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也是真的），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路的一侧是丛丛密密的亚热带植物，植物阔大的叶片被无数驶过的汽车扬起的黄土遮蔽得失去了原有颜色；路的另一侧就是毫无遮拦、毫不含糊的绝壁，绝壁下随处可见各类型号的汽车残骸，视之毛骨悚然。我们的头上是天，脚下也是天，放眼看去，上上下下全是一块一块游动着的云和雾，车在天中行。汽车拐弯，刚拐出去就见迎面冲过来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大解放，小司机向右急打方向盘，北京吉普蹦跳着与大解放擦身而过，右边半个轮子却因此悬上了绝壁，小司机又将方向盘向左一通猛打，方令北京吉普重新上路。我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惊叫出声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人说沉默的司机是好司机，但愿如此！……天光忽暗，左右太阳仍然灿烂，是路前面的中央，蹲伏着一方遮天蔽日的黑云，幽幽然，森森然，仿佛怪兽的巨口。汽车一头扎了进去，顿时，天昏地暗大雨如注，车身、车顶篷被击打得嘭嘭作响，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徒然摆动，狂暴包裹、摇撼着小小的北京吉普，如巨浪摆布一叶小舟，我下意识扭脸向身旁看去，小司机端坐如前，只是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像一个被雨水眯了眼睛的孩子。我闭上了眼睛，听天由命。……突然，战鼓雷鸣般的喧嚣一下子消失了，我屏息静气等了一会儿，还是静寂，耳边只有北京吉普奔跑的喘息，慢慢睁开眼来，眼前竟真的是一片艳艳的晴天，路面干得不见一丝雨迹，汽车开过，黄尘飞扬。如果不是车窗上仍在往下流着的水印子，我真要怀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不是幻觉。再往前走，再如此这般地经历了几次后我方明白，这就是云南的山了，远观秀雅温静，近处暴戾任性，如一个美丽的悍妇。
凭着石头般的沉默和金子般的坚忍，小司机终于把七八百公里的盘山土路抛在了身后，把他和我带到了目的地，驻云南边防某军军部。在军部草草地吃了晚饭，我被送到了某师师部。
师部驻在山间的一个天然溶洞，当地人称它曼棍洞。洞的进口不大，进去之后无比巨大，且景观奇特。曲径通幽处如江浙一带的庭廊，九九十八弯寻不到尽头；宽敞开阔处像篮球场，容得下几个连的兵；洞顶悬石千姿百态，狰狞的，妖媚的，安详的。一个师的司、政、后机关全住在里面，还能够做到工作区、宿舍区分开，且有食堂，有会场。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据说是师职干部才能够住的单间，那一排单间是在“曲径通幽处”用一块块军绿塑料布分隔出来的，每个单间一面是洞壁三面塑料布，左邻右舍彼此看得到对方的脚和头顶，就我看到的头顶而言均是男性，这令我觉着寂寞而且不便。最简单的问题，夜里去哪里方便？是夜，几乎一夜未睡，眼盯着在悬挂塑料布的木框上奔跑狂欢的硕鼠，心里为去哪里方便的问题焦虑。也曾想过是否用脸盆或茶缸，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左邻右舍等于是同处一室，一个轻微的翻身都听得清楚，哪里就能够这样的放肆了？结果是，越担心越要出问题，这一夜我起来了三次，且都是老老实实去的设在洞外的厕所，穿好衣服，打着手电，提心吊胆，通往厕所的小路两边据说都有地雷的。来回一趟得折腾半个小时，头一趟还差一点找不到回来的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师领导，坚决要求下基层，并且进一步请示，可否去医院之类有女兵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云南边防部队的医疗所，认识了彭澄。彭澄是这个医疗所的护士。我是晚饭后去的，由师的宣传科干事陪着，见所领导，见科领导，一级一级，最后，到了彭澄她们宿舍。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铺在床铺边当座布的小毛巾被，马扎子，横贯房间两头的铁丝，铁丝上永远挂得满当当的衣服，还有气味，一种化妆品、洗浴用品、水果香和少女气息混合一起的气味，洁净的薰香；甚至连门后簸箕里的垃圾，都同我们海岛医院宿舍里的一样，果皮、纸屑、一团团的头发。情景也一样：晚饭后通常是女兵们最悠闲的时刻，趴在床边写信的，看书的，织毛活的，听半导体的，唱歌的。所领导和师宣传科干事带我进去，女兵们纷纷起身，带着好奇和微微的兴奋打量我。她们在这里很寂寞，无处可去，电视机也少。
“向大家介绍一下，”干事开口了，他的音调之高和态度之郑重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果然，他说了，“这位是我军著名作家——韩琳！”
我气得脸微微发热，来的路上我跟他说过千万不要这样说！刚才在所领导科领导那里他就是这样介绍的我，介绍完了，一时间，都让人家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过了一会儿，那几位领导才参差不齐点头笑道：“听说过听说过。……好啊！年轻有为啊！”令我很是难堪。你想嘛，哪里有“著名”却不为人所知的道理，这不刺激我吗？于是来女兵宿舍的路上我特地跟他说了，叫他只说我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就行，不要说什么著不著名，因为我不著名。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客气！谦虚！”我说真不是客气不是谦虚请他务必如何如何，他答应了，谁料一到现场他竟会我行我素变本加厉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郑重！是想以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天底下就有这种浑然不觉的木头，以为只要他是好心，就有权强行奉送。女兵们都年轻，都不是领导，单纯率真，是怎样就怎样。在干事介绍完“著名作家”后，一个个仍瞪眼瞧着我，鸦雀无声没有反应，假装出来的都没有。干事这才有了点感觉，赶紧说：
“韩作家写过不少作品，像——”他“像”不出来，把脸转向所领导：“那什么来着？就在嘴边上！”所领导咳了一声，又咳了一声，又咳一声，最终，也没有咳出什么。
那一刻我不仅难堪，还很难过。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自己是“著名”的，哪怕虚衔浮名，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这些女孩子失望。设想一下，此刻出现在她们面前的不是我，而是——彭丽媛吧，那将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快乐和满足？将心比心，谁也不会对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平淡平常的普通人感到格外的兴趣。这一刻我方痛彻体会道：本就是名利场中人，“名”不为人所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不能不让人失望。屋里一时间很静。所领导到底是领导，坚持要将死棋走活，说还是请韩作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当然不会愚蠢到真就介绍，介绍了，得到的如果还是静默，我只有钻地缝了。但这却是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我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我太熟悉这些女兵了。
我说：“嗨，我哪有什么作品？瞎写，写着玩儿。我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我们医院在海岛上，病号少，可去的地方也少，业余时间没有事干，就写东西玩儿。”
闻此，女孩儿们的眼睛里闪出了活泼的光，屋里气氛开始活跃，接着，一个脸上长有雀斑的胖女孩儿开口了。
“哎，你以前在哪个科？”
“内科。”
一阵嘁嘁喳喳，气氛更加活跃。
那女孩儿又问了：“你什么时候调到北京的？”我说了什么时候。她紧接着问：“直接从海岛调去？”我点点头。屋里忽又静默，但此静默已不是彼静默——甭管咱有名没名，能直接从海岛调到北京，也不简单嘛。
“我看过你的小说。”
这时，听到有人这样说。声音发自屋角，以致我歪了歪身子，才看到了说话的人，黑眼睛，小嘟嘟嘴，短发像是刚刚洗过，蓬蓬松松。个头目测跟我差不多，腿非常长，估计我穿三号军裤她得穿二号。我有些紧张，好不容易才把话题扯开，又给拉了回来！脸上保持住微笑，心里紧张盘算万一她要是张冠李戴了我是给予纠正还是将错就错，同时嘴上敷衍：“是吗？”
“是，《解放军文艺》上，好几篇写女兵的，我最喜欢《她们的歌》。”
“那是她写的？”雀斑小胖子歪着脸看我问那女孩儿，目光里带出了与前不同的审视和打量。
“应该是，作者韩琳嘛。‘琳’是双木林再加一个王是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该说什么，我没想到，怎么可能想到？
小胖子欣喜的一声尖叫，没容我看清怎么回事，她手里变魔术般出现了一个本子，并且，拿着这个本子来到了我的跟前让我签名！事情变化之快像旋转着的万花筒令人猝不及防头晕目眩。喜悦是喜悦，同时还心虚，下意识瞟一眼小胖子递过来的本子，上面已有的一个签名更是吓我一跳，那名字是：田华。有心不签，怕显得小家子气；签，除了心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障碍，字难看。正踌躇间一支摘了笔帽的笔送到了眼前，把我逼上了梁山，签！字难看，用连笔掩饰，龙飞凤舞，刷刷刷，一蹴而就，也算有个气势有个风格。这么想着，心里安定了些，于是屏气，提笔，手竟又抖了起来，好不容易把手也安定好了，把名签了，还没等松口气，又一个本子递了过来，一本完了，又是一本……恍惚间，感到屋里十几个女孩子都聚拢在了我身边；恍惚间，听到了小胖子喜悦的尖叫：“那天彭澄给我们读《她们的歌》，我就猜作者肯定也是在部队医院工作，肯定也是女的，要不然不可能写得这么像——还真的是！是不是彭澄，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说来着？”恍惚间，我想，原来明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彭澄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女文学爱好者，这是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被她看到并记住的三个重要要素，三要素缺一不可。她日记本扉页上用以自我鞭策的警句就是：理想——改行，从事文学创作！这理想彭澄不轻易示人，怕被说成好高骛远不安心本职工作，但是对我毫无隐瞒。她视我为知己，为人生榜样，一遍遍问我怎么走到的今天这一步，我只好一遍遍地跟她说，她就一遍遍听，每一遍听都像是第一次听，眉头微蹙，黑眼睛盯着我的脸，像是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吃进心里。我说完了，她会长叹：“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呀，可我怎么就是不行呢？”
“你才二十二岁。”
“我‘都’二十二岁了！”
“那我都三十了，别活了。”
“你我怎么能比？”
“怎么不能比？”
“怎么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三十岁的团长年轻吧，二十多岁的战士呢，就是老兵了。你我也是同理，你已经功成名就啦韩琳姐！”
“功成名就！我算是什么功成名就！功在哪里名在何方？”
说这话时我没有一点矫情，这时我和彭澄已是朋友我不愿意让她对我有不正确的认识，那样就没意思啦。她却说：
“我要能达到你这一步，就心满意足了。”
“你要真达到了我‘这一步’，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知道知道。就好比，肚子饿时会想，要能吃饱就好了；到吃饱了时又想，要能吃好就好了；到能吃饱吃好时就又想了：吃饱吃好算什么？猪的理想嘛！”我笑了起来。彭澄常会突然蹦出这么一些不着边际的插科打诨的话来，叫人忍俊不禁。
当时我们刚吃完午饭，正沿着一条旁边布满了绿色伪装网的小路绕着圈散步。我曾建议去前面不远的山上走走，她说不行，所里规定她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以所部为中心的方圆二百米之内，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她们来前线快一年了，其实什么都没大见着，还不如我来这几天见的东西多。站在这里极目远眺，除了山还是山，大山小山远山近山。山里没有四季，只分雨季旱季。雨季名副其实，没完没了地下雨；旱季徒有其名，没完没了地下雾，那雾淡时如蝉翼，浓时像牛乳，再浓一浓时，就是雨。眼下正是这里的旱季，群山在云里雾里。
“韩琳姐，”彭澄遥望着雾里的群山，“我们兵站宣传科说，只要能在《解放军报》上登两篇文章，就能调到兵站去。”说这话时她的黑眼睛像是都罩上雾了，迷茫，怅然。
“《解放军文艺》行吗？”
“当然行啦！”
“《解放军文艺》我认识人，我帮你想想办法。”
她的黑眼睛一亮：“那我就能改行啦！我一点都不喜欢干护士，先声明这里决没有瞧不起护士的意思，不喜欢不等于瞧不起，我不喜欢的工作多了，我还不喜欢做国家总理呢！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个性问题，不是思想问题。”
“谁说你是思想问题了？”
“领导呀！”她说，说完后又小声补充，“还有部分的同志们。”我笑笑没吭，不想批评她但也不能怂恿她，毕竟她还小还要在这个单位待下去。这时她伸出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胳膊，那手很暖，很软。我们走在云南的群山之间，雾越发的浓了，浓得我们的头发上开始往下滴水。彭澄又道：“其实我工作做得很好，这点觉悟和能力我有。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至今，入党立功全没我份儿。”我握了握她揽着我胳膊的手，没说话，没话说。
一进医疗所，碰上了彭澄的护士长。护士长很胖，妇人的胖，没脖子没腰，才三十出头的年纪。据说从前还行，生了孩子就成这样了。她吩咐彭澄下午上班后去三病室，任务是：“陪伤员们聊聊天，快过春节了，容易想家。”彭澄从嗓子眼里“嗯”了一声，垂着眼睛转身走了。
护士长对我笑笑：“不高兴了。都不愿意去三病室，嫌没意思。一病室有个侦察兵，侦察兵嘛，兵里的尖子，加上小伙子长得也帅，会唱会跳，挺招人；二病室军长的司机在，是位消息灵通人士，天上地下的事没他不知道的。我看他是吹牛，架不住女孩子们信，也是我们这里太闭塞太枯燥了。三病室什么没有，八个伤员八块老实疙瘩，上回派小丁去，一下午，一个和八个，大眼对小眼，不说话，说不起来。下班后我批评小丁，小丁委屈得哭，也知道不能全怪她。”
“彭澄行吗？”
“她行。”这时三个轻伤员走来招呼护士长，护士长对我道，“我陪他们出去散步，你去不去？”
看得出她很希望我去，可是——我说：“我还有点事，咱们抽空聊？”
我想去看彭澄，护士长的话使我好奇。
还没到一病室呢，先听到歌声了，男声，唱的是《雨中即景》的“士兵版”，声音不错，想来就是那个招女孩子们喜欢的侦察兵了。歌词属自填，写他们自己雨中洗澡的事儿：“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只见大家们在洗澡。叭叭叭叭叭脱衣服，个个脱得赤条条。（白）你想看也看不到——”哄，大笑。这笑显然是针对了这屋里的那个女护士。
二病室有人在绘声绘色地说书：“军长家属一气之下给军长发了封信，严格说发了个寻人启事，‘×××——咱军长的名字——男，身高一米五○，×年×月×日赴命赴滇，至今三月有余杳无音信，有知其下落并通知家属者致重谢。’军长这才给他家属写了回信，四个字：‘查无此人。’军长说老子的身高明明一米六六嘛，哪里能接受她的这个侮辱……”屋内大笑。说书的自然是那位司机。姑娘们说得不错，在这两个病室执行任务，不仅轻松，而且快乐。
三病室却没有动静，越近越安静，我在敞着的门外站住，悄悄向里面看：这是一个十六个床位的大病房，住着八个伤员，伤员们半坐半卧在各自的床上，彭澄坐在房间尽头的一个空床上，面对着他们。
“难道说，就没一个愿出节目的？”彭澄说。伤员们纷纷小声说不是不愿，是不会。彭澄说：“不会节目，会说会笑吧？……那就行！我跟同志们交个底，我今天下午的任务是制造节日气氛，春节了嘛。待会儿领导还要检查，看我节日气氛制造得如何，到时希望同志们配合一下，大声说话大声笑——体现节日气氛的意思，不想笑的也请装一装，估计领导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总之吧，为了我的个人进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全场开怀，包括躲在门外的我。笑着，伤员们就“个人进步”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向彭澄问开了。
“彭护士入党没有？”
“入了！”稍停，“思想上入了。”
又是一阵会心的笑。笑声中又有人高声地问：“那，立功了吗？”
“立了，二等功！”等全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叫，彭澄方道，“我们所立的集体二等功，有我的一份。”
士兵们开心极了，屋里气氛立刻活泼、融洽起来。我悄悄向彭澄看去，她也在笑，细密的小白牙一闪一闪，黑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光润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个喜庆的节日娃娃。成功地“暖了场子”之后，她开始讲笑话。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同年同月同日生，六十岁生日时他们决定庆祝一下。上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老太太说，她希望能得到一笔钱，和她的丈夫一块周游世界。上帝点点头，问老头有什么愿望。老头说，他希望得到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妻子。上帝说，好吧。并即刻满足了他们各自的愿望：老太太得到了一大笔钱，老头呢，胡子长了，背佝偻了，牙全掉光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九十岁。”屋里静静的，士兵们一时没反应过来。彭澄笑眯眯道：“他的妻子六十岁，正好比他年轻三十岁。”
士兵们大笑起来，恰好所长路过，闻声而入，笑眯眯道：“好热闹啊这里！”同时对彭澄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表示致意。士兵们一看所长还真的来了，一个个差点没有笑翻过去，令所长感到了这笑跟自己大有关系，又不知“关系”在哪里，不免疑惑，但大家只看着他笑，不予解释，越发地让他心中忐忑，出门时下意识把脸对着门上方的玻璃照了一照，没有问题。于是小声问站在门外的我：“他们笑什么？”
我安慰他道：“彭澄讲笑话呢！”
那个下午结束的时候，彭澄给伤员们跳了舞，霹雳舞。她跳舞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了，人人屏息静气，生怕打扰了那个美丽的舞者——年轻女孩儿仿佛陶醉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脸上的表情如梦似幻：眼睛眯起，喇叭花似的双唇微微张开，目光透过迷蒙的睫毛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望去；手臂如鸟儿飞翔的两翼般舒展、轻摇；两条长长的腿大幅度抬起后再无声地踏下，如同踏在棉花上，又如同飘浮在云朵里。八名伤员都是外伤，有的轻，有的重，此时，棕黑的脸上一律轻漾笑意，含着友爱，不用说，还有倾慕；身穿夹克式绿色作战服的女孩儿背衬雪白的“天幕”、面对年轻的士兵翩翩起舞，把春节前的边防装点得宁静、美丽。
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听说你一个人在一个哨位上待了七个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个人吗？”
“是呀。送给养的军工每次来只能把东西放在另一个地方，我趁天黑的时候去取，他们不能过来。”
“那不闷死人了？”
“是呀。电话不能打，广播也不能听，离敌人太近了，很闷的，精神上也很紧张。每过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画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导员上来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导员还是想办法让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连里还记着我，心里头好过多了。”
“听说下阵地后，从连部到休整点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哑了嗓子？”
一个士兵插道：“开始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七个多月没说话了嘛。”
彭澄问：“都喊了些什么？”
“瞎喊。”
“什么嘛！”
小张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万岁，还有就是唱了歌。”
“什么歌？”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好多，想到什么唱什么。”
“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小张的眼圈红了。
从此我对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我越发依恋，有时会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韩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该多好啊！”
彭澄的父亲也是军人，也离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同时，她既无姐姐也无妹妹，只有一个比她年长九岁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时候，彭澄的哥哥来看她了。按说这里不允许探亲，她哥哥是省委下属部门的干部，正好省里组织春节慰问团，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门随团来了。那天我下部队了，彭澄把电话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哨所，让我“务必马上回来！”就这样，我见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头，平淡的五官，中上等个，长腿，正是“雷锋”！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惊，他要从容得多，甚至给我一种感觉，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说，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说：
“你好韩琳，我是彭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