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家茂薨殂不久，岩仓具视便与萨、长联合密谋，鼓动二十二位公卿强行列参，致使这场政治斗争真正堕落成了人间的腥臭之物。一言以蔽之--他们将国体抛之脑后，以罢工般的形式向天皇施压，然而这反而说明是他们的彻底失败。
口中叫嚷着尊皇为绝对，但到了关键时刻，却对天皇又是利用、又是逼迫，此举实在太过不合情理。那么，事已至此，人间的政治家们又将如何行动呢？
便是暴力了。
倘若仅凭阴谋和策略无法撼动对手，便只能煽动萨、长等自称志士的狂热之徒，使用暴力令对手胆战心惊。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必定存在这些低级的唯恐天下不乱之人。
日本再次倒退至充满胁迫和恫吓的时代。
二十二位公卿将贺阳宫、二条关白以及广桥、野宫二卿合称为四奸，并将会津和庆喜称作“会桥二贼”，首先在各公卿门前开始发动了天诛布告。
四奸与会桥二贼勾结，陷害正义勤皇之士，任用邪谄奸曲之辈，耽误朝廷大计。若不悔悟，必加刑戮。
而在大原三位第二次上奏之后，这种行为变得更加露骨。他们强行逼迫所谓“四奸”和柳原大纳言退隐，甚至还做出如此威胁：“若仍出仕，纵是光天化日之下，亦应斩杀！”公卿们还派出数名浪人闯入里辻公爱中将府，胁迫道：“汝与一桥、会津、桑名多有奸曲，应即刻引咎辞职！”甚至还将大炮拖至门前，大放空炮。
如今，很多赤军派都在模仿当时的暴举，而如此做法只会令政治偏离理性，堕入泥泞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身边无可用兵力而缺少防卫手段的关白和贺阳宫惊惧不已，双双递交辞呈，这也令天皇变得愈发愤怒。天皇早已知晓二十二卿列参的主谋者便是岩仓具视，因此，他非但没有批准亲王和关白的辞呈，反而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岩仓、久我和大原等人。
但不管怎样，以尊皇勤皇为重之人竟然与天皇正面作对，而事关朝廷颜面，天皇亦无法退让。事态发展至此，是何等的拙劣滑稽啊！
如今，岩仓一派所能倚仗的已然不是德义，自然亦非仁爱，而只能是萨长联盟的武力、暴力。
实际上，这一事实也已经昭然若揭。不，并非仅有一部分朝臣和萨摩如此，当时，外国势力也已一分为二，英国已经明确站在萨长背后为其出谋划策，日本呈现出了一副一筹莫展的内乱模样。
而鉴于此，诸大名自然也不敢随意进京了。
憎恶滋生憎恶，怨恨助长怨恨。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恶性循环。
虽然天皇极力劝慰挽留，但关白和贺阳宫不但不敢参朝，甚至连自家大门都无法迈出一步。如此一来，负责维护京都秩序的会津和桑名便无法袖手旁观了。
街头巷尾每天都在发生着血腥的事件和恐怖的谣言，天皇的苦恼和庆喜的困惑也是日益加深。然而，由于一方极力煽动政治不安，不断干扰朝政，以至于进京之人全是受到煽动而群情激奋的志士。
而另一方，庆喜亦受制于鄙陋的旧习，陷入了无法自由行动的窘境。
将军家茂死后，庆喜继承了宗家。而作为德川一族的嗣子，自然必须为上一代服丧。在服丧期间，他不能参朝，也无法主动出门问世，甚至不能正式接见诸侯。按照惯例，在这种情况下，若无停丧参朝的敕许，他便无法行动。
就在这段期间，种种事件接连爆发：二十二卿的强行参朝、二十四藩的大名召集、征长之战的开始……
事实上，正因如此，原市之进的名字才会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渐渐变得名声大噪。
庆喜无法行动，故而通过原市之进传达己意。在这过程中，庆喜与市之进在立场和对皇位理解上的差距也渐渐地越拉越大。有时，市之进在传达时会误解庆喜的真正用意，其中难免会包含市之进的个人想法。
不久，庆喜被迫接受将军一职，而这也可称作是被严重误解的一例。
庆喜相信，自己以将军的身份执掌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世人对此却未能理解。很多人看到市之进频繁出入于其他府邸，便以为庆喜是在为再次成为将军而展开阴谋行动。既然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此事，那么萨长也好，岩仓也好……不，甚至连英国都开始强行加入到对庆喜阴谋的研究之中，不敢有丝毫大意。
最终，庆喜不得不派遣市之进拜见二条关白，希望能在9月16日接到除丧参朝的宣旨。
因为政务已经完全停滞，日本几乎一直停留在无政府状态。然而，在萨摩的大久保一藏等人看来，庆喜此举无疑是阴谋策动，必须加以阻止。他们一边妨碍诸大名进京，一边开始向近卫内大臣和山阶宫发动了与前述完全相反的不可思议的猛烈攻击：
关白已递交辞呈，无法出仕，兼有诸藩进京召命，故于关白出仕及诸大名进京之前，应暂停国事相关之大小朝议，等待诸大名进京，再行决定公论。
所谓人间政治，便是如此骤然剧变，以至于庶民根本无法理解，不可避免地对此产生各种疑惑。
阴谋与阴谋间的对抗，谋略与谋略间的纠缠。
只要有利于自己派系，哪怕是昨日才定下的主张也可随意改变。大久保等人明明主动提出要召集诸大名，却又加以妨碍，又利用手段致使关白和贺阳宫无法参朝，然后却说出“关白无法出仕，理应停止朝议”之类的话来。岩仓和大久保或许是打算罢免关白和贺阳宫，推举己方的近卫，让朝廷与幕府和庆喜彻底断绝关系。
但如此一来，事情就变成天皇屈服于发出裁决呼声的大原三位及其下公卿的主张，无异于让天皇顺从身为朝臣的二十二卿集团的恫吓，违心地放弃正道，败下阵来。
纵是在以前的承久时代，也从未出现过如此拙劣不逊的策动。而且，依照孝明帝的脾性，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屈从于如此露骨的阴谋。孝明帝或许已在反省，认为廷臣们暴露出如此丑态都是由于自己的指导有误，因此反而要执行严厉的裁决。
庆喜自然也无法袖手旁观了。屈从于无中生有的肆意策动，这才是对自东照权现以来的水户大义的蹂躏。因此他虽然提出了除丧请求，却再次招致激烈的抵抗。
就这样，9月16日，天皇下达敕命，准许庆喜除掉丧服，纠缠了许久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一个月后的10月16日，庆喜晋谒天皇拜谢圣恩，终于得以直接参与政治。
自9月16日至10月16日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于内部政治斗争，政务形同荒废，其间在外交、内政上发生的对国家不利的问题不计其数。
可想而知，此时孝明帝是如何强压怒火，努力避免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10月16日，庆喜晋谒天皇，答谢继承宗家及除丧恩命，天皇亦在小御所赏赐酒杯，进行了传统的仪式。仪式结束，问题重新回到政治上来，天皇再次下达敕命，催促诸大名于10月26日进京。
然而，诸大名仍然大多称病并未出席，仅有备前、淡路、出羽、加贺和藤堂（大学）等人领命前来。事已至此，孰是孰非已是明明白白。
“没来的就没办法了，总不能让政治一直停滞不前。”
“没错。如此既然，不管中纳言殿下（庆喜）如何推托，也只能由在京的诸大名奏请朝廷任命其为将军了。”
10月28日，在京诸大名一同参朝，再次奏请天皇，推举庆喜。然而，天皇就此事却并未立即准许，而先对二十二卿做出了处罚的决定。
但处罚内容皆显柔和。大原三位重德、中御门经之及其下所有公卿皆被下令闭门反省或待罪，另命帮助诸卿列参的山阶宫蛰居，正亲町三条实爱闭门反省。
天皇的目的永远都是坚持正道，尊重皇位，努力从互相争斗的低俗现实政治的错杂中挣脱出来，争取更上一个境界。而基于相同的视野，天皇再次目睹了庆喜卓群的政治能力。
庆喜仍是德川中纳言，虽然继承了宗家，但官位与诸侯并无多大差别。只不过，在新政权成立之前，他必须负责幕府政务，因此，行政责任依然完全压在庆喜的双肩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有的公武已经合体，幕府已经成为天皇亲政的行政机构。一切要事皆已得到“敕许”，故而已经可以顺应时势所必须，从中得出无须更多牺牲的合理改革方案。
天皇必定一直在考虑此事，政治再次向正轨靠拢。
首先，原有的将军随从的武士职务得到了改革。然后，进步主义者栗本鲲被任命为外国奉行，常驻法国。接下来，更多政治策略一一实现：
设立骑兵奉行一职，起用山口直毅；俗称八万骑的旗本之士尽被编入枪队，改穿筒袖、短褂、筒裤的轻便装束；一度按罪罢免的小笠原长行被再次起用为老中；原讲武所改称陆军所，与海军一同成为国防双翼；旗本及御家人可以自愿学习炮术，炮兵的培养开始变得独立；俸禄三千石以上的聪颖之人可以自愿去英、法两国留学等。
此外，在农田开垦和控制物价方面，庆喜的手腕也大展所长。天皇或许就如考场的主考官，亲眼见证着这场改革的推行。
而另一方面，天皇必定也在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萨摩、长州、土佐等自称志士之人的一举一动。这些人的行动实在极其低劣，无一不是故意阻拦幕府改革、企图粉碎改革的狂暴之举。
或许正因如此，天皇终于意识到只有庆喜方为值得信赖的亲政对象，于是12月5日，天皇再次下令任命其为大将军。
由于任命庆喜为将军本来便是在京诸大名奏请的结果，因此天皇心中亦无任何不安，认为此举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