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每个人
许多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点除外——要多说些同情的话。
30年代大萧条时期，父亲是纽约特洛伊的一位开业医生。他贴在办公室窗上的营业时间是上午6点～8点，下午1点～3点。但这没什么意思，因为他乐意在任何时候接侍任何人。哈得逊河泛滥的那一年，他坐一条划艇到一位病人家去。我想他是特洛伊投入汹涌激流的人中最勇敢的一个。我看着都感到害怕，父亲是不会游泳的。几个小时后船回来了，船上是疲惫不堪的医生和一只刚杀好的鸡——是一位手腕骨折病人支付的医疗费。
除了开业就医外，他还是位狱医，在我12岁生日那天，他带我一起到监狱去。他挨个进入每一牢房，给一个个犯人就诊。对待那些人——他们大多是酒精中毒或肺炎——他也是非常讲究，每检查好一个病人都用肥皂洗手。在把听诊器贴到病人胸部之前，他用嘴把金属听诊器呵热，仔细地用手掌安放听筒圆盘，以使他的手指和拇指根部能直接贴到病人皮肤上。“你要接触他们。”父亲解释说，“有时候这就是你所能做的。除了所有的需要外，他们需要的是同情。”
面对有难度的诊断，父亲总是微微地说些什么：“看上去像是……”或“使我想起……”我当然不会答应这些具有修辞色彩的自言自语。但有一次我却答应了，那是在急诊室里，父亲正在给一位因车祸而致伤的病人检查胸腔。他有几根肋骨折断。
“现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父亲轻声自言自语道。
“就像撑开的伞，里边的骨头都断了。”我大声说道。父亲把手按在我的手上：“他醒着，你知道，我肯定他听到你说的话了。”如果一个人可以羞愧去死的话，我是宁愿去死的。父亲曾对我说：“许多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点除外——要多说些同情的话。”他认为，这对病人及他们的家属有着极大的价值。
“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死呢？”我问道，“这不公平。”“公平的。”他纠正道，“这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那将更糟，人就像旧画。它们可以暂时得到修复，但总要消失的，此外，人们比你想像的要勇敢得多。”在我15岁生日前，父亲在诊所里倒了下去，两天后便去世了。
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医学生涯。大学毕业后，我到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工作。一次，一个患溃疡的病人躺在检查台上。我作了自我介绍。
“过去在特洛伊有个医生。”他说，“和你的名字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约20年前，他治好我的疝气。”此时此刻，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眼前的所有东西似乎都在跳动，在闪光。
“他是我的父亲。”过了一阵后我说道。
“一位很好的医生。”他说，“一个好人。”接着又说：“你认为能治好吗，医生？”
“行！”我对他说，“伤一定能治好，我可以保证。”
女儿的礼物
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是富足的，我们还可以争取到想要的一切。
暑假期间，一位昔日好友由伦敦回来。我们约在咖啡屋中见面。
夏日的午后，闷热难当，我拉着女儿的手，走在人潮滚滚的街道上，觉得整个城市似乎要燃烧起来。女儿的小手，常因逆向行走的行人的冲撞而由我手中松脱，然而，很快地，又会迎上前来。我们就在商家的吆喝声，行人的讨价还价声中，断断续续地聊着。
女儿问我即将和什么人见面，我说：“是妈妈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时的同事，由很远的英国回来。”
女儿侧着头天真地问：“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人都要约着见面，请他们喝咖啡？”
“那倒不一定啦！妈妈那时候同她感情最好，一起做助教时，她很照顾妈妈。”
女儿锲而不舍地接着问：“大人也还要人家来照顾吗？她怎么照顾你？是不是像蔡和纯照顾我一样，教你做功课？”蔡和纯是她的同班同学，我听了不由得笑着说：“大概差不多吧！人再大，也需要别人照顾呀！对不对？像爷爷生病了，也要我们照顾嘛！对不对……”
“那你生病了吗？那时候。”
“生病倒没有。不过，每年，有段时间，妈妈的心情都不好，觉得自己很讨人嫌，人缘很差。就在那年圣诞节那几天，我发现王阿姨偷偷地在我办公桌上夹了张她自己做的贺卡，上面写着：‘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有多么喜欢你，祝你佳节愉快。’妈妈看了好感动。这张卡片改变了当时妈妈恶劣的心情。更重要的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讨厌！”
女儿听了，若有所思，低头不语。
我和朋友见了面，开心地谈着往事，彼此探问着状况，女儿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不像往常般叽叽喳喳抢着说，我们几乎忘了她的存在。
一会儿工夫后，女儿要求到三楼文具部去看看。10分钟后，女儿红着脸，气喘吁吁地上楼来，朝我悄悄地说：“先借给我100元好吗？我想买一个东西，回去再从扑满拿钱还你。”
我和同学谈得高兴，不暇细想，知她不会乱花，便拿钱打发她。没有多久，她又上来了，面对朋友，恭敬地立正，一本正经地说：
“王阿姨！送你一个小礼物，你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朋友和我同时大吃了一惊，朋友手足无措，讷讷地说：“那怎么行？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我从英国回来，没有带礼物给你，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而且我还是大人，而你是小孩儿……”
女儿很认真地并拢脚跟，无限深情地说：“我妈妈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谢谢你以前那么照顾我妈妈。”
一股热气往脑门儿直冲了上去，我喉咙蓦地哽咽了起来，眼睛霎时又湿又热，我束手无策，万万没想到女儿竟会如此做。朋友的眼睛也陡地红了起来，嘴唇微颤，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地搂过女儿，嘴中喃喃地说道：“谢谢你！谢谢……”
这回轮到女儿觉得不好意思了。她伏在朋友的肩上尴尬地提醒朋友：
“你想不想看看你得到什么礼物啊？”
朋友拆开礼物，是挂了个毛绒绒小白兔的钥匙圈。女儿老气横秋地说：
“会照顾人的人一定是很温柔的，所以，我选了小白兔，白白软软的，你喜欢吗？”
朋友感动地说：
“当然喜欢了，好可爱的礼物。我回英国去，就把所有的钥匙都挂上，每当我打开一扇门，就想一次你。……真谢谢啊。”
女儿高兴得又蹦又跳地下楼去了，留下两个女人在飘着咖啡香的屋里，领受着比咖啡还要香醇的情谊。
再见
忽然觉得多年来艰苦、寂寞的写作生涯都是值得的，一封信比所有的财富与荣耀还要有意义，我终于再见到她了。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远足，妈妈没有做便饭，给了我10块钱买午餐。好像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到海边了，大家坐下来吃便饭。荒凉的海边没有商店，我一个人跑到防风林外面去，老师要大家把吃剩的饭菜分一点给我。有两三个男生留下一些给我，还有一个女生，她的米饭拌了酱油，很香，我吃完的时候，她笑眯眯地看着我，短头发，圆圆的脸。她的名字叫做翁香兰。
每天放学的时候，她走的是经过我们家的一条小路，带着一位比她小的男孩，可能是弟弟。小路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两旁竹荫覆盖，我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夏日的午后特别炎热，走到半路她会停下来，拿手帕在溪水里浸湿，为小男孩擦脸，我也在后面停下来，把肮脏的手帕弄湿了擦脸，再一路远远跟着她回家。
后来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过几年我也上了中学。
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火车上，看见斜对面一位短头发、圆圆脸的女孩，一身素净的白衣黑裙。我想她一定不认识我了，我一直瞧着她，她也看见了我，又把头转向窗外流过的风景。火车很快到站了，我随着人群挤向门口，她也走近了，叫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我叫她翁香兰，她笑眯眯的，和我一起走过月台，出了车站，她说要去搭客运车，我也就走了。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了。
这篇文章收在我出版的《少年心事》这本书里。
书出后半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但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
信里面说她看到了这篇文章，心里非常地感动，没想到在离开家乡，漂泊异地这么久之后，会看见自己出现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她自己也深深记得这其中的每一幕，只是没想到越过遥远的时空，竟然另一个人也深深记得。
她说自己还没有结婚，但她从书中知道我已经成家，因此寄了两张近照给我，但不给我她的地址。“我只是要你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仍然像你记得我一样地记得你。”她说，署名是翁香兰。
我凝视着像片里那仍然是圆圆脸、笑眯眯的她，忽然觉得多年来艰苦、寂寞的写作生涯都是值得的，这一封信比所有的财富与荣耀还要有意义，我终于再见到她了。
谢了，朋友
孤独与生俱来，可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只有孤独。
22岁那年，我带着对人性的悲悯，对自己的悲悯，茫然上路了。
过了黄河，穿越中原，又在烟雨迷蒙中游了西湖。西湖很美，从细雨中透出清丽、高雅的忧伤。我站在堤上，久久不能逃脱这种情调。
我披着一头黑发，脸色苍白，离满湖的欢笑非常遥远。他走过来，看着我，带来一阵缓缓的湖风，同时对我的沉默做出宽容的浅笑。我依然对周遭活动的人们都感到麻木，不打算跳出固有的情绪。
“其实，跳下去也不一定不舒服。”他说。我转过头看了一眼，仍不想理会，只是心里很狂傲地笑了一下，我才不会犯傻呢！
“你跳下去，我还得救你，太戏剧化了。”他嬉笑着穷追不舍。我不得不认真地看看他了，一个不修边幅、脸色和我同样苍白的年轻人，不远处，摆着一幅相当破旧的画架。我勉强笑笑，问了句：“画什么？”
他耸耸肩：“3年了，我站在这儿感慨万端，却没画出像样的东西。”听得出很深的自嘲。
“你想找什么？”
“不知道，所以注意到你。”
“怕我跳下去？”
“怕破坏了一幅有灵气的画。”
我感谢他的赞赏，笑笑说：“谢谢！”说得很由衷。“也许你点化了我。”
我不理解地看看他。
“人才是这个生存空间真正的生灵，其实，你第一次转过头来时，我已经知道你‘水性’很好，不会被‘淹’的。”“人们的相互关注并不值得庆幸。”
“你很孤独？”他关切地看着我。
“孤独与生俱来。”
“可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只有孤独。”
“我习惯了，或者说喜欢。”
“你可以喜欢，但不要习惯。”
我觉得他正一点一点地打倒我的孤傲，很想快点躲开，却又扔出一句：
“你呢？是喜欢还是习惯了感慨万端？”
“我很空虚。世间万物没有属于我的东西。”他坦诚的语言谢出一种逼人的沉闷。
惟剩沉默。
等他画完一张速写递给我，我大大地惊诧于他的画笔的穿透力：画上的女孩孤傲、忧伤而又飘逸得让人不可捉摸。小心防守的堡垒突然被冲击，很是恐慌，我匆匆地就要告辞。他在那张速写上草草地写了几笔，折了两折给我，像阳光一样灿烂地笑了笑。
我就这样告别了西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如画的杭州真的远去了，我才打开那张速写。画面边上写着：感到寒冷时，请来！
我骤然感到浓浓的暖意，又想起他说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只有孤独。”
我知道了还有人情的温馨。
谢了，朋友！
理解
人们理解的黑格尔是人们所理解的黑格尔，而不是他本人。
有一个孤独的人，他告诉了我他的苦闷、烦恼，以及忧郁，他说世人不理解他。
他只希望能得到我的理解。
晚上，我们喝酒，我尽一切努力去理解他——然而不能。于是我“煞有介事”地“教导”他一番。我给他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建造“巴别”塔：人类在创始期，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他们往东方大迁移时，遇见一片巴比伦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彼此商量着说：“来吧！我们在这儿烧制砖头！”他们真的动手烧制起来。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城里有高塔，耸入云霄，好传扬我们的美名，以免我们分散到别的地方！”这时候上帝来了，他看见了人类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人类联合成一个民族，讲一种语言，就可做这样的事情，可想而知，以后他们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会做成什么。来吧！让我下去，将人类的语言变乱，使他们无法彼此沟通。”于是上帝施法术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人类的高塔终于没有建成。
这是《圣经》里著名的故事。“巴别”是“变乱”的意思，“巴别塔”就是“变乱之塔”。
第二个故事是苏格拉底的死：公元前399年，在雅典的法庭上，肃立着500个虔诚的雅典公民，人们要对伟大的思想巨子苏格拉底进行审判。原因仅仅是苏格拉底想当一个“马虻”，要通过交谈去“蜇醒”当时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要让那些名声显赫的雅典人意识到自己并不聪明，应当清醒起来。然而，正直善良的雅典人始终对苏格拉底暴露雅典民主制缺点的做法不能理解。藏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的民主制这架机器，处死了自己的同胞——聪慧、睿智的先哲苏格拉底。第三个故事是黑格尔的感叹：1831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弥留之际感叹地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马上，他又感慨地否定说：“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
故事讲完了。
这个孤独的人沉默不语。
我继续对他喋喋不休道：第一个故事说明了上帝有时是愚蠢的。他以为变乱了人的语言就可以使人类彼此不能理解，他忘记了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可以互不理解。第二个故事恰好从正面论证了第一个故事的结论：雅典的公民们有谁理解了同是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呢？第三个故事是第二个故事的反证：即使理解了又能怎样？人们理解的黑格尔是人们所理解的黑格尔，而不是他本人。黑格尔的哲学后来不是被分裂成了许多流派吗？每一个流派都不可能脱离自身去理解真正的黑格尔。
我其实是在对自己喋喋不休。
我叹息：伟人尚且如此，何况芸芸众生的你我？
重视人生
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而关心别人、重视别人必须具备高尚的情操和磊落的胸怀。一个人的品位主要表现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在《钟为谁鸣》的诗中说：“谁也不能像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处，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缺其一隅，这如同一座山峡，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这首诗告诉我们，谁也不可能离群索居，都要与人相处。在与人相处中，要想受到欢迎，就应真诚地关心别人、重视别人。
纽约电话公司曾就电话做过一项调查，看在现实生活中哪个字使用率最高，在500个电话对话中，“我”这个字使用了大约3950次。这说明，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实际状况如何，在内心中都是非常重视自己的。
美国学识最渊博的哲学家约翰·杜威说：“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策力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被重视、被关怀、被肯定的渴望。当你满足了他的要求后，他就会对你重视他的那一个方面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并成为你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