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健是我们班的同学中，家庭条件最好的一个。据说他大姑爹是个香港大老板，我去他家，好几次见到从香港来的汇款单。子健说，他大姑妈就他父亲这么个弟弟，所以特关心他家，前几年还要接他去香港上学，只是他舍不得离开我和我们的小集体，因为“高远王子、王子高远”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他姑妈就不断的给他家寄钱。有一次老鼠去找他，刚好遇到邮递员送来一张二万元的汇款单。回到学校后，老鼠就嚷嘛嘛、比手画脚的叫道：“妹妹桑，王子健家那么有钱，他姑妈还从香港寄钱来，完全是‘肥肉上加膘’。”他曾信誓旦旦的对我说，等工作后，他买辆越野车，我俩抽空“周游列国”去。他的父母都是市里的领导，我曾听父亲的同事开玩笑说是：“一张床睡两县长”（子健的父母先后都曾挂职当过副县长）。同学中，只有他家有保姆。我记得，他因为房间里堆满了臭气熏天的袜子什么的，被他父亲骂过好多次。我听到他父亲骂他的话不多，就：“懒得逮死麻蛇吃”、“将来****都被狗攮了”等。
而现在子健的变化，让我觉得，过去和现在，真的成了两个人。
我有点不明白，子健的父母，怎么不给他在昆明找个好工作，而舍得让他来这“山高皇帝远，草长蚊子多”的山疙瘩里当志愿者。
带着这个疑问，第三天回昆明，我就直奔他家，在他家坐了一会儿，我便委婉的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
子健的父母听了我的话后，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父亲才叹了口气，哑着嗓子说：“这话说起来有点沉重。过去，因为他母亲和我很少在家，没人管的他养成了懒、散的毛病。你也见过我骂他，可他根本不听。我想，他这一生，如不是遇到你这么个正直、上进的好朋友，怕早就成‘阿飞’了。他成天泡在你家，混吃混喝我们都知道。我们叫他交点伙食费给你家，他说你父亲说了，他和你是好朋友，吃顿饭也讲钱，那就显得生分、俗气了。”
我笑了：“其实，你们家的很多CD、书，随身听，还有你家那副高档围棋也长放我家，基本成我家的了。”
子健的父亲还说，子健去当志愿者最合他们的意，他们正想让他去吃吃苦，并没考虑到他有其它的想法。只是前几天他失恋，我去劝他走后，他母亲说他有了对象也不让家里知道，不然，在昆明给他找个好工作，互相也有个照应。他才说出了他的真实的想法：“想不到他是跟我较劲。过去我曾说他是‘烂泥巴扶不上墙’，他可能就一直耿耿于怀了。那晚他就说了，不用我们帮助，他也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他也是有着铮铮铁骨、立得起来的男子汉。你不知道，他自从考上大学后，就很少跟我们要钱，他勤工俭学。那年他炒股的钱都是向他妈打了借条的。”
从子健家出来，看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街道，我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我抱着子健送的漂亮的小公鸡（昨晚，子健逮了他养的两只土鸡，叫我带只给他母亲，一只给我家。并一再交代，路上要小心：“会飞的”），顺着北京路由南向北慢慢的往家走。
这几年，因工作太忙，一下班我都是急匆匆的往家赶。有时加班，回家时已是灯火阑珊，可我好像从未领略到春城夜色之美。而现在，清风拂面，信步走在这美丽的夜色之中，听着路旁在微风中沙沙低吟的梧桐树叶，看着在路灯中、夜雾下有点朦胧的、轻轻摇曳的小花、小草和三三两两的行人，我才发现，春城，就是美的代名词……
走着、看着想着，我不觉想起了天一黑，就静得吓人的黑漆漆的山坳和后半夜那带着咻咻哨音如千军万马呼啸而来，仿佛要把一切荡平，让人头皮发麻的山风——一年多了，子健是怎么挺过来的？就为了证明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妈，这鸡可漂亮？”我正慢慢的走着、想着，耳畔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愣了一下，看到一穿中学校服的女孩子挽一中年妇女的手，正缓步从我身旁走过。我这才发现，朦胧中，我已走到了繁花似锦，离家几百米的东风广场。我叹了口气，找了条石凳子坐了下来。
看着在风中猎猎飞舞的彩旗和漫步的行人，我想起了那年的元旦。那天，玉洁、子键正在我家下弹子跳棋，老鼠来了，说广场正在抽奖：“即开型的，两块钱抽一次。”
子健问奖什么。
“彩电冰箱什么都有，还有山地车。”
听了老鼠的话，子健和玉洁便兴高采烈的要去抽奖。玉洁说抽辆山地车给我，好让我“游山玩水”。子健也说他抽给我，免得我骑辆破车影响“光辉形像”。
看着广场东一伙、西一堆的奖品，子健指着前面的一处抽奖点说：“这家的车不好，我们去抽那家的。”
“他可拽？好像一抽就中似的。”老鼠对我说道。
结果，我和玉洁一人花了十多元钱，连块口香糖都没抽到；子健花了一百多块，也没抽到什么；只有老鼠花了六元钱，抽到包“杂糖”。
后来，我们去翠湖划船、看海鸥。
“海鸥不能喂糖，吃热了不好。”老鼠拿出“杂糖”，我们都不想吃，他往自己嘴里塞了块，又拿了一块，刚要向飞到头顶的海鸥丢去，被身旁的一位老人止住了。
我们便茫茫然的去租船划。划船时子健来了兴致，讲起了笑话。他讲了许多，我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住了一个，现在想起，还觉得好笑，说：过去有对大学生恋人，男的姓相，有点驼背；女的姓陈，有几粒麻子。星期天两人约了到翠湖划船。正划呢，忽然下起了雨，两人弃船，跑向湖心亭。那雨飘了几点后，停了。两人便要对对子，结果，两人闹翻了——因男的看了亭子外落了几点雨的灰堆，出上联说：“雨打灰堆成（陈）麻子”；女的看了看湖中的荷花也不甘示弱的对到：“风吹荷叶像（相）乌龟”。记得，那时老鼠笑子健，说他“牛”得厉害，走到那、吹到那。第二天，不知怎么搞的，老鼠包着左眼来上课。这给了子健报复老鼠的机会。他先说老鼠“把口罩戴歪了”，又问老鼠是不是昨天看海鸥接吻得了“红眼病”。
“这家伙是闹。”我想着。继而又想，不知他在心底立下了什么大志，不然，那么偏僻、荒凉、枯燥的地方怎么呆得下去？
三十一
“唉哟，你去了两天就晒成这样，可是成天下地干活？”我一进家门，母亲就心疼的问。
“我妈，脸都晒蜕皮了。”高杨接过我手里的鸡，也大惊小怪的。
母亲认真的看了看我，说看精神是好了些。
“拴好了，会飞的。”我叮嘱高杨，心里却涌起了波浪。
洗完澡，吃了饭，我便回房睡觉了。
躺在床上，吃饭时母亲的唠叨一直在我耳边响着：“你去的地方可是在轿子雪山旁？可是海拔太高，离太阳太近，所以就晒成这样？”
我原想回来也像去的时候一样：一路狂颠，而后一身疲惫，进屋倒头就美美的呼呼大睡一觉。可这会儿，却睡意全无。去的时候子健就说，刘敏与他闹翻，也不仅仅是他的“海拔”问题，而是逼他快点回来。本来，子健当志愿者去支教，她就一千个的反对，后来子健不但犟着去了，而且干满了一年还不回来，要继续干下去：“我怎么回得来？如果你来了，说真的，凭你的性格脾气，我敢保证，也不会忍心丢下那些渴望学习的孩子们，他们太天真、太可爱了。有时，看着那些心灵洁白得无半点瑕疵的学生，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城里的孩子，特别是我表姐的儿子。那小子奸、懒、怂、毒样样占全，学习更是一塌糊涂。可讲吃讲穿却是一等一类。你想都不会想到，一双两千多元的阿迪达斯球鞋，就因有同学说不怎么好看便丢床下不穿了！他妈听我讲了农村的娃娃怎么懂事——不说星期天跟大人下地劳作，就是放学了还要去拾柴火、割猪草，洗衣做饭就更不用说了。便要我带这小子去体验体验，看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去年国庆节，我带这小子去了。车到村路旁，我们刚下车，就见到一老农牵了头牛过来，这小子还好奇的捡了根树枝，跟在牛的后面去逗牛，可当牛噼里啪啦屙了堆屎后，这小子不会走路了，嫌路脏、牛屎臭，想让我背他。我才不随他呢，强拉着他走，十多公里路，把他累的推死。当天到学校后，他还嫌这嫌那的，什么水不好喝，有股怪味；床没有席梦思，太硬……住了几天也就慢慢的习惯了。我送他回来的路上，问他有啥想法，他说：‘那些小娃娃真厉害，会做那么多事，回去我也要做事。’我把他送回家，他便对他妈说：‘我都对舅舅保证了，要像农村娃一样自立自强。’说着自己去洗澡——平时洗澡要他妈帮洗、帮搓背，这时不要了。洗完澡还要自己学着洗衣服，那时，把******嘴都笑歪了。”
“榜样的作用就是大。”
“咳，不出三天就土簊见水——返本还原了。”子健觉得有点无奈。“今年放寒假，他母亲又要我带他去，说让他多在一段时间，彻底改变改变。可好，这小子不去了。他嘟噜道：‘那儿的蚊子太恶了，身上有骨头，硬硬的，还会欺生，不叮当地的娃娃，专门叮我。’我说现在是冬天，哪有什么蚊子？他说：狗也会咬人。便死活不愿去。”
“他被狗吓到了？”
“没有，他是找借口。”
是啊，我真的觉得，那儿的人是非常之纯朴、勤劳，他们还特别敬重老师，渴望知识。我去的两天，天天都有村民或学生送吃的给子健。我问子健，是不是这里的人好客，见有朋友来就送吃的来。
“哎，老孔雀。”子健笑道。接着又说：“我到这后，说了你不相信，我还从来没买过蔬菜。才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好意思，非要给他们钱，可他们不干，说一定要给钱，就是看不起他们。没办法，也只好‘受贿’了。”
“这儿不是很穷么？”我奇怪的问。
“对，穷，很穷。但他们的穷不是说没有吃的，是没有钱！你想，买衣服、日用品、娃娃上学、看病什么的都要钱，可他们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什么的，包括养的猪、羊都变不成钱。哦，还有会飞的鸡——这儿的鸡有多香多甜你想都想不出来……”
听子健说会飞的鸡，我的心便咯噔了一下，我想起了远在晋宁的三学士度假山庄、牧羊女和雯。是的，那晚在雯家吃的，从三学士度假山庄带回的，“会飞的鸡”真的太香太甜了。
“喂喂喂，你可在听我说话？”
可能我在发呆，子健叫道。我不好意思的抓起了头，示意子健继续。
“讲哪儿啦？”子健也摸起了脑门：“哦，……种的、养的，虽有结余，可变不成钱！”
“把鸡什么的拿去卖嘛。”
“唉，问题就在这儿了——观念落后，村民们把卖东西做买卖看成是丢人的事。他们说卖东西像讨饭似的，眼巴巴的看着行人，多不好意思。我讲两件事给你听听。其一，哦，你来的那晚，我们吃饭时最后走出门的姑娘。”
我想起来了，那晚老队长喊大家走的时候，走在最后面的是个留了大辫子，穿兰花衣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那姑娘出门时不断的回头看子健。
“她可是爱上你了？”
子健有点儿不自然：“你如果接触她，就知道什么叫纯。”
“你也爱上她了？”
子健红脸、低头，将眼睛看地上，如小女子似的搓着手说：“那……那姑娘叫小兰，她有个弟弟，就是这两天修房时最勤快的那个，他现在是我的学生，上二年级。原先这儿的学生很少，只有十来个，原来有两个老师还嫌多，为什么？村民们对送娃娃上学没兴趣。现在有这么多，还得谢谢小兰的弟弟。去年我才来没多久，小兰跑来叫我，说她弟弟得了怪病，不吃不睡，只会坐着发呆，已两天了。我有点好奇，便跟着去了。到她家后，看她家门口站了许多人，正议论纷纷的说可能疯了的话。我进去后，看到小兰的弟弟呆呆的坐里间的床上。我看他的神情并不像疯了的样子。小兰妈对我说：‘昨天不起床，也不吃东西。今天起床，就一直坐那发呆’。我坐他床上，示意小兰她们出去，我问他遇到了什么难题。他先不作声，过一会却哭了起来：‘我才十四岁就死了个儿子！’‘你……你结婚了？’我想才十四岁就死了个儿子，也太早婚了吧？‘没有。可前天晚上我儿子死了。’当时，我真被他说得稀里糊涂的：‘没结婚就有儿子？……’我便问他是不是未婚先孕？他说没有，可儿子还是死了。‘在哪’？他指了指床上。当时吓了我一跳，我想被子里可是有个死婴。我提心吊胆的掀开被子，‘喏！’他指到，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
子健卖了个关子，站起身，倒了杯水，慢慢喝了起来。
我觉得心都停止了跳动，心说：“不会是死婴吧？”
子健喝完水，苦笑道：“当时我真的差点晕死过去——原来他是梦遗了。”
我觉得好笑，却笑不出来。
“后来你把道理给他讲通了？”我沉思着问道。
“经过这事，来上学的孩子一下多了起来，小兰的弟弟也来了，学习特用功。另外，说说我们来的这条烂路吧。据说，才开始修路时，县里是要给一笔扶贫贷款的，可他们不敢要，怕赔不起。结果这条路，硬是在老村长的带领下，前前后后修了三年，前年我来的时候还没修通呢。现在路通了，电也通了，我看希望也就有了。”
回昆明后，我觉得自己是有了点变化，好像活过来了点儿，那如小老头所言：“要死不活的样子”可能消失了。
记得那天我问子健，他为什么会想到来当志愿者。他平淡的说是大学时去东川实习，看到一座一座连绵不断的大山的荒芜及生活在那大山上人们的困苦（那儿的人的主食就是土豆。高寒山区，别的农作物难以生长）、思想观念的落后（那儿的人不用农家肥，说“臭、脏”。而政府发的化肥他们也不用——叫去乡里领的化肥，半道上都丢了，嫌背着重。其根源是他们怀疑化肥有毒）。那时，他和同学们就下了决心，要为贫困山区的人们做点事。毕业时，刚好学校里组织“志愿者”，他就报了名：“我们班大多数都报了名。”子健有点自豪的说。
原先我不知道，来参加学校义务劳动的这些村民中，有好几个人的家里，半月前，也因车祸死了人（挤站了近二十人的手扶拖拉机翻下了悬崖）。其中有个老大娘，她的老伴、儿子、女婿和外孙都在这次车祸中死了。她带领她家的“娘子军”们，默默的为大伙儿烧水做饭，那平静的面部表情，如不是子健说，根本看不出她家刚死了那么多人。
开始的时候，子健只是想利用放假的这段时间，上房检检漏。他说这房子是要经常沾人气的，过去没有学生，人气不旺，所以烂得快。还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就是放博物馆里摆烂了的：“如果他不立‘只让人看，不让人拉’的遗嘱，可能他那把惊世小提琴，现在还能奏出美妙的琴声呢。”
可当他爬到房顶，村民们看到后，便自发的从四面八方涌来了。他们不但出工出力，还带来了吃的、喝的。那学校的场地上人来人往、尘土飞扬，像赶集一样。就连一些小娃娃和狗儿们都欢天喜地的来凑热闹。就两天不到的时间，原先破破烂烂的两间教室及教室里东倒西歪的桌椅板凳，便焕然一新了。
“还缺个教数学的老师。”子健有点美中不足。
那时，我充满豪气的说：“我来可行？”
子健笑了：“你？你妈那关就过不了。”
三十二
抽空，我把想去子健那儿教书的事，对母亲说了。
母亲吃惊不小的瞪大了眼睛。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而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叮叮咚咚的掉了下来。
我吓傻了，忙说：“我不去了。”
母亲的眼泪并没止住，她一边哽咽，一边用那婆娑的、似乎能穿越时间隧道，能看到我的身后和将来的迷蒙的眼神来看我，看得我心里阵阵发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才轻轻的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是我亲生的就好了。”
我的心紧了一下：母亲终于说出了我不愿，但也想证实的话。多少年了，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父母对我那么的好）——哦，对了，怪不得我们的家搬的特勤，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我家前后可能搬了七八次家，有个地方，搬出去住了几年，又搬了回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家住翠湖边的箫美巷里。那天早上，父亲带我去翠湖跑步，还没到巷子口，迎面遇见了父亲的一个熟人，说是刚搬来的。那人与父亲打了招呼后，那人眨巴着眼，若有所思地问父亲：“这小子弟是你儿子？”
“嗯。”父亲应着，拉起我就跑，那速度之快、动作之迅速，好像躲瘟疫似的。我奇怪的边跑边回头。我看到那人还在那儿站着发呆。不几天，我家就搬离了谁都希望住那儿，被誉为“春城的绿宝石”的翠湖畔。现在我才明白，父母不断的搬家，是不想让我，从了解我身世的人的嘴里，听到伤害我的话。过去，我对骂人、说伤害他人的话的人都是淡然处之，认为那些因别人的过失，而发火开骂的人，如智者所言：“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可大前年，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惊天的大事：法律系快毕业的一名男生，与人口角，被对方说了句“晚爹”，便拔刀相向，被行政拘留了十五天。那段时间，学校里为这事自发的展开了辩论，多数人认为他来自山区，还没开化，没脱离山民的野性；而有的人认为他是大脑短路，才会做出这极端的“鬼事”。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说法。我想如有人骂我“有人生、没人养”的话，我可能也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容易冲动的A型血可能会跳出来，为我这被遗弃的躯体做点“特殊的贡献”吧？是啊，法律系的学生杀人，让人吃惊，因为他知法犯法，他动了刀。而骂人者却明明白白是个“受害者”，因为他只动过嘴！但不知人们想过没有，语言本身就是可以杀人的。不说战国时的张仪，把楚国给说亡了（楚国死了多少人，已无法考证。可“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混，唯我独清”的屈原，屈大夫，只要上过中学的都该知道这么一个人，就死在了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中），就说前段时间，报上登的一则新闻，说有个女孩，因被人说“长得难看，嫁不出去”便跳河自尽了。看了这篇报道，董主任问我们，说这女孩难看的人该不该判刑？大家都说哪有这样的法律。我抓起了头，想了好一会，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对啦。”董主任笑了起来：“文革期间，有个小伙子说他做了个梦，梦见和厂里的一漂亮女孩发生了关系，结果被判了三年刑，罪名是：‘梦奸犯’。”董主任的话让我打了个冷襟，如果把我的梦、我的胡思乱想说出来，怕要被判三百年！好在我没说，也没人知道我是被遗弃之人，骂我“后爹后妈”或“小杂种”。现在想起这些，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惆怅，我真感激父母，他们从来就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从小到大，他们对我都是呵护有加，决不让别人伤害我。他们对我，别说打骂，好像连重话也未说过。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小时是非常之调皮，惹祸是少不了的，也逃过学。有一件事到现在还记忆忧新呢：那是上小学时的一天下午，我、玉洁和子健去学校上课，路过盘龙江时，看到有个人划了竹阀，带两只“水老鸦”在江里捕鱼，我们便好奇的爬在江边的围栏上看，而忘了时间。等我们想起上学的事，已经迟到近一小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