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边缘
从泱泱大国的中央，走向了东南沿海的边缘；即便是到了东南沿海，也仍旧进入不了那里的城镇、商港，也还得作为东南沿海的“边缘人”--退居于荒无人烟的穷山恶水间，重新开垦以求生，继续面临无情的“自然淘汰”。这种边缘状态，对于任何人来说，无疑是非常尴尬与困窘的。
而对于客家人来说，就更加严重与危险了。
其严重性及危险性，更多来自于他们自身。
他们毕竟曾出身髙贵，是衣冠士族，位于泱泱大国的中心，他们创造了这个文明古国最灿烂的文化，是这一文化无可争议的主人、代表。他们位于中央，可以俯视四周，视四方为蛮夷之地。这种天生的优越感、倨傲感，是客家先民祖上便已拥有了的，绝对不会消退与减弱。只有他们是正朔、正宗、正统，不可以否定这一点，连北朝统治者占据了中原，其内心也仍不得不承认逃到南方的汉人政权仍旧是这个国家的命定的嫡系继承人，从而有着无法抹去的自卑感。
然而，从中央失落走向边缘，如果他们还持有这种倨傲与优越感的话，势必与当地格格不人，四处碰壁，以至步履维艰。
不幸的是，客家人正是这样。
他们并未因为从中央走到了边缘而失去那种主人感、那种优越感，相反，还强化了这种感觉--这就难免不与这里真正的主人土着产生可怕的冲突了。
查阅一部客家史，土客械斗，可以说是绵延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到后期，即19世纪，更愈演愈烈。
土着，理所当然是当地的主人。当然，他们也是更早从长江瘫域南迁的百越系统中的若干支系，但他们已在这里生了根，长成了大树，有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海洋文化的传统，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他们只认自己的文化，甚至更为自负。上千年的舟楫之便，使这里的商旅颇为活跃，也就有了相应的文化价值观。这与中原文化，尤其是重义轻利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笑贫不笑娼”的习俗--这对后到的安贫乐道的客家人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因为，愈是要用客家人的文化去影响当地人，就愈会激起大的冲突。
在当地人看来，客家人的重义轻利也形同愚昧，是一种不开化。因为，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成就，大都是建立在对利润的追逐上的。有钱不赚，有利不图，天生的大傻瓜。他们也似后来的美国人一样，把一切都作计量分析，不能折换成计量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直至今日，他们仍无法理解客家人这种恪守信义的意义何在？视这种“义气集团”较之“利益集团”为落后、愚顽等等。我们无意去评判这其间的是是非非，因此，双方彼此都视之为“不开化”、“落后”，则是以不同的文化价值为参照系统的。这一来，中原来的文化主人，反而被斥之为“猜猿”“乞贼”，甚至有了这样的童谣“獏僚子，獏獠子，山边边枯（蹲）水边死！”以及后来的“孬狲孬狲，唔食盐西葱，住在湖南，死在广东”。--土着则认为他们自己是开化的、先进的。
这又怎教客家人受得了？这泱泱大国的文化主人，反被真正的边缘人斥之为“冥顽”了。所以，冲突日剧。
因此，客家人来到这“边缘”地界，犹如在刀锋的边缘上行走，无时无刻不有临危感，动辄便得鲜血淋漓，身首异处。他们没有任何安全的保证--他们从来就是异乡人，连他们的称谓“客家”，也随时在提醒别人，他们到底还是异乡人。
要融人土着么？这在他们是办不到的。
要土着汇入他们么？也显然不可能。
这种边缘状况，当然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无归属感--客家人毕竟有一个大的归属感，纵然别人认为那是虚的，但他们却感到无比的实在，这便是客家人无论到了何处，总是能够认祖归宗的。
但危机感却是更严重的。的确，远在中原，后来的北方汉人，无论他们融合了多少不同民族，但几经变动，也还是恢复、保存或重建了汉民族的文化中心，唐代如此，北宋亦如此。对于他们，南徙的客家人，也同样是成了这一文化的边缘，虽说客家的文化本身是从中原带去的，且更为古老也更为稳固，甚至更为正宗，但毕竟已远离了文化中心。他们甚至对这支民系的命运，都渐渐淡忘到不甚了解，或者茫无所知。
这种悲凉，也是客家人所难承受的。
一是当地的排斥--古书已有记载，粤人的排外情绪早已有了。
二是来自中原的无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虽然你仍得承认那里乃是自己的“根”。
因此，处于边缘状况的客家人，也不能不调整自己。一方面，不可以受制于人，不为当地所同化，同时，也得在变化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本质--中原的高文化素质当然是不可以摒弃的，这是核心的所在。但是，问题在于，一成不变的环境，可以使这种本质固化乃至僵化，这就是后来中原文化的悲剧，以至于今不少人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去否定它，说得一无是处。
于是，变化的环境，尤其是急剧变化的环境--处于不断迁徙的环境变换中，本质的形成受到了妨碍与影响。
于是，便有了夹在两大边缘中的客家人的文化：一面，是中原文化，其文化母体已视他们为边缘人了；另一面，是当地文化，他们只能在其边缘存在。
边缘的危机与机通
但这种边缘状况在构成种种危险、焦虑的同时，无疑也提供了种种的机遇与可能。
为了在边缘生存，他们不得不摒弃原来文化中滞后的、陈腐的部分，从而更新自己、强化自己，或者重塑自己~所以，客家人既是中原人，又不完全是中原人。他们保留了中原文化极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或者菁华部分，并向前发展了它；同时，也排除了这一文化中的“老化”基因，不至于与中原文化一同僵化而衰老。最后，由他们承担起了再造与复兴中原文化的历史重任。
而对于当地文化，在拒绝同化之际，也还是相应吸收或审慎地识别出某些自己尚能契合或接受的部分，--当然，这过程是漫长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因为客家人实在是太认真也太严肃地在扞卫着自己的文化疆界，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经商的民族，不像犹太人（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再谈），但他们却把客家人的“无信不立”有机地融合到必不可少的商业活动中，并借此取得巨大的成功了。
无论如何，客家人与今日的中原人，其边缘界限可以说是相当清晰的了。不过，客家人易为中原认同，所谓“南人北相主贵”，便是这种认同的一个折射。客家“南人”易于在北方文化界立足并平步青云，这便是这句谚语的真实依据。
那么，客家人与当地人的边缘界限，上千年来，也绝对不曾模糊与交错，更不会混同起来。当然，这以语言界限为最鲜明的标志，无论到了何处也不会混淆，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价值取向诸方面要素，包括民俗风情、群体性格等等，都与当地人有着很大的差异。
能做到不受制于当地并被同化，又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得到自我本质的实现，这对于一个“边缘”民系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也无外乎如犹太人等一两个民族。
而客家人与犹太人还是有千差万别的，不独独一两处。各有各自不同的“边缘”。
“边缘”的含义，其实还要更深邃一些，也更广泛一些。“边缘”在其意义上暗示某种文化的延伸与拓展，一个模糊的大空间及相对的历史的延续期，甚至是一种生命强力的辐射范围。它是一种强大的文化的外围。
也同样是脱离轴心束缚力的自由空间。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边缘”对于客家人也是一大幸事。
边缘，既是危机，也是际遇或机会，却更是大幸。
客家民系相对自由发展（当然这是以付出苦难为代价的）。一方面，脱离中心的束缚力而获得的自主，另一方面，又相对隔离在当地文化的圈子之外，因此，其生命才得以蓬勃旺盛地滋长。自然，这种“边缘状态”处于历史与空间的双重存在，也就更让人体味出生命的分量。
由此，客家人的生命，始终是依赖于这种边缘状态才得以弘扬的。--迁徙、流浪、漂移不定，可以说是边缘的形而下的表述。
于是，一切也就处于：
生长与衰败；
可能与不可能；
实在与虚幻或现实与梦想；
形而上与形而下；
有序与奋乱；
奇异与寻常；
必然与偶然；
规律与随机；
预计与意外；
清蹉与沉沦；
激昂与低沉或尤奋与沮丧；
理智与情感；
爆发与郁积；
种种模棱两可之间，这也是一种无法确定的迁徙与浪迹，也正暗合了这个民众的宿命。所以，从中较之“中心”所得到的确定的同时势必受到了限定的生命信息，自然要丰富得多。所体验的历史，也同样多向度一些，即便这种体验也还是模糊不、捕捉不定的，也许这才是最真切也最可靠的。客家民系形成前期这种“混沌”的描述，也许正是其之所以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奥妙所在。
边缘也许木如两个中心--中原与当地--那么实在，但更容易激发创造的激情。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不确定，你尚有英雄用武之地。也许，这正是客家人理想主义滋生的最好状态，也是客家人为什么总是那么充满激情的一个注脚。一切，都不会被“中心”那么死死地压抑住，有了喷发、溅射乃至狂奔直泻的机会。
激情是可以触发灵感，激活思想的，所以，客家人不仅仅因为历史地位作为一个高文化、高教育的民系，而是由于这种边缘状态所产生的激情而保住了这种高文化、高教育--从事文化教育的人，没有激情，没有理想，总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尤其我们日益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物欲、特别是金钱诱惑的世界。这全世界正在粉碎与消解一切文化，把人异化为赤裸裸制造或挥霍金钱的机器。
守住边界
守住边界，也正是边缘状态的一种描绘。
因为，很可能为两个中心所吸引、拉扯，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只能牢牢站在边界线上，拒绝一切“向心力”一各方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意识，既不是传统的业已朽颓得可以了的中原儒家文化，也不是当地的某些重利轻义以至失去人情味的市侩文化。尽管这两种文化均有强大的支配力量，但它们同样在客家人当中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客家人不可能走向宋明理学的极致，去“存天理，灭人欲”，而永葆魏晋时代的“天放”精神，包括他们的“山上山人唱山歌”在内；同样，也不可能堕落到极端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当地文化上。客家人就是这么站立起来的。
站在边缘上！
只有如此淸醒的边缘意识，才可能获得认知世界的新方式一以客家人的目光去重新认识世界：世界不似中原人所认为到大海便终止了，漂洋过海，还是世界，大海，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同样，生命也不会“住在湖南死在广东”，或正相反视南岭为生死相隔的障碍，把北方的严寒视为死亡的大麾！--当地人把南岭以北统统视为北方，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北方永远是“孬狲”所在地，不仅不开化而且生死无常。
对于客家人来说，边缘虽然有一定的地理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意义。他们可以认同北方，认同中原，那毕竟是“根”之所在，但已不把后来的北方或中原文化视为原汁原味的了，正如南方汉人一直把北方汉人视为不纯粹一样。
这种边缘状态，对任何一方都是处于一种相当可悲的弱势。所以，须更要激发出自强意识，从“自在”走向“自为”。千年的压抑，千年的排斥，千年的游离，势必会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抗诉。
这种抗诉，便如金田起义中“天国”的声音，辛亥革命里民族主义的呼唤。乍一听，是那么陌生，离经叛道，但深入进去，也就自然作为整个民族对业已颓败的旧制度、旧秩序的一种由衷的怀疑、质问，从而汇入了这抗诉的行列！
只有从边缘去透视不同的文化，透视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才不会固步自封，也不会顾影自怜，从而去肩负起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加强“使命感”。
不敢妄言客家人中已滋生了一种治愈种种社会病--过去的宋明理学痼疾，以及今天现代文明导致的异化之抗体。但是，至少，他们处于边缘状态，是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的。既然意识到了，也就会有所为。
确定身份的反讽
边缘人难的是确定身份。但客家人却已以自己为“客家人”作为身份无可置疑的确认--正统的中原人当然知道自己是谁客而家焉”则还存在有身份的迷失，但把“客家”即“客”与“家”之间的边缘确认下来，那也就没有什么可迷失的了一你就在征途上，流寓客子，用不着再去确认别的身份了。
李贽的“流寓客子”就是反讽了“确定身份”的传统观念。
于是，不再是强大的中心来同化他们，非此既彼，而是他们自己去同化他人，让他人认识到这么一个民系的文化底蕴，以及在当代的生存能力，把轻蔑、歧视、冷漠转化为敬仰、尊重与关注，由俯视变作仰视，由排斥、打击变作亲近、爱慕。
也许他们会变作新的中心，也许他们并不愿意作为中心，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走完了由“自在”到“自为”的必不可少的历史过程，他们会在今天高高地翱翔了。
也许，保持住边缘状态不失为一种理智的考虑，当然能否再坚持下去，恐怕很难作出保证，毕竟，我们的社会形态，远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还需要保持住“边缘状态”上的清醒，给未来，留出更多的余地。作为客家人，总是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企盼一种比较健全的文化运行机制--这从他们众多的文化典籍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后文将会去说明这一点。他们总是企盼着不澜与无常--这些，他们在大迁徙中遇到的太多了--之中多一些理性与稳定。可惜，这些，每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于是，作为“边缘人”的焦虑，将使他们永远得不到解脱。
他们也就永远这么背负着历史，背负着希望走下去。从明末到淸末，十几代人尚需做同一启蒙；从世纪初到世纪末，这种启蒙的周期缩短了很多，可又有谁知道是否还有新的周期呢？
两个流浪的民族
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作为犹太人这么一个与历史记载相始终的弱小民族，如此引起当代世界关注，不独是他们出了三位被视为“改变了人类20世纪的伟人”马克思、弗洛伊德及爱因斯坦，也不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深受德国法西斯几乎灭绝种族的摧残仍能顽强地生存并创立了以色列国等等，而是他们的传统与文化，引起了人们对人类遭际及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从中返照自身的美德与缺陷--人性的各个侧面，尤其是对世界未来的构想。
同样，几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客家学的重新复兴。作为汉民族这么一支独行卓立的民系，其拥有的人数远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好几倍，又再度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在近现代的崛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震撼中国；还有当代五大洲的客家人中的着名学者、专家、企业家，数不胜数，以及近代区域人文的勃兴等等。作为占汉族一支重要民系的客家，对它的透视和思考，无疑是有益的。
但这种思考和透视不是指向过去，更重要是指向未来。--它对于塑造客家民系乃至再造汉民族或中国人的国民性方面，也是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历史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