高过一浪，流民潮，也是难民潮，几乎覆盖了整个南中国：
东晋政权，也正是凭借流民武装，以少胜多，打赢了着名的“淝水之战”，将如狂潮般的北方蛮族大军阻遏在了黄河与淮河之间。
这一来，江南一带有了相对的安定。
汉族传统文化，也就由黄河之滨，移至于江南，得到了保存与卫护……。
这才有了客家神话的滋生之地--不然，华夏文明也就没有了退路，如同蛮族攻陷罗马古城，世界便到了末日一样。
在东方，世界不曾在一座城里灭亡！
起死回生：淝水大战
氐人苻坚，其时可谓鋳躇满志，不仅灭了鲜卑人的前燕，大破燕都邺城，而且兼并了另一支氐人仇池杨氏，兵发前凉，迫使前凉汉人自缚出降，随即，又灭了鲜卑拓跋氏的代国，整个北中国，皆在其马蹄之下。于是兵发百万，率浩浩荡荡的二十万骑兵，气势浦汹地杀向了逃亡到南方的东晋。
东晋正是名相谢安执政，其时，正是“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而“疆场多难”的危亡之刻。但他看中了逃亡到南方的流人民气可用，遂让其侄儿谢玄在京口（今镇江）招募北方流人组织起一支新军，号称“北府兵”，从而加强了东晋业已常疲弱了的军事力量。
北方南徙的流人们，无不企盼有一天重返家园，西望长安，尘埃不见咸阳桥--这晋诗中的描绘，无时无刻不让他们动容。而此刻，北归无望，连脚下偏安的一隅也难保，能不教他们同仇敌忾么？
但北方强虏却是志在必得，号称百万，实际上也有六十余万戎卒，二十万骑兵，共九十万一支大军，从东、西、中三路南下，以中路为主攻，以图会攻东晋京师建康（今南京）。
而东晋，作为防御重点处，仅有谢玄所率的八万精兵--北府兵。
以八万对百万！
苻坚的队伍，一路势如破竹，一仗便打下了淮水西岸的水陆交通枢纽--寿阳，俘虏东晋守将徐元喜，即派五万精兵，进据洛涧，以阻止晋军西救寿阳。
谢石、谢玄救兵只得止军不前。
威焰赫赫的苻坚，满以为对方已给吓破了胆，竟想不战而胜，派人去说降。谁知去者反说动谢石乘秦军前后脱节之际，进军消灭其前锋。于是，谢玄仅派五千精兵，强渡洛涧，奋勇冲杀，力斩胡将，又分据要津渡口，断敌归路，使秦军步骑溃乱，争赴淮水，被斩俘一万五千万，军械辎重尽被晋军缴获。--仅以五千之少数，力克十倍于己的强敌，洛涧之役，为淝水大战打了个漂亮的前哨战。
晋军随即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东岸，寿阳城下。纵然仅八万兵马，却个个意气风发。
苻坚登寿阳城眺望，见晋军部伍严整，又见八公山上--此离寿阳仅五里，草木摇动，以为皆是晋军，刚刚打了个败仗，心里虚着呐--这便是后来“草木皆兵典故的由来。
东晋人少，久久在水边对峙，不能渡河，势必不利。于是谢玄心生一计，遣使对苻坚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
被谢玄这一激将法一激，苻坚不顾众将劝阻，不使自己居于“不欲速战”的地位，甚至想将计就计，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驱而杀之，蔑（无）不胜矣。”竟真的令秦军稍往后退，让出阵来。
谁知，刚吃过败仗的秦军一退，阵势大乱，无法控制，更有人在阵中高喊秦兵败矣！”一发不可收。晋军趁势渡河，向秦军猛攻。秦军将领飞马掠阵，想阻止自己的军队溃散，但已无济于事，因坐骑跌倒，反为晋军所杀。
秦军就这么不战自溃，自相践踏，以至死者蔽野塞川，淝水为之不流。
逃出战场者，仍惊魂不定，听到风声鹤唳，便以为晋军杀到，昼夜不肯歌息。一路风餐露宿，加上饥寒交迫，死者又十之七八，连苻坚也身中流矢，只得单骑逃回淮北。
晋军乘胜追击，一直掩杀到寿阳西北三十里的青岗。寿阳就此收复，缴获战利品数不胜数，珍宝堆积如山，战骑等获十万有余。号称百万的前秦大军，竟败在仅八万的“北府兵”手下。晋军不仅收复了全部失地，而且还攻下了前秦的若干领地。
前秦也就此迅速瓦解。“民为之用”，是东晋大胜的主要原因，“北府兵”对北方蛮族烧杀抢掠恨之入骨，始终拥戴东晋为汉族政权的正统，因而！7士气高昂，作战勇敢，锐不可当。
“北府兵”，当是客家先民--这也是客家民系形成前夕，业已产生的“神话”--以八万之众，破百万之阵，非神话又是什么呢？
查阅客家人族谱，几乎无不与之有关。
正如犹太人当年需要一位摩西率领他们走出埃及一样，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的前奏中，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及至谢安、谢玄、谢石赢得淝水大战，从而守护住了半壁江山，使得汉文化传统不至于万劫不复，这业已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清流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华夏文明或汉民族文明得以保存，不曾与古罗马文明同时归于覆灭的原因只归因于一个淝水大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假如谢玄所保住的，仍是那个腐朽不堪的晋王朝，再多的胜仗也无济于事，作为封建王朝，总归是要没落的。
他保住的，应是一种更深厚的文明传统，这与王朝的腐朽恰好是格格不入的。
正如人们所知的，在那样一个大分裂、大动乱也是精神极度痛苦的时代，儒家正统文化也因为大」统的溃散受到了挑战，人的个体生命得到了升华，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解放。于是季，中国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涌现了一股清流，使这样一个大黑暗的背景上，了无数的亮点。平庸的年代是产生不了思想的，太多的安乐也就没有了精神的吃扬，极度的愤嫉才有了传世的诗篇，混沌的乱世自会出鸿篇巨制。--于是乎，鲁迅又称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后边，我们还要专门讲到这一切对浇铸客家民性的作用和意义。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华夏文明得以维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官员荒淫无度、孔方兄肆虐之际，我们民族并不曾彻底地如古罗马一般烂下去，相反，她的脊梁并不曾弯曲，她的召唤依然辽远，她的风神照旧朗朗照人！仍有无数为追求真理而前仆后继的牺牲者！是他们，喊出了千古不朽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理是他们，高扬起个性自由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旗帜；
哪怕是走向刑场，他们仍要弹奏出千古绝响的名曲；
他们追求人格平等、返归自然、个性自由、思想放达、精神解放的人生真谛，影响了两千年的历史。他们当日的《无君论》，迄今仍振聋发聪！
这里有个小故事，是笔者在读一名大诗人阴铿的诗作中得知的。
阴铿在南朝时，曾在今日客家人聚落始兴（粤北）当过录事参军，那时，不少中原士族，都因战乱南迁到这个地方。后来，他又在故章县当过宫，没多久便被黜，留下一诗：
秩满三秋暮，
舟虚一水滨。
慢慢遵归道，
凄凄对别津。
晨风下散叶，
歧路起风尘。
长岑旧知远，
莱芜本自贫。
被襄恒客吏，
正朝不系民。
惟当留一犊，
留持赠后人。
这位在官场沉浮一些日子的诗人，清醒地看到，统治者只知顾自寻欢作乐，是决不顾民间疾苦的，要为官，惟有用被子把自己紧紧裹起来，什么事也不做好了。但是，即便在如此浑浊的官场，却仍有人不肯有违自己的良知，传下了“留犊”的美名。他这是指魏时一位廉吏。
“留犊”，典出《三国志·魏·常林传（注）》。说的是一位名叫时苗的人为寿春县令，去就任时驾一头黄犊牛，只做了一年多的官，便做不下去了。就在这一年多中，他带去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可他辞官而去时，只带走他带来的牛，把小牛犊留下了。县衙里的主簿，追去问他是否忘了，他的回答却是：
“我当县令时，本来就没有这头牛犊。这小牛犊是这里生，当归这里所有，并不属于我。”
从此，“留犊”便成了为官清正廉明的比喻。
即便在今天，不少人看来，这位被免职的县令实在也太迂阔了，这头小牛为自己带去的母牛所生，怎么能不归自己而只属这个地方呢？
客家人如今讲究清廉的“迂阔”，大概可以在这个故事中找到“原型”--太重视自身的廉洁以至成癖了。
即便在写诗的阴铿身上，也有着同样动人的小故事在他身上，亦不乏魏晋以来文人的潇洒与放达。
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一年隆冬，阴铿与宾客小酌，饮酒时他见一位“行觞者”--即斟酒的仆人忙上忙下，便“回酒灸以授之”--亲自斟上一杯热酒给这位仆人喝。结果，在座客人均笑话他，什么不分主仆、没有上下、有失体统等等。这很自然，当时时兴的，是行酒的美女如不讨客人欢心，还要被砍头以示主人的“潇洒”，可阴铿却正色道：
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
显然，他是无视当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颇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复归人性的气概，好一个“人情也”！
那位仆人，当然铭记在心。--虽说这仅仅是一杯酒的“知遇之恩”。
后来，侯景作乱，阴铿被叛军抓了起来，生死未卜。不料，却绝处逢生，竟有人把他救了出来一问，那人正是当日的“行觞者”一阴铿却未必记得他了--“及侯景乱，铿尝为贼擒，或救之获免。铿问之，乃前所行觞者。”
当日回报以酒，阴铿未必当作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只是尽人情而已，但是，尊重人格，讲究人情，不也正是魏晋之“名士风度”么？
这也说明，在整个社会的滚滚浊流之下，仍涌动着一股不竭的清流。
也正是这股清流，维系了华夏文明的生机--正是有那位县令，阴铿，以及嵇康，阮籍等一批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志士，才使得华夏文明不曾似古罗马文明般从外到里，彻底地败灭掉。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正气、清气与骨气，才不至于匍匐在外来侵略者的脚下，最终把已创造的辉煌的文明自毁掉！
自毁远甚于他毁。
只有自毁，才是彻底的毁灭！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南迁，整个汉民族重心也南移了。客家先民也是这时开始了艰难的千年迁徙，万里长旅的。斗转星移，这一千年便过去了。
曾有过盛唐文明、宋代科技称雄的华彩乐段之中国人，却又在淸王朝统治之下，又一度面临“死亡之门”！
这回，可不是南匈奴的金戈铁马，而是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
只是，这时客家人已经蛰伏了很久、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