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利息了。早期的存款以百两为起点，千两且息定期为3～4厘，存期一般分为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年以上几种。随存随取，异地分号也可支兑，极为方便。后来，经办大宗官款业务以后，有的票号就规定存款起点为500两了；放款千两的月息高于存款，一般为5～7厘，也有高达九厘的，也分三个月短期和一年的长期两种，放款生息是票号的主要业务和最终目的。
早期票号的汇兑只有票汇和信汇，后来增加了电汇。百川通票号最早使用了电汇，此后为各票号竞相仿效。
汇兑的汇费远远高于放款。商业汇费每百两为7厘至1两2厘之间；私人汇兑的汇费为每百两收二两；大至官款，诸如税银、协饷、军饷、河工及赈款，还有铁路款等，皆按每千两收汇费20～45两，也有高达百两以上的，要视汇途远近及银根松紧而具体变化，除了应付的成本外，此项显然为票号的主要收入了。
1906年，是票号汇兑官款最多的一年。据一项不完全的估算，约有8亿两之多，那么，山西票号仅从汇兑官款这一项中，所能获得的汇费是多少呢？按当时的收取标准一算便知了。
同时，公款的存放不计利息，而汇兑费又那么高，票号掌握着大量的公款，其获利能少吗？例如光绪十二年（1906年），票号就存放着户部三分之一公款，票号无疑对清王朝的金融有着无可替代的操纵作用。
不仅如此，从各票号的分红也能看出其获利情况了。大德通票号初期每股分红仅有850两，光绪十四年（1908年）就飚升到了107万两，其他票号的分红都在大幅增长。
“自光绪甲午之役后，祁太平三帮共票庄二十余家，若论每家原本，皆仅十余万两，即后获利倍本，亦不过增至二三十万、三四十万而已。然至四年账头，每股可获利银二万余两，其每股一万余两获利银八九千两、五六千两者，常数耳……如平帮之百川通，原本银十万两，作为十股，连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结账，每股获利二万二千三百两，共获利六十六万两……此外各家，每股获利七八千两者甚多，其获利五六千两者，下乘也。然此犹除过各码头之应酬、衣资、饮食及一切挥霍等费而言，若并此计之，则四年中各家获利，尚不止此数。”（山西商业专校《晋商盛衰记》）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鼎盛时，年营业额高达两千万两白银，每股红利最多者高达一万六七千两，其利润大宗为汇水，其余为存放款利息和平色。汇水作为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根据所汇银子的数额、对象、时问及路途远近各有不同。尤其是汇兑商款、个人私款和官款的汇费差别很大。
例如，日升昌平遥总号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得的汇水分别为：“日兴盛商号汇往开封一千两，收取汇水银十四两；元丰玖商号汇往汉口一千两，收取汇水银五两；合盛德商号汇往汉口三千两，收取汇水银十七两……”显然，这一时期，汇兑业务是以商款为主，所收取的汇水也就相对比较少。到了1886年汇水就数倍、数十倍地上涨了。日升昌桂林分号1886年所得汇水情况：“汇往湘潭两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九十六两多；汇往重庆五千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五百五十三两多；汇往北京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二十四两多；汇往长沙一千二百两，共收上色费及汇水银一百二十二两……”按这样的比例计算，日升昌除了必要的成本外获利高得惊人。
据统计，日升昌一年内利润的变化，也反映了官款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咸丰年间，汇水并不低。咸丰三年，江西分号获汇水银一千四百七十一两多；六年苏州分号获汇水银三千三百四十两多……光绪年间，就大幅度飚升了。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例，这一年，北京分号获汇水银六千一百八十八两多；开封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两；汉口分号获汇水银一万七千四百二十六两；营口分号获汇水银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两多……这一年日升昌共获汇水银达三十多万两，若再加上利息、平色及其他，共获利达六十多万两。很明显，光绪年间获利如此丰厚，主要是大做官款业务。解汇“庚子赔款”及京饷、协饷等大宗所得。商款业务退到了次要位置。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8．薄利多销，聚少成多
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有一则谈商人何心隐经营之道的小文：“何心隐坐在利欲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有不可到处。耿司农择家僮四人，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其中一人尝从心隐请计。心隐授以六字决日：买一分，卖一分。又有四字诀：顿买零卖。其人遵用之，起家至数万。”
何心隐的六字诀其实即是转手要快，薄利多销，不使手头有“息币”。货物流动如水，货币才能增殖，流动越快，增殖越多，这差不多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商人们都精通的原则。清初古文大家汪琬曾为一位名叫金汝鼐的大商人做过一篇墓志铭，里面谈到：其他商贾喜欢“稽市物以俟腾踊，翁辄平价出之，转输废居，务无留货而已”，故其他商贾常常折本，而金氏则“每擅其利”。清代还有位叫陶正祥的书商也很会做生意，他平时决不同人“沾沾计利所得”，每本书只赚取微薄的利润，他说：“我求一点利润为糊口。我自己喜欢得利，也要使购书者得利，想得利的人，哪一个不像我一样？如果我专其利而使书卖不掉，实际上正是失去我自己的利。”所以他的生意一直很兴隆，成了当时名闻遐迩的大书贾。
晋商中这类例子可以说俯拾即是。这便是他们的精明之处。陶朱公范蠡，一生三次成为巨富，其中有一条诀窍即是使货币与商品像流水一样不断“行”，决不要有“息币”使之不能增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个“滞”字最为可怕，眼光短浅的小商贩往往不懂得这一点，囤积奇居虽然有可能挣到大钱，但血本无归的风险更大。
晋商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质优价廉，薄利多销，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
晋商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他们往往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
晋商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秤，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秤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
此外，晋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是说，贪婪的商人要价高，让利三分之一，所以没有人买货物，因而得利就少；而“廉贾”则不然，他让利一半，价格虽低，但卖得多，销路好，这就是“薄利多销”的道理。目光短浅的人总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贪婪，只有真心让利换取信任，才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山西有个农民，身背一口袋花生米闯进武汉城，卖了这袋花生米之后，发现这东西在武汉好销，但是卖花生米的人也不少。思来想去，他回去以自己最大的力量购了几千斤花生，运回武汉。他发现如果像别人那样经营，他根本赔不起，因为一无店铺二无资本。于是他把这几千斤花生以仅比他收购价高出一点点就出手了。他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虽然赚的少了一些，但转得快，且总有些赚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