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好时，人们表现得越有爱心，而经济越困难时，
人们表现得越自私自利，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
中国慈善的主体是富人吗？
现在中国有一种思潮就是“公民社会”思潮，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望文生义地将之理解为促进民主化，或是加强公民权利等。其实，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公民社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即用社会团体来分散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缩减到最小。具体到社会福利方面，就是主张用富人的慈善机构取代政府的福利，即“社会福利慈善化”。
“小政府”与我们所提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相反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相对来说也是大政府，而“小政府”主张缩小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样的运行结果必然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替代不了政府，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在没有政府管理的领域必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丛林社会。
西方国家的政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都比较小，各国都比较自由。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顽固的胡佛拒不救济贫民，而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接受大富豪摩根的建议，实行了现在听起来都很好笑的“邻居互助”计划，也就是强制那些有工作的人去帮助没有工作的邻居，这一计划当然是失败的。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数据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饿死了800万人，这一数据是否确切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惨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样的情况竟然发生在一个耕地过剩、粮食充足的国家。
1933年2月15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乘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他明白，贫民正在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而且当时美国法西斯主义也已经开始泛滥，当时不少人宣称“美国只缺少一个希特勒”。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了自由主义政策，而是加强政府救济，推出了大量的“以工代赈”措施，美国的经济和民生才慢慢恢复。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也才渐渐确立了福利社会的基础。可以说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由大萧条期间饿死者用生命换来的。
那些指望着用富有群体的慈善来替代政府福利的人是对历史无知的。无论是官办的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对社会起到太大的作用。“社会福利慈善化”所主张的“政府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让富人群体多捐点款就行了”是完全错误的。社会福利可以替代慈善，但是慈善绝不能取代社会福利。慈善从根本上是政府福利不足所致。
如果只进行理论探讨，也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好富人”的案例，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比如在美国，中产阶级个人捐款占整个慈善捐款的70%，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
“美国富豪热衷于捐款”只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尽管富有群体的捐款远远小于中产阶层，但关于富豪捐款的新闻却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美国富豪捐款也只是公关手段而已，是为了取得好的社会形象而已。
社会只关注那些捐款最多的富豪，而少数富豪的慈善行为却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美国富豪喜欢捐款的印象。
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重合度非常低，中国做慈善比较出名的如陈光标、余彭年等人都不是富豪榜上的常客。既然中产阶级是慈善捐款的主体，那么当中产阶级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慈善就更难进行下去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就有很多慈善组织破产。
因此中国很多人所主张的“社会福利慈善化”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笔者认为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应该“推广直接慈善，做大政府慈善，放开民间慈善，用社会福利取代慈善”。
直接慈善比间接慈善好
对于慈善，我更欣赏“直接慈善”，也就是捐赠人直接将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量减少慈善组织在其中的周转。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已经成为了可能，而且已经有组织在这样做了。比如在浙江金华就有一个“施乐会”的组织，号称是全球首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透明慈善组织，他们在网站上公布需要救助人的信息，也将捐赠人的信息公开，并且宣称每笔善款都“公开！透明！直接！及时！全额！”到达受助人手中，他们这种“直接慈善”基本做到了“三公开”，那就是善款来源的公开，被救助人信息的公开，善款到达情况的公开，因为有了这“三公开”，不会受到大家的质疑。
另外长春的“春城志愿服务联盟”等组织也在推广这种慈善模式，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大力推广的慈善模式，也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慈善模式。而这一模式也应该取代传统的间接慈善，成为世界慈善的主流模式。
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政府的强制，很多慈善组织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更喜欢“暗箱操作”。直接慈善，在技术上可以说毫无问题，互联网技术已经成熟，各大企业也早就普及了信息管理系统。但我们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透明化的并不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如果公开透明了，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不要认为，在慈善组织工作的人就一定有爱心，很多人还是将其当成一份工作。这还不包括慈善组织中存在的蛀虫。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这方面来看，直接慈善，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慈善不是福利，福利带有普惠的性质，而慈善更需要个性化和针对性。民间慈善选择性太强，这就导致覆盖面过低。比如富人慈善主要是捐献图书馆、音乐厅、运动场，而这跟穷人几乎没什么关系。
政府应该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慈善的事情，出了问题也容易问责，而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部门，任慈善组织各行其道，导致了很多问题。
慈善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奈现象，真正文明的社会，需要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取代不了社会福利。
商业保险能取代国家福利吗？
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这是很多人所主张的。这个主张，看似有道理，其实是错误的，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养老都没有用社会保险来替代，而且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生存成本和消费水平两者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生存成本是指必要性消费。我们举个例子，在古代人们出行主要靠走路，后来改成了骑自行车，再后来有了公交、地铁，还有私家车。现在在美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汽车那么寸步难行，中国以后也是这样。这几种出行方式的转换，就体现了生存成本的提高。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个养育小孩的例子，在过去一个家庭可以养育几个小孩，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养一个小孩都是非常大的负担。很多年轻人结婚很久都不敢要小孩，这也是生存成本升高的表现。
其实衣食住行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生存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是辩证统一的。比如现在每月的手机话费、上网费，在十几年之前，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的。可以预计，在未来，人们的生活肯定还会越来越好，不过生存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且这是不可逆的，原来那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由通货膨胀和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导致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年轻时的储蓄，到了年老之后，已经缩水殆尽。 因此，现在各国的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全社会需要为老人支付多少养老金，就从年轻人那里收多少的社会保障税（费），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升高带来的财富缩水。
举我国曾经实行的“老农保”的例子，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在1995年，家住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大伯做了一笔投资，当年月工资只有70元的他花了200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3倍，为老伴和儿子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十七年过去了，现在黄老伯要是按每月领的话一个月只有2元。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保险之称。十七年前自己一个月70元的工资可以勉强养活一家人，而现在连咸菜都要4元一斤。
其实“老农保”就是走的商业保险的路子，十七年之后，原来的200元变成了300多元，虽然增值了不少，但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比起来，每月2元，简直少得可笑。
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实行现收现付制度，而不搞商业保险。
其实除了现收现付，世界各国也有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制，这不占主要地位。所谓“基金积累制”，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缴费，交由社保机构，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等退休后，该基金再将养老金和投资所得支付给投保人。
这在美国叫401K，中国叫个人账户，道理都是一样，都是不由国家进行统筹，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这部分资金，大多是十年前或是二三十年前缴纳的养老金，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财富缩水，都必须进行投资保值。这里面也有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就面临财富缩水，如果进行投资的话，就面临风险。因此这种方式多适用于国家养老金之外的雇主养老金，占比很小。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是推崇金融保险的学者之一，在其书中分别提出了中国“钱多” 和“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的问题。
在论证“钱多”时，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观点。
首先，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多了这本身就不妥当。资本化确实存在，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如果说，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以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购买奢侈品的盛况，但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富有群体毕竟是少数。我们在看到富有群体“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若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认为中国钱多了，这是片面的。
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就是私有化，认为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也造成更多的职工下岗。
另外，中国“钱多”的假象也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资金，却被用来做资产投机。所以中国出现了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的局面。而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是因为利率低，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的现象。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钱多”的假象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金融危机前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的钱，或者美国那种信贷消费的钱其实是银行储蓄的转移。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有群体的奢侈型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只看到其中一方面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是“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造成的。
明白了“钱多”的问题，也就基本上理解了“钱多为什么还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而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等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
中国的商业保险很贵，一般人买不起。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买不起医疗保险，所以奥巴马才进行医疗改革。商业保险对于穷人来说，绝对是件奢侈品。
“钱多的”与“不安的”的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根本不是同一群中国人，“钱多的”是富人，“不安的”主要是穷人，他们的生活处境有天壤之别。其实真正有钱的人，根本就不用买什么保险，他们也不用担心养老问题，真正需要保险的反而是没钱的人。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的问题主要是靠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比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等，比如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是让民众去买保险。
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
金融的运用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以买房为例，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
商业金融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也无法回归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因此完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才是正路。
为什么说“用穷人高利贷取代社会福利”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危机?
妄图通过向穷人放高利贷来取代对穷人的救济，最终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向穷人放高利贷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也是次贷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
社会福利信贷化的实质很简单：穷人买不起房，政府可以帮你贷款，这就是“社会福利信贷化”。其实这就是小布什发明的“花招”，也是这一政策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林顿时期，美国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到1999年实现首次盈余。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小布什任内，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再加上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减税
高企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因此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住房投入大幅削减。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原来“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其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
在任何国家，住房都是个大问题。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由公共财政来解决。
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住房拥有率”当作政府的施政重点。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
美国的社会保障房政策在小布什任期内大幅改变，政府免费给穷人住房变成了政府帮穷人贷款买房。这一过程中，政府负责的部分就是通过政府支持的企业（房地美、房利美）将住房信贷进行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美国借这一政策造成了虚假成功，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这期间大部分穷人靠信贷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但是帮穷人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是绝对不给穷人进行贷款补贴的。而美国又是个信用社会，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生活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所谓的次债危机，其实就是穷人贷款危机。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次级贷款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有政府企业帮忙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后，银行就可以进行滚动信贷，因此贷款也就变得容易多了。大约从10年前，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或者你的信箱里：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力手段进行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于是创新出现了，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将高利贷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这些债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必须将这些债转让出去，才可以将风险转嫁出去，还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 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再发放贷款，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房贷的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发放房贷，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
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 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但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贷款都是高利息贷款，而还款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的利益从现实来看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风险被放大
随后，华尔街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房贷事宜。
另一个欺骗环节
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销售机构提供，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房价下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有343159人失掉住房。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美国的穷人白住了两年房；美国的金融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最后一破产，所有债务都不用再偿还。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这些投资者才是这次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
对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人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有人归结于过度资产证券化，还有人认为是房地产泡沫，但这都是程序性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小布什实行的“社会福利信贷化”政策，也就是政府不对穷人进行帮扶，反而向穷人放高利贷。
对于那些收入非常低的人，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社会保障，而政府如果抛弃了这一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那迟早会爆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穷人高利贷”、“信贷消费”、“给富人减税”，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其中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是不可持久的，信贷消费和向富人减税都只能带来短期的繁荣，这都不是强国之策。
中国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精英”？
“藏富于民”背后的真实问题是，谁才代表“民”，如果将财富集中到精英手中，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富于民。
主张藏富于民的人，大多不主张福利社会，因此他们所谓的藏富于民根本就不是藏富于中低收入者，而是将中国的公共财产分给富人。现在提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比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福利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并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只有提高居民的福利性收入，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提高财产性收入与中下等收入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对此深感忧虑，因为笔者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的严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朝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痛恨政府的人并不一定为公众说话，这些学者所谓的“藏富于民”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对“大政府”的恨，而不是出于对民众的爱。
现在比较常见的“藏富于民”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笔者认为均不靠谱。
首先，“藏富于民营企业”不靠谱。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为社会解决的就业多，金融危机时这种声音更是强烈。其实解决就业的多少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只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我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表现出了解决就业多的特点，是因为民营企业所在的领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有企业之所以表现出解决就业少的特点，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但这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华润和中粮都是国有企业，华润从事的主要是零售和地产行业，中粮从事的是与食品有关的行业，两者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都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就业的说法，在理论上就不能够成立。
况且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以“解决就业”为最终目的，因此也不能用就业多少来衡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对就业贡献小，但国家一直大力扶植其发展，关键在于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
民营经济效率高的说法也不一定站得住脚，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我国一直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关键是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国际市场的油价波动为例子，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为国有企业，油价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因此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发生大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如果针对个体考虑，私有制企业可能效率高，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那么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是个体效率的加总，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耗。只有混合经济才可以创造出高效率，这样才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效率。
其次 ，用“减税来藏富于民”将重蹈西方覆辙。现在中国很多学者照本宣科地宣传一些过时或是错误的理论。减税论在里根以后时期确实很流行，但里根时期的繁荣根本上就不是减税所致，而是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造，而减税则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社保资金应该来源于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税收本来就不高，美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左右，而中国为10%左右。美国全部财政收入占美国GDP的45%左右，而中国只有30%左右，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税收更重。如果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保障型社会，没有高税收作为基础，那是肯定不行的。
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保障投入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任务。这都需要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投入做支撑，因此减税在现阶段不可行。现在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有人主张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特别是社保投入，有人呼吁政府减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向福利社会转型，因此，加税特别是加强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向富有群体加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如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都掀起了加大向富有群体征税的浪潮。在美国，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提高到36%和39.6%，此前为33%和35%；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另外，美国为了打击富有群体的逃税行为，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去挑战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等。全世界向富有群体征税的大潮已经奔涌而来。
减税是很容易得到社会共鸣的事情，而减税受益的永远是富有群体，损失的永远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税浪潮，结果是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和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我们不能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中国现在是“小税收，大财政”的格局，现在人们一般说的是政府财政收入过高。但这与高税收是两码事，中国的财政收入高在了政府的土地收入和国企收入上，这两块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小税收，大财政”格局形成的原因。这种格局既可以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也可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西方国家，土地收入归土地资本家所有，很多资源暴利行业也归私人资本家所有，这对国家财政是很大的损失。
中国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商争利，减负于民。这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智慧，与商争利，而不是加税，与民争利。
第三，通过股市藏富于民是 “镜花水月”。首先，中国的股民非常的少，即使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股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7%，而发达国家持有证券资产的人一般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因此中国要想通过股市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根本就不可能。
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不稳定，股市一般都是“七赔二平一赚”，让中国民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投入到不稳定的股市交易，还不如存在银行更加稳妥。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
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财产基础差异、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订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将社会财富更向高收入者集中，因此，依靠股市藏富于民只是“镜花水月”。
美国股市藏富于民的说法严重失实。其实美国股市也不能“藏富于民”，靠买股票成为富翁的故事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具备大规模的复制性。在美国因为炒股破产成为穷光蛋的故事也不少。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都摆脱不了最终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企业破产后，他们的股票将一文不值。
股市与中产阶级社会形成也没有关系。美国确实出现过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高税收政策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发达的制造业也是中产阶级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相反，美国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曾经象征美国繁荣的中产阶级不断破产。因此股市不但不能让民众更富裕，反而会因为股票波动所造成的巨大财富转移让民众更加贫穷。
前几年中国股市牛市的时候，媒体也在炒作“股市繁荣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甚至认为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结果呢？股市一落千丈，股市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万人坑。
除了以上几种比较中性的说法外，还有一些很极端的提法，认为中国需要实现彻底的私有化来实现藏富于民，比如将国企、国有土地等全部私有化。而我们放眼看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彻底的私有制国家，但他们的民众也不富裕，民众富不富，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以及分配情况决定的。
以上提到的林林总总的措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条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藏富于精英”。
“藏富于民”不如“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刻意混淆“民穷”和“贫富分化”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