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色列官方对事实的认定与医院是不同的。据官方报道说，子弹从拉宾身后射来，打断了他的脊柱，并且伤到了脊髓。但说来也巧，案发现场刚好被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拍了下来。他的胶片上显示：拉宾在中弹后，身体猛地向后一转。子弹从身后射来，拉宾中弹本能地转过身去，这是正常反应。但是按照官方说法，这就讲不通：当脊髓受伤后，人的神经系统受到损伤，信息传递受到影响，会丧失运动能力。在那种情况下，拉宾是没有转身能力的。
拉宾是被子弹击中心脏部位的大动脉造成大出血而死亡的。这点不管是在主治医生那里还是在官方的病历上都得到了证实。据拉宾的保镖鲁宾在法庭上的证词说，当时枪声一响，他就纵身把拉宾压在了身下。但令人费解的是警方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一丝血迹。试想，一个受了枪伤导致大动脉出血的人被别人压在身下，地上竟然没有一点血迹？这无非有两种情况，要么有人破坏了现场（当时还不可能），要么就是拉宾受致命重伤是在伊加尔?阿米尔行刺他之后。
广场枪击发生后，拉宾被抬上汽车送往医院，这期间会不会发生第二次谋杀？
拉宾受伤之后，是由他的司机驾驶他的那辆凯迪拉克防弹车送往医院的。以色列国王广场到伊希洛夫医院不远，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可司机达姆奇却用了20分钟才到达医院。达姆奇后来解释说，当时通往医院的路口不巧正好设置有路障，致使他开错了道，后来又迷了路，幸亏半路有人指点，他才开到了医院。但有人觉得这实在不可想象：一辆载着受了伤的以色列总理的防弹车竟然无法闯过一般性路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辆总理的座车绕了一个大圈到医院大门的时候，医生竟然还没有得到通知！
巴里?哈米什对那部现场录像进行了仔细研究。当镜头对准总理的座车时，很清楚地看到汽车的四扇门都大开着。接着发现右边的后门最先关上，这时汽车旁边没有任何人；然后司机达姆奇坐进车内，关上了左前门，又侧身关上了右前门，负伤的保镖鲁宾坐在后排，他的左边躺着拉宾，另一名保镖关上了左后门后，车启动了。拉宾的这辆车后门没有装开关门的遥控装置，再加上从录像里已经看到右后门关上的时候车外没人，这说明此门是由车内的人关上的。显然这不是达姆奇、鲁宾等人关上的，因为他们那时都还在车外。
巴里?哈米什于是断定：神秘的“关门人”早已藏在车里，他就是杀害拉宾的凶手。汽车前往医院的路上多绕了15分钟，无疑就是让凶手逃离。
总之，由于人们对官方的调查和解释感到“不能满意”，于是出现了关于拉宾遇刺的其他种种猜测，整个案件显得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拉宾作为一个和平使者，永远活在阿以人民的心中。
戴安娜车祸之谜
英国王妃戴安娜曾经是世界上最受人瞩目的女性之一。她1961年7月1日出生，幼年时遭受双亲离异的打击；1977年，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结识了她的白马王子——英国王储查尔斯，引来多少妒忌的眼光。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与查尔斯在白金汉宫隆重举行婚礼，成了备受关注的英国王室成员。据统计，当时全世界各地约有7．5亿电视观众收看了这场“世纪婚礼”，媒体也称他们的婚姻为“二十世纪最美丽的童话”。自此以后，她的一举一动都一直是英国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后来，王储夫妇的感情破裂，婚姻危机，正式离婚，乃至离异后的个人私生活，无不被大小报刊“炒作”。
英国公众普遍同情戴安娜，认为查尔斯对婚姻破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戴安娜和查尔斯分手后，结识了埃及富豪多迪，这使英国王室多少显得有些尴尬。1997年8月31日午夜零时，戴安娜和多迪在巴黎市郊区的里茨饭店共进晚餐，之后驱车前往巴黎第16区法耶兹的豪华住宅。为躲避记者的追踪，饭店专门把保罗找来做戴安娜的司机。保罗猛踩油门，汽车时速超过160千米。但记者们有的驾车，有的骑摩托，穷追不舍。当汽车高速行驶到塞纳河畔的阿尔马桥下隧道时，前面突然出现了急转弯，戴安娜的座车由于速度太快而失控，先是猛烈地撞击在隧道隔带的立柱上，然后翻滚着撞向隧道右墙，最后摔落在隧道的车道中央。
因为冲力太猛，汽车顿时成为一堆废铁。当时戴安娜坐在后座，身受多处重伤；多迪和司机当场毙命。随后赶到的记者们蜂拥在汽车残骸周围，像疯子一样从各个角度咔嚓咔嚓地急速拍照。戴安娜后来被火速送往医院，但终因胸肺受重伤出血，于凌晨4点不治身亡，年仅36岁。
戴安娜遇难，惊动英法两国各有关方面，巴黎警方迅速针对车祸展开调查。根据巴黎检察署后来发表的声明，司机保罗酒后开车，对这起车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保罗的验尸结果表明，他每公升血液酒精含量1．75克，是法定每公升血液酒精含量0．5克的3．5倍。一时间舆论哗然，司机保罗及里茨饭店成为众矢之的。但里茨饭店的一位服务员却声称，“保罗先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戒酒了”；威利酒吧的英国业主约翰斯顿也说，当晚保罗“的确没有酗酒”。新西兰法证学家吉姆?斯普罗特从专业的角度发表意见，认为用来检验保罗血液酒精含量的方法可能出现了错误。因为医院装血瓶通常只用来装血，不能装入未加入抗酵保存液而待验酒精含量的血液，如此“血糖必然发酵，酒精含量也跟着提高”。保罗的所有同事也表示，他们在出事前没有“闻到酒味或觉察他喝酒的其他迹象”；根据里茨饭店出示的录像带显示，保罗在出事前行走正常，似乎没有喝醉。
媒体和追踪戴安娜的记者也成为普遍被谴责的对象。戴安娜过去就曾经指责英国报界严重骚扰了她；而此次正是由于他们的疯狂“跟踪采访”，导致保罗超速驾车，酿成惨祸。事发后，他们忙于拍照抢镜头，没有向受害者提供及时的帮助。戴安娜的弟弟斯潘塞伯爵更是激烈地指责新闻界，他说：“那些鼓励摄影记者不顾一切拍摄戴安娜照片的报业主编们，你们的双手终于沾染了戴安娜的鲜血！”但记者们却显出一脸无辜的样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正是由于公众酷好名人隐私，他们为了自己的饭碗才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出了事，他们又成为万夫所指的替罪羊。
由于多迪也是车祸的受害者之一，埃及官方通讯社也不免“评头品足”一番。他们认为：戴安娜和多迪的丧生是“种族主义阴谋造成的”。中东社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中说：“车祸前的种种事态发展和种族主义攻击表明，这可能是一场阴谋”。受主导舆论的影响，埃及公众持这种看法的不乏其人，如40多岁的埃及公务员拉马丹?阿伯尔?耶齐德说：“这是一个阴谋。这起车祸是英国情报机构策划的，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戴安娜同多迪的恋爱关系”，“我认为英国情报机构应对这次事故负责，因为英国王室把他们两人的关系视为丑闻”。
总之，由于戴安娜极为特殊的身份，这场看似普通的车祸显得扑朔迷离。因为它涉及英国王室、埃及富豪、法国商业娱乐界、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戴安娜车祸事件还促使欧洲议会就“传媒和隐私权问题”展开辩论，但是人们的分歧依然很大。
纳粹把“琥珀屋”藏在哪里
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鲁道夫，为了仿效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豪华奢侈生活，在柏林郊外波茨坦的王宫里建造了一间使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琥珀屋”。
“琥珀屋”庄严、俊美，面积约占55平方米。屋内板壁上全部用琥珀粘上，下面铺上银箔，整个室内闪烁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妙光辉。
1716年，彼得大帝亲自率领大臣来到柏林，受到普鲁士王国的隆重接待。为了向俄国表示友好，国王就将“琥珀屋”作为礼物赠给对方。彼得大帝一见，欣喜异常。原想把“琥珀屋”安置在作为行宫的“小冬宫”里，但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与世长辞了。这样，“琥珀屋”再次被人们遗忘。
此后过了20年，还是彼得大帝的女儿叶?彼得罗夫娜女皇忽然想起了这个房间。就立即命人将它运到察里斯科。随后，用了一个月时间对“琥珀屋”进行了改造，改建工作相当出色，可说是巧夺天工，天衣无缝。女皇就将“琥珀屋”作为内阁议事室之用。
让我们超越两个世纪，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
1942年夏天，纳粹特务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将察里斯科的“琥珀屋”转移到了德国哥尼斯堡的琥珀博物馆。
1945年2月，苏军攻下哥尼斯堡后，由苏联科学家、考古学家等组成的“琥珀屋”搜寻队曾对哥尼斯堡进行了大规模搜寻，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搜寻队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后，发现罗德博士是个很关键的人物。
因为他曾是哥尼斯堡美术馆馆长，同时还负责哥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的管理工作。哥尼斯堡解放时，这个德国人没有逃走，而是留了下来。但不久，突然暴病而亡。
前民主德国有关方面收到一封来信颇值得注意。信中写道：“我的父亲曾是中央国防军直属的特种部队的成员。1945年2月，哥尼斯堡失陷之后，父亲突然回到家里，我曾听他谈到‘琥珀屋’和一些琥珀搜集品，还有军队的一些秘密文件都藏在第三地下室里。”1959年夏天，搜寻队和这位提供线索者一起在该市的某些建筑物、街道和广场等处寻找过第三地下室，但仍然毫无结果。
搜寻队认为，虽然“琥珀屋”的去向至今下落不明，但估计不会转移出哥尼斯堡。它也许就在这个发生巨变的城市的地下室里沉睡着，以期待有朝一日能被人们意外地发现。
谁是珍珠港遭袭之前的侦探
美丽的夏威夷群岛是由许多小岛组成的。较大一些的是瓦胡岛、夏威夷岛、毛伊岛、考爱岛。而瓦胡岛是群岛首府所在地，檀香山市位于岛的东南。珍珠港位于岛的南部，也就是檀香山市西侧的一个港湾。这里是美军太平洋总部、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部、第一巡驱大队驻地，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是太平洋战区的指挥中枢和后备中心。
珍珠港遭袭是1941年12月7日，在此之前的8个月零20天，即3月27日，日本人就开始了酝酿珍珠港事件的步骤。
这一天，檀香山码头一片繁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美日双方的间谍人员进行着例行的周旋。这时，一艘来自日本的客轮“新田丸”号靠上了码头。在迎接旅客的人群中，两个日本领事馆的人员举着牌子寻找着来客：接东京来的森村正书记员。不一会儿，一位手提皮箱的青年款步走来，皮箱上写着“森村正”的英文缩写字母“T?M”。三人互相交谈后，便开车离开了码头。
旁边的美国特工耳语道：“他23岁，是来做书记员的。不过还要查一下背景，并同时监视行踪。”
之后，这个小伙子常常去珍珠港后面的阿莱瓦山坡，这引起了美国特工的警觉，因为从山坡上回望，珍珠港的全貌尽收眼底。美国人加强了监视。但是不久，发现他除了到一家充斥着日本艺妓的“春潮楼”狎妓，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举动。他常常与那些日本女人嘻嘻哈哈，贪杯酗酒，就连日本人都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把他当成了一个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才到海外来混日子的浪荡公子。日本总领事喜多听到了有关森村正不良行为的许多反映，但是似乎并无太多责怪的意思，于是人们猜测，这小子可能是王宫贵族的花花公子，没人爱搭理他。
窃听森村正电话的美国特工，从未听到过妨害安全的话，常常是打起黏黏糊糊的调情电话就没完没了。美国特工最后烦透了，认为再调查他等于浪费时间，于是撤掉了窃听装置。
但是，谁也没注意到，面向大海的春潮楼客房，推窗望去，军事重地珍珠港的活动情况历历在目。各个舰种的巡航、值勤、调动等情报被逐一记录着。这位谎称森村正的青年实际上是日本海军少尉，肩负着日本军部的重大使命。
当时的太平洋上空正飘荡着战争的阴霾。日美开战已不可避免。日本人急于知道珍珠港的一切，以便日后给美军以致命的一击。于是派海军少尉吉川猛夫化名“森村正”前往夏威夷探查究竟。
吉川猛夫眼看着各种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往返调动，心花怒放。
一串串密码记录渐渐编织出一幅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规律，列阵地点图。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详细针对计划定稿落成。此后的一段时间，吉川的活动变幻着花样，频繁出入社交场合，套取情报。乘坐空中游览飞机从空中描绘港区的希卡机场、惠勒机场的建筑布局，跑道走向和长度，飞机数量等，陆续发回日本，充实袭港计划。
他的活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时间飞逝，转眼已到了11月。这一天，在檀香山码头上，日本客轮新田丸号又一次停靠在那里。一名化妆前来的日本军部的人，通过前来致意的日本总领事喜多，将一张写满假名的信暗中转给了吉川。这张纸条上记录着需要吉川还要弄清的97项日本军部急于知道的内容。
吉川将7个多月搜集的大量情报集中分析，顺利地回答着这些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珍珠港哪天最热闹，舰只最多？吉川立刻写上“星期日”。当“新田丸”载着最后一批日本侨民驶离檀香山时，吉川的答卷也一同回了日本。
一个月后的12月2日，吉川接到命令，每天报告军港动向。他此时已经预感到，美丽的夏威夷，平静的珍珠港就要遭殃了。
12月6日星期六，吉川在领事馆给东京发回了8个多月以来的最后一封电报：“战列舰9艘、驱逐舰9艘、航母3艘，巡洋舰出港未归”。当这封电报又从东京转发至日本太平洋海上指挥官手中时，日本的突击舰队只差350海里就可到达攻击圈了。
12月7日清晨，一阵轰隆隆的爆炸声震撼着吉川的耳膜，他听出是珍珠港方向。职业的敏感使他急忙将那8个多月搜集的情报统统烧毁，以备不测。果然，一队美国宪兵前来扣押了领事馆人员。
战争打起来了。双方驻外人员同被对方扣为人质。
通过缜密分析和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知道了吉川猛夫的真面目，但为时已晚，只是为当初被吉川的假象蒙蔽而懊恼不已。
再者，吉川的公开身份是驻外外交官员，享有国际上共同认可的外交豁免权。美国方面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交战国双方互换外交官时，吉川顺利地回到日本，荣膺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