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半是神话，半是现实的传说，成为了这么个始终处于漂移的逆境中的古民族、新民系的精神的维系，更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所以，神话过后，南徙的客家先民们不约而同地被吸引到同一个地方--葛藤坑，一个新民系诞生的“飞地”，假如我们搜集到所有客家人的族谱，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为何几乎每个姓都是在那里“开基”或“发祥”。要加在一起，当日的葛藤坑又何止十万八万之众！这方寸之地简直有着无数个亢奋的魂灵！
惟一的解释是，当所有客家先民一传十，十传百，说有了一个可以避战乱的地方之后，前前后后、陆陆续续便有一个又一个的家族往那个地方迁徙。有来了之后又走了的，也有后到留下的。总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那个地方称得上是人丁兴旺，人文荟萃了！
当然，“葛藤坑”也不妨泛指为整个闽西、赣南、粤东这么一大块的“飞地”-次乂一次的战乱足以回旋、闪避之处。
因此，葛藤坑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代名词，是避难所，是~乾地，是火种，是再生之处！
如此清晰的历史记载或记忆，也就说明了，到了“葛藤坑”时期，客家人这个民系已经是个此在了，也就是存在了。至少，自身是意识到自身了。至于外边有没有人承认，写不写入史志之中，那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同一的地方或处所，说明了民系形成的大气候已经有了。而同一种声音，也更是。种凝聚剂一一可以说，此刻，客家语言也成熟了，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这一语言，应该是魏晋时代传下来的，经过南北朝的颠簸，最后在唐代定形。所以，为什么把客家话称之为“唐音”--这是民间沿袭、流传下来的“说法”。也许，用不着多少考据，便可以得到证实，诸如人声宇，诸如魏晋至唐代的语言习惯，“阿”如是……如同犹太人几千年坚持的“依地语”作为一种认同一样，客家人也自此把“唐音”作为这个民系的一种认同。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神话，语言不仅仅是语言的本身，语言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或民系而言，语言更是既往文化传统的沉淀同时也包容有对未来的开放。客家人死守自己的语言醇正，正是为了确保这个民系的未来之纯粹、之奋发向上。没有任何一种方言，具有客家话这么普遍的认同感、内聚力一它甚至是一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无可抗拒、无形的却不可抹煞的精神力量。
那么，同种精神，种在万千逆境中锤炼出来的精神，更是无比的向心力了。
这决不是魏晋的淸谈之风也不是盛唐的享乐主义，这只为一个漂泊的民系所独有一一在那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历史阶段中，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六国，一直到两宋。正是这种精神，万难不屈，于絶望中掘出生机、自我拯救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视死如归，置于死地而后生从而永远确定人生与理想的意义。客家人永远是理想主义者一汉民族已往的光荣有待他们在未来重新获取并光大起来。
包含在客家神话与传说中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郭璞宁死不说假话，邓禹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葛藤坑的妇人为了祖上的血脉宁可负上已无父母的年长侄子，而手牵年幼的亲生儿子……凡此种种，业已有了很明确的道德规范，有了相当崇髙的人生态度，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凡为此种种，均是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的确，逆境与不测，更多地，是斫丧人的精神，如同颠沛流离的征途上，死亡每每要多于幸存者。正如悲观主义--这不等于忧患意识--在犹太人中一度占了上风一样，漂泊，每每是无望的，无可奈何的。客家人的大迁徙，按理也是这样。但是，纵观历史，无论他们到了何处，哪怕百口余一，他们总是能在新居之地开拓出自己的家园来，让生命得以延续。没有比他们经受更多的苦难之“经验”，也没有比他们更顽强的生命一当然，这须是对生命意义的真正理解。
自然淘汰或历史淘汰是无情的，只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客家人中，几乎有一种近乎斯巴达人的精神，以强壮的体魄、顽强的生命力--这也包括精神上的强者，思想深刻、富有才干的人--才可能让这个民系千年不衰，不断地崛起，由自在走向自觉与自为。
末朝
笔者在客家山区，常听闻“末朝人”说法，甚至将这一说法写进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当时并未解其中的深意，直到读了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一书后，才多少有点明白。
在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此外尚有一种极其有趣的事例，在这里可附带一说。客家社会，每视身体矮小者为末朝人。而矮小者流，亦常常自己说道：天下快要乱了，我这该衰末朝人，等死的呢！这事显面看去，似极平淡，然骨子里，却含绝大的意义。乱离至极的时代，弱小者流，当然保留不了；因矮小而联想末朝，因末朝而联想大乱，复联想至于该衰，等死，可知其当上世迁移转徙的时候，确曾受绝大的自然淘汰的作用。不然，何以竟曰矮小者为末朝人呢？
从这一段文字看，自认末朝而甘心被淘汰，已成这个民系中一种独特的心态，这种去弱图强以至会严酷到可以牺牲自我的精神，不仅说明了他们经受苦难之深重，也说明了为了自强而严苛到了怎样的地步。
但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他人所不可与比的心灵的强大！
惟有如此，方可自强不息！
表面看，“末朝人”充满了悲观意识，但这却反衬了一个民系求生存、争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末朝人”的诠注，在客家经典中，其取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也是后人所争相效仿。的。没这个，一个民系的精神或灵魂惟有死灭。
正是在漂移、流亡、离乱、迁徙种种历史苦难中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客家人以其无数的失败与挫折，在中华文明的圣殿上，点燃起了一丛令人感佩、令人敬服的熊熊圣火，正是这千年圣火，照亮了苦难中的人们，也照亮了客家人神话传说与现实中似断非断、永在延续的偌大的历史空间。于是，“末朝人”也成为了新人。
自在期
客家民系形成，在时空环境中，我们大致已经揭示了汉魏六朝间“混沌期”，从而发展到唐末及五代的“自在期”葛藤坑时期，至少已证明客家民系已经是一个自在的民系，它相应取得了一种生态平衡。民系的民展，同文化一样--或者说，民系是一个躯体，文化则是它的衣饰乃至于风貌及灵魂，同样有着其特有的孕育（混沌期）、成熟（自在期乃至自觉与自为）的过程。一个民系的生态平衡，每每是通过其文化取得生态平衡而得到体现的。
葛藤坑传说所体现出的地理、生态、伦理准则、人文思想、存在选择……等等，可以说是构成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全部要素及文化基因这迪要相足、牢牢地渗透到客家人的生存方式之中了。
当然，“自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一方面，“自在”，只是自我业已存在的表述，至于周围是否意识到、是否发现了、是否承认，则还有一个过程。--这正是不少客家文化学的研究者苦心寻找的：几时在古籍上出现“客家”或相当于“客家”一类的描述，试图以出现这类描述来界定客家“诞生”的时期。其实，这已有违于事物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了，任何事物，须是先有实，后有名，无实怎来名！循名责实，已是事物发展后一阶段的事了。不可以把后来要办的事，说成是刚刚开始。无实，又如何循名责实呢！
所以，确定这个民系的“自在”时期，须在“循名”之前。当有了名或“给”了名，就证明其已存在得足以让社会引起重视并加以了承认。
但未承认并不等于不存在。
这是一个方面。
有自觉--也就是连自己的存在也未意识到，没有自为，自在也就等于是虚无了。你不足以影响周遭，介人世界，他人亦可视你为无物了。
客家民系的“自在”，每每是精神的存在大于物质的存在，其产生的辐射作用总是比生存范围也大得多的。
在寻找客家民系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视野。
葛藤坑，可以说是闽赣粤三省交界的一个象征性的地方。正如赣方说客家开基于石城，闽方则说在石壁，其实两地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由石城至石壁，只要翻过一架大山就够了。因此，到“葛藤坑”避难从而走出这么一支民系，事实上，便是在广义上的葛藤坑上最终形成这么一支民系。
那么，从晋代的“三湖”之一鄱阳湖至石城、石壁，也就存在有客家民系日渐迁徙的开阔地带。
临川：过渡地带
临川文化，当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色彩斑斓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临川便有“才子之乡”、“文献之邦”的盛誉。
可惜，迄今仍未有人留意临川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渊源关系，遑论写一部专着了。
在临川志中，记载了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即中原汉族大规模南下，大部分抵达了苏皖鄂一带，也有从皖进入赣的，甚至途经赣向湘桂迁徙。因此，临川史志上认为，由于临川属丘陵地带，河流切割山地，形成一道道峡谷，而贯穿盆地则形成众多的冲积平原，自然条件还是不错的，加上原来人烟稀少，正适合于北来移民定居。
《临川文化史》一书中称：
客家进入临川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先进的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土着的生产力水平，甚至使当地的人，结构和语言音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像客家语言对临川语言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原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临川方言合流，相互渗透，长期糅杂，演变成今天这样着名的“临川音系”--既从属于赣语音系统，又同客家话有某些相同之处的独特的语言体系。
我们不难意识到，正是从鄱阳湖到石城、石壁之间的临川，成了客家先民到形成客家民系的一个重要过渡地带。而在这里，作者已将南下的中原士族说成是了客家人。姑且不论这是否准确，但临川文化与客家文化关系之深，已是毋庸置疑了的。
那么，其时在临川的北方士族，或者是作为客家人而生活在那里的，尤其是在“葛藤坑”时期前后。
显然，临川文化最早的兴盛期，即唐黄巢之乱后的五代与两宋时期这在一部中国文化史中，都是相当有地位的。
而这，与客家人历来重文化、重教育的传统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其时临川文化呈示出的浓厚的、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与整个客家民系一脉相承的髙文化结构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