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期的通货膨胀往往是经济增长引起的。
“通胀感”是生活方式在变贵吗？
中国通胀其实并不高，最高时也没超过6%，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过10%很正常。中国十年未涨价的商品有很多，中国的汽车、家电一直在降价，但中国当前社会普遍弥漫着的强烈“通胀感”，事实上与货币和物价关系都不大，而是因为“生活方式在变贵”，更多反映的在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
“通胀感”，跟真正的通胀是两码事。所以，通胀的时候不一定有“通胀感”，有“通胀感”的时候也不一定存在通胀。通胀是物价上涨，但通胀感并非完全来自物价上涨。这种“生活方式变贵”带来的“通胀感”，即使在物价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滋生。
曾有杭州的记者朋友采访笔者，他觉得中国的通胀非常严重。
我就问他，“你感觉什么物价增长最快？先排除房子，房子的问题单独谈”。他想了一会，也说不出什么物价在涨，但他诉说了他的生活痛苦感：每月最大的支出是汽车的油费，每月油费支出就得1000多元钱，感觉不堪重负。杭州地铁每次8元，公交每次3元，非常贵。
这位朋友的“通胀感”就是来自“生活方式在变贵”。公交3元，确实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使用公交出行，每月500元基本够用；地铁8元每次，也不便宜，但如果乘地铁，每月1000元也基本够用；若开车，每月就起码得1500元。
从公交到地铁再到私家车，这就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典型案例，生活方式每变一次，支出成本几乎就翻了一倍，所以“痛苦感”很强。
但这确实与通胀无关，因为公交价格变化不大，地铁价格变化也不大，私家车汽油的价格变化也并不太大。而这位朋友的通胀感更多来自于与公交与地铁的比较。
还可以举个肉食的例子，猪肉是国人的传统肉食，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鸡肉，现在国人更喜欢吃牛羊肉了，但牛羊肉的价格从来就是贵于猪肉和鸡肉。
从吃猪肉向吃鸡肉和牛羊肉转变，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又一个案例。现在很多人抱怨牛羊肉贵，却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口味在变。
当然牛羊肉的价格确实也在涨，但这也并非通胀，而是养殖方式的变化和养殖成本的升高。原来靠农户散养，靠吃青草和农作物秸秆喂养牛羊的方式早已供应不上国人大得难以想象的需求了。
说到通胀，很多人喜欢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物价变迁，其实这是错误的。要知道，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物价是不真实的。如果真要比，应该与1997年前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的时候比，如此一比，物价变化就并不算太大。
而从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到现在的五年多，客观地说，经济一直在通缩，可老百姓的感觉，通胀感又确实很强，其实这是生活方式在变贵。也就是虽然具体商品在降价，但生活方式却在变贵，所以总体“通胀感”很强。
还是拿私家车为例子，五年前，中国私家车年销量是几百万辆，而现在是每年2000多万辆，而且数字还在快速增长。
没有私家车的年代不会抱怨开车成本高，吃不起牛羊肉的时代也不会抱怨牛羊肉的涨价，这反映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所以跟物价无关。生活方式变贵，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
私家车快速增加肯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导致“生活方式变贵”的最大原因就是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看看美国和日本，这些经济衰退的国家恨不得经济能通胀，但无论怎么印钞，股市都翻番了，经济还是不见通胀，因为是经济没有发展。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高薪的人比低薪的人生活更如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不大，几乎就是吃和穿，玩得很少，也不开车，更不出国旅游，没太多复杂的社会交际。
而现在完全不同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几十元可以生活一天，几百元、几千元也可以生活一天，这就导致了拿高薪的人的生活痛苦感也不低，因为他的薪资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低薪族挤公交，身体累点，但省钱；高薪资开私家车，身体舒服了，但总心疼油费。
在网络常有人晒生活成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几乎见不到月薪在一万元以下的。而事实上，在13亿人的中国，月薪过万者不过几百万人而已，如果这些人都感觉生活困难，那些挣几千元的人怎么办？
难怪很多网友都骂他们矫情，这些人当然确有矫情的一面，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痛苦感”是真实的。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些高薪的人享受着“更贵的生活方式”，因此痛苦感也不低。
如此说来，若按客观、传统的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确实不处于通胀年代，不存在普遍的“产品变贵”问题。而按“生存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又确实处于“生存方式不断变贵”的时代，而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由“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通胀感就越强。
解决办法绝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笔者反复提及的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生存方式的变迁对通胀有哪些影响?
在现代社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部分失灵的情况下，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比如物价的上涨，比如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的改革等。我们可以看看物价上涨的问题，物价上涨并非就是通胀，很多是生活方式变迁的结果。
问题一：2007年我理发5元，现在15元；以前麻辣烫3元，现在8元；以前猪肉6元，现在13元；以前牛肉8元，现在24元。这是怎么回事？
回答：为何理发和麻辣烫价格翻三倍？
理发、麻辣烫翻了将近三倍，难道理发用的剪刀价格也翻了三倍吗？麻辣烫用的蔬菜翻了三倍吗？显然都没有。这两个都是由于人工工资导致的，是纯人工上涨导致的价格上涨，而人工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行业对工资上涨特别敏感，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会与GDP的毛增长率相同。以后理发和吃麻辣烫都是奢侈的，当然其他东西可能会更便宜，比如手机、电脑。
同样，有网友提出，过去5块钱的快餐现在要20块才买得到，也是人工费提高的原因。现在厨师每月的工资是四五千元，而快餐五块钱的时代，厨师才每月一千多块的工资。
问题二：为何猪肉价格增长超过粮食？
回答：猪肉为什么上涨超过粮食的价格呢？因为猪并不直接吃粮食，而是吃由粮食加工成的猪饲料，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加工成本，而加工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所以猪饲料的涨价主要也是人力成本升高造成的。
另外猪肉价格也跟摊位费有关，城市地价那么贵，直接推高了摊位费，这也是影响猪肉价格提高的原因之一。这也不能完全算是通胀，是城市化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方式变迁的结果，也属于生存经济学研究范围。
问题三：为何牛肉价格的增长要超过猪肉？
回答：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牛羊肉的需求增长了，所以牛羊肉的价格增长的非常快。这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供需发生变化带动的价格上涨。另外牛羊的养殖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早先，牛羊都是农户散养，不额外占用专门的劳动力，也不用外购饲料，基本没什么成本，所以价格很低。而现在都是养殖场养殖，劳动力需要雇佣，饲料需要购买，成本当然非常高，价格翻番地涨，所以牛羊肉的价格比猪肉涨得快。猪的养殖已经度过了从散养到养殖场的阶段，而牛羊的养殖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这些都不是宏观经济学的通胀理论能解释的。
中国长期存在通胀的三大因素
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中国进入的不是通货膨胀周期那么简单，而是进入了通货膨胀经济时代。
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跳跃式的，也就是一段时间是极其温和的通胀，接下来就是一段时间极其暴烈的通胀。比如5元一碗的拉面，他涨价只会是从5元直接涨到6元，而不是5.1元、5.2元、5.3元这样慢慢涨。
我们一定要分清学术上的通货膨胀和现实中大家所讲的通货膨胀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大家平时所讲的通货膨胀是价格上涨的意思，其所根据的指标就是CPI，CPI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数据每月发布一次。数据出来之后，大家一看CPI上涨了，大家就高呼通货膨胀来了，平时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以CPI上涨为标志的物价上涨与以货币超发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货膨胀对应的是货币超发，但是物价上涨可以对应非常多的因素，有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有成本上升带来的供给性价格上涨。总之因素很多。提到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货币超发了”，而且那些大力挞伐货币超发的评论家们往往也能获得更多的掌声，因为货币超发是政府行为，反正坏事都是政府干的。这是一股主流的说法，并且大家都喜欢引用佛里德曼“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说的正确吗？
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在中国是比较突出的，最典型的是1992年和2010年的通货膨胀。1992年邓小平南行之后，中国思想进一步解放，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投资热，全国各地都争建经济开发区，因此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一时供应不上，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进行了四万亿的投资建设，也带来了大量的需求，因此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这都是需求性的通货膨胀。
那什么是供给性的通货膨胀？供给是宏观经济学术语，供给性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大家通常听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商品生产成本升高了，其销售价格必然升高。中国现在很多生产资料都需要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会推动中国物价的上升，这种通货膨胀也通常被称为“输入性通货膨胀”。
地租性通胀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通胀外，笔者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胀。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而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而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第二，通货膨胀是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变化所致。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起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而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拐点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而仅仅生计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弥漫全国的工资上涨问题也是这个原因所致。这将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第三，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人工成本提高。
中国人工成本提高除了上面的刘易斯拐点的因素，还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为一个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所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创造的价值越高，工资越高，创造的价值越低，工资越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也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得非常快，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因此中国的工人工资将实现非常大的飞跃式升高。这必将推动产品价格的上升。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时代大背景，比如资产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长期性的高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可以说是不可治理的。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而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而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其实西方国家在处理上个世纪的滞涨时，也是通过采用“供给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