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吴觉农又在三界进行合作运动，当年成立了178个社，社员达到了22516人，以生产毛茶为主，后来因为浙赣战事才得以停止，而产品合作生产队也转到了遂淳区一带。1939年--1941年，先后在这一地区办起合作社252个，设毛茶集中加工处8所，精制茶厂6所，毛茶总计930吨。则中国银行低利贷款，而中茶公司保障其利润及分红，并负责收购，不仅改善了茶叶品质，也建立了浙江省茶叶合作的基础。卓越的成效，表明了吴觉农的设想与建议以及实施都是对的。
工作尽管是这样地繁忙，吴觉农那一年的文章发表得可并不少，一些新的合作者出现在他的文章的署名行列中，其中有与夏衍合作的《日本人民对东北事件的公论》；有与俞海清合作的《1931年之茶业》，文章欣喜地指出，自1930年以来，已把内地厘捐裁掉。输出国外的茶叶，不但继续免除输出税，即使中内地向来征收的半锐，也一律免除了，这对华茶对外的销售，是很有帮助的。有与李宗藩合作的《世界农业恐慌与国际贸易》以及与他的妻子陈宣昭合作的《改良蚕种与农民经济》。吴觉农在1932年独立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很重要，一篇是发表在《国际贸易导报》上的《华茶销美的新展望》。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吴觉农超前的思路，他已经看到了华茶在美国的前景，并充分注意到了1933年将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百年科学进步博览会”，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比赛，也是华茶雪耻御侮的绝好机会，可以利用它为恢复和发展美国市场作努力。他的另一篇文章《世界农业恐慌中吾人应有之认识》，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此篇文章显示了他那农学家与社会学家兼而有之的品质。他认为，从现象上说的是中国大米无人问津的现实，得出的结论是国际资本主义若不打倒，则中国的民族决无复兴之日，中国的农民经济不改善，则一切改良工作决不能作实际的应用，并忠告说：这是我们学农的同仁，是应该认识的事实。
在当权者的眼里，吴觉农在上海滩上，算是一个人物了。他曾独当一面担任过市园林场长，现在是实业部商检局的“技正”，虽然思想左倾，但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况且他交的朋友也杂，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到百姓，从文人到商人，各式人等都同他来往，他豪爽，干脆，与人为善，又热心，业务上顶尖，是个好打交道的人，谁也没有把他往秘密的共产党方面去想。
但1932年年，确实有俩个共产党人和他一家发生了深刻的关系。
一天夜里，吴觉农回到家中，吃过晚饭之后，陈宣昭安排了孩子们休息，然后没有如往常一样忙着自己的家务，而是严肃地看着吴觉农，说：“觉农，我今天看到先清了。”
吴觉农有些吃惊，不禁问：“怎么，她从苏联回来了。她还在共产党里吗？”
吴先清是五年前由吴觉农夫妇亲自送上赴苏联的船的，所以吴觉农对她可以说是知根知底。
陈宣昭说：“当然还在共产党里，不过我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共产党，是两个，还有她在苏联结婚的丈夫刘鼎，他也是共产党。哦，先清怀孕了。”
夫妻俩说话的口气虽然轻松，但谁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上一年是1931年，蒋介石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自任总司令，率军30万，以英、日、德军事专家为顾问，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到本年度，蒋介石率兵63万，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而上海作为白区的大本营，可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他们回来革命，又无处栖身，从当时一般人眼里看来，却无疑是自投罗网。但知妇莫如夫，吴觉农知道，和他一样有着同样政治立场、又有同样的古道热肠的、有正义感的妻子陈宣昭，其实在心里是已经打定注意了。
不用说，吴觉农是深深为妻子的决定自豪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
“总不能看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吧。”陈宣昭说，“我看不妨接到家里来住算了。”
吴觉农眼睛一亮，说：“我们俩人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其实与其把他们送到别的什么乡下安全的地方，还不如就住在我们家里。我想来想去，老鹰不吃窝里肉，还是我们这里最安全。”
吴觉农说的老鹰不吃家里肉，是有道理的。原来，当时的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长闵鸿恩的寓所。可以说，吴觉农就是在最残暴的法西斯头子的眼皮子底下掩护了吴先清一家。
其实，当时的吴先清夫妇甫到上海，与党组织又失去了联系，虽然处在万分危机之中，但吴觉农一家并不是他们首先要找的对象。他们是与陈宣昭偶然相遇的，可正是这偶然的相遇带来了重大转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吴觉农与陈宣昭只是一般性地关照一下，这一对共产党人的命运会是如何。吴先清和刘鼎是幸运的，次日他们就搬进了吴觉农的家。而他们夫妻俩个也就立刻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衷心热爱。
关于刘鼎的历史，吴觉农夫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知道的。刘鼎是共产党的一位杰出的兵工专家，原名阚振民，早年留学德国学习航空，在德国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入中共，三十得代初，他在上海特科担任陈赓的副手。
1933年刘鼎离开吴觉农家去苏区，1935年又回到了上海。那时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将军思想十分苦闷，想了解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政策，刘鼎由蔡叔厚介绍给外国友人路易·艾黎，然后到西安张学良将军处，经过数天日夜长谈，张将军顿觉豁然开朗，于是亲自驾机同刘鼎、王以哲军长三人秘密到施肤（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奠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刘鼎作为党的联络员派驻张学良处，直到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当时他伏居在吴觉农家中，就住在三楼的亭子间里，除了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接头之外，闲暇之时，就与吴觉农夫妇畅谈革命理想。吴觉农常常在一天工作之后，夜里就上了阁楼与他促膝长谈。吴觉农对他非常佩服，由衷的对妻子说：“共产党不为私利，他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刘鼎空暇时就给吴觉农的那俩个儿子讲故事，他心灵手巧，用黑纸剪出各种打仗姿态的小人，贴在一张大纸上，这宏大的战争场面，也许就是刘鼎掂念着的在浴血奋战的同志们。
他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份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阚文木就在吴家出生，然后吴先清再把儿子送到了刘鼎的老家。此后组织上又决定她再去苏联。启程前，吴先清住在上海女青年会，陈宣昭带着他的小儿子去送吴先清。陈宣昭想到此时一别，又不知多少惊涛骇浪，同学密友，何时可再相见呢。吴先清紧紧握着陈宣昭的手说：“我也也舍不得和你们分开。”说着就从手腕上取下一只金手镯，交给了陈宣昭，又说：“但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那时，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再把我们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然而，这竟然是他们和吴先清的诀别。吴先清从此一去杳无音信，1949年以后，才知道，吴觉农夫妇才知道，她到苏联后，在1937年的苏联清党运动中，蒙冤遇难。
那只相征着生死之谊的金镯子，一直陪伴着陈宣昭。吴先清去苏联失去联系后，她的弟弟、吴家的孩子们都叫他驼背叔叔--解放前还常到吴家来，后来他们才听说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在解放前夕被捕牺牲。那只镯子，陈宣昭常常拿出来给儿女们看，视为珍贵的纪念品。1941年吴家在香港遭劫，所有的箱子都被翻了，这只镯子竟然安好无事。孰料十年浩劫，连这只镯子也被迫上交，从此下落不明，这是陈宣昭晚年极为遗憾的一件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