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新婚燕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理篇》）所以章学诚论文的标准是“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这是拒绝一切外来的标准，与表现派议论相同。王充也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禀，自为佳好。”（《自纪篇》）我们能揣摩这“各有所禀，自为佳好”
的话，而悟文章及一切艺术的所由来，并将他扩充来做一切批评的标准，扫除一切批评界上的积秽，便是成了表现主义的信徒。
我们须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个性表现出来的，少了个性千变万化的冲动，是不会有美术的。这千变万化的个性的冲动，是无从纳入什么正宗规范，及无从在美学上（非实际上）分门别类的。我们知道自古文人无行，我们也应知道文人的言行与文人的词章，只是同一个性的表现。颜之推《文章篇》曾举出“自古文人，多陷鄙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礼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以至于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诞傲致殒”，阮籍“无礼败俗”，谢灵运“空疏乱纪”……我们却也应理会，屈原若不“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不会做出那沉郁跌宕的《离骚》经，宋玉若不“礼貌容冶，见遇俳优”，也不会做那神会入微的《神女赋》，东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为纵横议论诙谐大家，司马长卿若不“窃赀无操”，挑引寡妇，也就少了他神化飘缈一代词宗的气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为第一流跌宕的诗才，孔融“诞傲致殒”，所以发为潇洒滑稽的诗歌，阮籍“无礼败俗”逃入昏迷，一醉几月，所以能入苍劲遥深的诗境，谢灵运“空疏乱纪”怠旷职务，登临游览，经旬不归，所以在叙述景物的山水诗能别开蹊径。变屈原为当代名相，就《离骚》亡，变宋玉为谨愿塾师，就《神女赋》灭，东方朔扳起道学先生面孔来，就不成其为东方朔，司马相如不敢有恋爱寡妇做礼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会有做《子虚上林赋》的才略。曹操尚会横槊赋诗，司马懿只会做皇帝，都在这性灵的艺术冲动有无而已。
我们要明白文学是没有一定体裁的。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体裁。文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儿。戏剧固然以动作为主，倘是BernardShaw专以会话为命脉，又如Maeterlinck专以无动作的心境为主题，只要表现成功，又何尝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为十三类，昭明太子把《文选》分为三十七类，并不是文章真有十三类或三十七类，有文必类，类外无文，乃实用上的一种方便而已，与图书必有分类索引相同。不得以为此种分类，出之天经地义，更不得挟这些体类的章法，以范围作家。有人批评《文选》分类不通，如赋先于诗，辞又别于赋，实则昭明来必有文章正统观念，要替天下后世定出全备无遗的文体，只是纯采方便标准，略略归纳而已。这种以经验为主的“英国式”的分类，实较便随机应变，所以易与事实相符。依这种经验主义，《七发》、《七启》、《七命》同有一个“七”字而分一“七”类固然可以，就要将《九章》、《九辩》、《九歌》合成一“九”类也未尝不可，《难蜀父老文》一篇既可独立一“难”类。《解嘲》另立一“解”，《答宾戏》另立一“答”也未尝不可，何况还有连“难”带“解”的文章，又应立一“难而解”类，且“铭”必有“箴”，“诔”必含“哀”，“行状”常包括于“墓志”，“墓志”又何尝不是“碑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为方便起见，尽可分门别类，为权宜之计，若论艺术作品本性，有几篇文章，就有几样体裁，多少艺术作家，就有多少作风。体裁格律之论，不但实际上毫无用处，理论上也不能成立。我们唯一的理，就是因为每样艺术创作，就是一特别作家特别时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使本人轮回复生，也绝不能再做同一个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遗亡，所以衔酷茹恨，痛于丧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否则尽可如法炮制，又有何难？
我们要明白修辞不是文学，修辞学不是文评。古文笔法是最无用的勾当，文理法度，只能产出场屋举业的文章。起承转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澜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用这种章法的眼光，去读《红楼梦》、《水浒传》，正如矮子摸象鼻，永远摸不着头脑，最多不过像金圣叹的满口“妙甚”“妙甚”，叹其神化莫测。记得从前看金圣叹批《水浒传》，到林冲将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牵强失实melodramatic之处，金圣叹只记得在那里称叹布置之奇妙，转折承伏之得法。试问《水浒传》、《红楼梦》作者濡笔行文时，果真尝如金圣叹所言，故意一抑二抑，一结二结，如童生的学做八股吗？
且试问转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结二结的手段学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浒传》、《红楼梦》吗？若其不然，是此种不关痛痒的章法，本来与行文创作无关。以此而谈文学，真如井蛙语海，夏虫语冰，误人子弟消磨有用光阴而已。刘勰说过：“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显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养气篇》）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浇辞，岂不是也能同样收到古人余裕的效果吗？章学诚说得更透彻：“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物，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水成，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古文十弊篇》）自然中国只有评文美恶的意见，而没有美学，只有批评，而没有关于批评的理论，所以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是谈不到的（刘勰《知音篇》稍有谈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评本身的问题）。所谓中国有些文评家与表现派理论相近，只是相近而已，并不是学人家，看见走马灯，遂托为活动电影早为中国所发明的妙论。主张性灵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诗法丛话》无聊的勾当。像章实斋“战国之文学出于六艺”“又多出于《诗》教”的学说，简直是与表现派理论背道而驰。然而表现学说的是非，正在此种体贴入微的精要处，研究文评理论的人，不可以不辨。
民国十八，十，四夜作。
冰莹《从军日记》序
冰莹女士的《从军日记》，是我怂恿她去刊成单行本的。
所以有说几句话的义务。其实怂恿她发刊专书的，不仅我一人；据我所知，还有伏园先生。但是不是我坚持力争的毅力，冰莹的书也就不会于此时与读者相见了。
冰莹以为她的文章，无出单行本的价值，因为她“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这是冰莹的信中语。自然，这些“从军日记”
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根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气概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一读。冰莹说她的东西不成文章，伏园先生与我私谈时就生怕她专做文章。一位武装的冰莹，看来不成闺淑，我们也捏着一把汗等着看她在卸装归里后变成一位闺淑。但是这些已属题外闲话了……这些文章，虽然寥寥几篇，也有个历史。这可以解明我想把它们集成一书的理由。大概在汉口办事而看那时《中央日报》副刊的读者，都曾赏识过冰莹这几封通信，都曾讨论过“冰莹是谁”的问题。说也奇怪，连某主席也要向副刊记者询问到冰莹的真性别。这大概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硬冲前去”的同志对于这种战地的写实文字，特别注意而欢迎。更奇异的，我曾译其中一篇为英文，登英文《中央日报》。过了西月，居然也有美国某报主笔函请英文《中央日报》多登这种文字。这真有点像“少女日记”的不翼而飞了。我因此想这也许是冰莹文章的“骨气”作怪。总而言之，这几篇文章的确有过这种影响。至于今日太平无事的读者，读了会不会引起同样的兴会，那就无从预卜了。
冰莹现在沉寂下去了。文章既不肯做，又绝无“硬冲前去”的精神。我知道她正在安分守己，谋“读书救国”，及修炼“薄弱的心志”了。许多认得她的朋友都是劝她不要这样自暴其天才。但是这有什么法子？闺秀的文章既不便做，“革命文学”又非坐在租界洋楼所能向壁虚构。我想革命文学只有两种意义，一是不要头颅与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顽固、腐败、无耻、虚伪、卑鄙反抗的文学，一是实地穿丘八之服，着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粮，手拿炸弹，向反革命残垒抛掷，夜间于猪尿牛粪的空气中，睡不成寐，爬起来写述征途的感想。不要头颅的文学既非妙龄女子所应尝试，而保守头颅的“革命文学”也未免无聊。至于实地描写革命生活的文字，惟有再叫冰莹去着上武装去过革命健儿生活，但是我们已替她觉得，未免懒得很吧！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序
《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一书已经轰动全球，公认为大战以来最伟大的战争小说。这已成定谳，无庸我再来赘述了。幸而中国出版界，逐渐进步，在去德文原书出版九月以后，中国的读者，也可以读到这书的译本，总算是一件可喜的事。
原来战争在文学上可从几方面看法，一种是歌颂武功，追述英雄，替历代帝王及其走狗留下其黩武扬威狰狞面目的印象（自从诗人尹吉甫以至喜做什么《东征赋》、《武军赋》
的汉魏诗人在此类）。一种是描写小百姓，在兵戈战乱时期，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自从《国风》许多叙述士女旷怨的诗人以至作《新丰折臂翁）的白居易，及作《右壕吏》的杜甫均在此类）。这两种的文学作品，说也奇怪，都是一班专制政治下充满了崇拜英雄思想的好百姓所欢迎的。再一种的看法，就是战争的哲学家，如Nietzsche在那里所喊着：
你须爱和平，当他做新的战争的预备而爱短期的和平胜于长期的。
只有弓箭在身，才能安心静坐，不然就谈论短长，评人是非。让你的和平是一种的胜利。
或是如坐在交椅上的新闻主笔，一面啜香茗，吸雪茄，一面做起慷慨激昂满纸杀气的社论，纸上谈兵，大有灭此朝食之慨。但是以上种种，都未能获得战争二字意义之精要，等到那位社论家，着了草鞋，佩上枪刀，在血花飞溅、枪林弹雨中，拿起枪尾刀向另一素不相识，同有妻子，只穿着与己不同的制服的人的背后或腰部戳进去，战争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了。
所以在以上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丘八自身对于战争的看法，而Remarque这本书所以能轰动一时，就是他能把战争的真相，及丘八的感情活跃的、赤裸裸的描写出来，如说用枪尾刀戳人，须戳在腹部，不在胸部，刀尖较不易夹在对方的排骨中，灵动不来，这才是谈战的社论家所应细心体会的一层。又如在初次受炮击的战壕中的新兵，炮火停时，每每发觉满裤污湿，也是好谈英雄主义者赴前线时所应防备的一点。Remarque叙述炮击有这一段说：
大地对于兵士，此对于任何人更为有用。当他的身体坚伏在地面上的时候，当他因受弹火的恐怖把他的面孔连他的四肢深伏在地中的时候，大地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母亲。在她的沉静和坚固中，他消失去他的恐惧和哀叫；她掩护他，延长他十秒钟的新生命，再怀抱他，永远怀抱他。
这才是战争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因为自从科学昌明，古今“英雄”所见，要略略不同了。在机关枪野炮未发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英雄，也相信有赤手空拳履锋冒刃的勇将。所谓“勇”者，为的是膂力过人，可以从万夫锋刃中杀奔出来安稳无事的走过去，并不是说在机关枪扫射的范围内拍拍胸膛，与铁面无情的子弹碰高下。这便是古今战争，因受科学影响的一点不同了。Remarque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而且杀人就是所以自卫，自卫不得不杀人。Remarque在序上说：
这本书，不是一种控诉，也不是一种供认，尤其不是一种奇侠故事，因为死并不是一件奇侠故事，在于生命危在旦夕的人。这本书不过能简单的讲关于虽然或者尚未中弹，却已受战争戕贼毁伤的一代人的故事。
Remarque好像是说，他不懂什么尚战与非战主义，他也没有什么浪漫与古典的色彩，不过他所写的却是人类史上真真实实的一页史实。Remarque对他初次刺死的尸身说：“朋友呵，今天轮到你，明天轮到我。但是如果我险里逃生出来，我要反抗这蹂躏我们俩的东西；从你，夺去生命--而从我呢--也是夺去生命。朋友呵，我答允你，这种事不许再实现了。”
尚战非战的议论太长了，非我们所能讨论。不过有一层，有些东西，任凭如何，了结他们的几条狗命，也未尝不可。但是从前为了某姓刘的某姓宋的历代帝王万世子孙之业，现在为了某某汽油大王，某某资本大家，去杀你对面素不相识的，同有妻子的，只有制服不同的一个人，却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人素来“酷爱和平”并不好战。此中是何道理，现且不去计较（听说因为中国人是写实主义者，恐怕也有几分是处），我想就乐得趁这酷爱和平的本性，博个美名，去做世界大同宣传者吧？横竖战争上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
那么，这本书的销路，在中国应该不至于十分坏吧？
民国十八，九，二十七夜。
有不为斋随笔
一
读《萧伯纳传》偶识（一）王尔德善谑赫理斯（Frank Harris）为萧伯纳生平第一知己。萧少时，落魄困顿十余年，得赫氏之提拔，于所编《星期六》报使撰剧评，萧始知名。一九三〇年赫年已七十五，撰《萧伯纳传》，稿脱而逝。未死之先，嘱将此稿交萧整理付印，内多嘲萧氏语。据萧《编辑后语》云，除事实之更正外，未加改窜。去年由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内有赫氏所记王尔德嘲萧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