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守信，字子义。笔名有黑天使、王达平等。生于云南玉溪。四岁丧父。1917年入小学念书，从邻居木匠处学会了吹笛、拉二胡、弹三弦、弹月琴。1925年考入云南中学，积极热情地参加社会活动。1927年考入云南师范。1928年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应募入滇系军阀范石生的16军当兵。1929年5月离开部队，人昆明师范继续学习。1930年7月毕业后参加革命活动被叛徒告密，到上海“云峰申庄”当店员，自学小提琴，在郑雨生介绍下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申庄倒闭，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勤奋学习小提琴。1932年春参加了“左翼”剧联的音乐小组，7月因写批评黎锦晖的文章而离职，8月到北平找职业，11月返回上海，在组织的帮助下，进入联华影片公司，担任剧务场记等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泛从事左翼戏剧、音乐、电影等活动的同时，开始了音乐创作，与张曙、安娥等建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组织。1934.年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担任收音工作，组织了“百代国乐队”，录制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和民族器乐曲唱片，并通过新声试唱会等活动进行推广。1935年重进联华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组织了联华声乐团，亲任指挥。4月去日本，准备经欧洲到苏联学习，因游泳不慎，于7月17日淹殁于神奈川县的鹄沼海中，时年23岁。
聂耳的一生是很短促的，创作生活也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给我们留下了群众歌曲35首、民族器乐合奏曲4首、口琴曲2首。此外，还有《中国歌舞短论》等15篇音乐论文，以及《时代青年》等3部电影剧本。
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是为当时的进步电影和戏剧所写的主题歌与插曲，但是他的歌曲比电影和戏剧留传更广，影响更大。
他的群众歌曲大致可分为救亡歌曲、劳动歌曲、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四类。
救亡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自卫歌》、《毕业歌》、《慰劳歌》等。这些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愿望，成为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
劳动歌曲包括《开矿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等。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处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双重压榨下，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而且还强调了反抗斗争的坚强意志和胜利决心。歌曲中的劳动群众不是消极的被压迫者。而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是新社会的创造者。
抒情歌曲包括《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飞花歌》等.这些歌曲富有民歌风味，同时还把抒情性与革命性融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儿童歌曲包括《卖报歌》、《卖报之声》、《小野猫》等。这些歌曲形象鲜明、生动活泼，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鼓舞了人们的斗争意志。
他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以纯朴、健康、生动、清新的风格，受到群众欢迎，在黄色音乐泛滥的时代，起到了鼓舞人民群众和代替颓废音乐的作用。
《扬子江暴风雨》是我国近代歌剧创作中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作品。演出后，其中的《码头工人歌》、《前进歌》等歌曲，得到广泛流传。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驱，杰出的音乐活动家和作曲家。他的音乐活动为“左翼”音乐运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奠定了基础。他的作品体现了时代的呼声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迫切要求，给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和资产阶级黄色音乐以沉重打击，给反帝、反蒋、争取自由解放的人民以巨大鼓舞，他的歌曲大量成功地塑造了工农群众的光辉形象，开创了一代新的乐风。他还把群众歌曲这一体裁从音乐语言、结构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使之更适于表现时代精神和各种思想感情的需要，提高了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定为代国歌，说明全国人民对这首作品的历史意义作出了最高的评价。
5.冼星海（1905～1945年）
广东番禺人。出生时其父已去世。幼年随母到新加坡。：1918年进入岭南大学附中，以后升入大学，半工半读，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拉小提琴，吹单簧管，并担任指挥。1926年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选学小提琴。1928年考进上海国立音乐院，结识了田汉、张曙等人，参加“南国社”。1929年暑假，因与外地留校生反对学校额外收费，被学校勒令转学。10月离沪到新加坡，在友人帮助下赴法国巴黎求学，先后跟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作曲家杜卡等人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31年夏考入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1935年夏毕业，绕道欧洲、非洲返回祖国，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1936年到新华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后，参加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苏州、开封、郑州、武汉等地做抗日宣传。1938年春，应郭沫若之邀到军委政治部三厅与张曙共同主持抗日救亡音乐宣传。11月应聘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创作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创作《黄河》、《生产》、《九一八》等大合唱。周恩来题词勉励说：“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因电影配乐工作离开了延安，年底到达莫斯科。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取道外蒙古回国，因边境受阻，滞留乌兰巴托。1942年12月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先后到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术图、塔什干、库斯但那伊等。1945年春，因病送人克里姆林宫医院，10月30日病逝。
冼星海是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他创作的群众歌曲约有数百首（现能找到的只有250首左右）、大合唱四部、歌剧一部、交响乐两部、交响组曲四部，还有一些单乐章的管弦乐曲、小提琴与钢琴合奏曲以及独唱、独奏等作品。先后发表论文35篇。群众歌曲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按题材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战斗性的歌曲，如《救国军歌》、《战歌》、《到敌人后方去》、《保卫芦沟桥》、《反攻》等。这类作品以号召性的音调，坚决果断的气势，反映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
抒情性的歌曲，如《夜半歌声》、《黄河之恋》、《赞美新中国》、《茫茫的西伯利亚》等。这类歌曲富于激情，同时抒情性与战斗性揉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劳动性的歌曲，如《拉犁歌》、《搬夫曲》、《起重曲》、《抬土歌》、《路是我们开》等。这类作品多是在劳动民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这里他所表现的劳动人民，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满怀信心地为幸福的未来顽强斗争。
儿童歌曲，如《祖国的孩子们》、《谁说我们年纪小》等。这类歌曲较好地表现了儿童的特点，并宣扬了爱国抗敌的思想，深受儿童喜爱。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室内性的独唱歌曲，如《雨的乡村》、《夜曲》、《竹枝词》、《杨柳枝词》、《天净沙》、《卜算子》、《忆秦娥》、《陇头歌》等。这些都是早期的作品，在创造艺术形象、寻求民族特点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大型声乐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满洲囚徒进行曲》、《三八活报剧》以及歌剧《军民进行曲》等，其中《黄河大合唱》最为有名。
《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是诗人光未然写的。1938年11月，诗人率领抗敌演剧三队赴吕梁山地区，在东渡黄河时，目睹河水汹涌澎湃的情景，激起了他的创作念头。1939年初到延安写成了一首《黄河吟》长诗，在除夕晚会上朗诵后，引起了冼星海的创作兴趣。他于3月份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创作，4月13日由演剧三队第一次演出，得到了延安文艺界的极大关注。5月11日“鲁艺”音乐系组织百余人的合唱队和乐队，在“鲁艺”成立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再次演出，冼星海亲自指挥，这次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黄河大合唱》由一个序曲和八个乐章组成。八个乐章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通过朗诵和乐队又把它们全部串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整个作品以《黄河船夫曲》、《黄水谣》以及《怒吼吧黄河》为基本主题。序曲是这三个主题的呈示。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象征着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和胜利信念，中间几个乐章是三个主题的扩充发展；《黄水谣》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苦难；最后一个乐章《怒吼吧黄河》则是全部音乐发展的总结，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巨大胜利。整个作品的音乐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感情的发展也是一层比一层高，全曲结尾处，正是感情发展的高潮。这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交响性的大合唱，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表现了中华人民为保卫祖国而顽强斗争的伟大精神。
《生产大合唱》（塞克作词）创作于1939年3月，内容描写后方人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日前线的情景。形式类似大型歌舞活报剧，由《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丰收》四个场景组成。音乐是在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基础上发展成的，并增加了一些对农村景物的描绘，风格清新、明朗。其中《二月里来》和《酸枣刺》，经常单独演唱，流传甚广。
《九一八大合唱》（天蓝词）创作于1939年9月，这是为纪念“九一八”八周年而作的一部叙事性大合唱。全曲由五个没有标题的乐章构成，近似迥旋曲的形式。它忆述了东北沦陷和东北人民的斗争，表达了作者对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决心。
《牺盟大合唱》、《三八活报剧》、《军民进行曲》等作品虽未公开发表，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但它们都是我们民族音乐的重要遗产，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资料。他的器乐作品除法国学习时所写的一些外，大多数是到苏联后写的，如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交响组曲《后方》、《牧马词》、《敕勒歌》、《满江红》，管弦曲《中国狂想曲》、《谐谑曲》，小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他的这些作品由于战争环境和创作时间的仓促，仅完成了初稿，还未来得及修改。但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可以看到他为探求民族风格的器乐创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冼星海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生活艰苦朴素，求学时代的各种遭遇，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他回国后，立即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以聂耳为榜样，使自己的音乐活动，始终为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在创作中努力塑造已经觉醒，并且与“三座大山”进行顽强斗争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的光辉形象，同时坚持民族化、大众化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的各类作品，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三十和四十年代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总之，他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