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这样，西方国家如何呢？有位中国留学生曾驱车横跨美国中西部地区，很快，他就厌倦了。因为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丰富多彩的西部风情正在被现代化的潮流吞没。他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小镇，几乎都好象复制的一样。一样的楼房、一样的高速公路、一样的街道格局，甚至一样的加油站……他刚开始的那种冒险和发现的兴奋很快就被令人震惊的单调扑灭了。
建筑的雷同是现代人竞相模仿的结果。其实，我们这些现代人每时每刻都在互相模仿。是谁说过，第一个用鲜花描写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鲜花描写女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鲜花描写女人的简直就是蠢货！可是，我们多数人重复的则是千百万人都在重复的日程，我们算什么东西呢？
是的，我们的祖先也是善于模仿的。不同的是，他们是要求年轻人向老年人模仿，而现代人却是彼此模仿。我们的祖先是通过言传身教的近体方式来模仿，而现代人则是通过电影、电视、网络等没有生命的传媒来模仿，这是一种不近体的模仿。我们的祖先在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条件下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模仿，而现代人则是在广阔的空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模仿。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人对人的有生命有创造性的模仿，那么现代人的模仿就是人对非人的僵硬的机械化的模仿。
我们是身不由己地被潮流推着走的，这种潮流美其名曰时尚，而在背后推动它的是商业的利益。现代化的大规模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群体，它要求人们穿一样的时装、戴一样的首饰，住一样的房子，欣赏一样的流行歌曲，看一样的时尚杂志和新闻，玩一样的游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人们制造种种神话，通过明的暗的有形的无形的广告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在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已经沦落为广告和时尚的奴仆。他们乖乖地听从广告和市场的召唤，不约而同地追逐着同一个牌子的饮料，同一个牌子的服装，同一个牌子的电脑……
最近，家长们都抱怨说，孩子们每天跟家长要钱买一种方便食品，而且都是同一个牌子的，一时间，这种牌子的方便食品大行其道。奥妙何在？原来，这又是商家设置的圈套。他们以一本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了上百种人物肖像卡片，在每包方便食品中夹一张，而且得到某一种卡片的孩子还可以得到“大奖”。孩子们一旦上了钩，就像着了迷一样疯狂地购买它。要凑齐这一套，没有半年的工夫恐怕是办不到的。
因此，虽然现在的孩子们更多的时间是单独在家里面对电视机和游戏机，但他们在电视广告指挥下，却在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事，形成了同样的性格。
上海有一位叫吴亮的先锋批评家把这种大规模的模仿比喻为一出永不闭幕的大规模城市戏剧，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传统的戏剧都是有固定程式的，比如说中国京剧就是程式化的艺术，西方古典戏剧则受到“三一律”的限制，而我们今天上演的现代城市戏剧的程式则叫做生活方式。现代人把这个极富感性的词奉为最新的宗教而顶礼膜拜。当然，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最新的事物、观念、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形式感、行为准则和交往方式、人际技巧，全都围绕着生活方式这个轴心旋转。我们为了不被这个轴心抛弃，只有马不停蹄地追赶新的行为模式，学习时髦的观念，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在我们生活的舞台上，把生活当作永不停息的表演。在这场全民的超大规模的生活表演中，广告为我们提供了剧本、角色原型和台词，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布景、道剧和服装。我们迷信着广告，把它视为生活戏剧的策划人和导演，听任它的解说和调度，心甘情愿在里面充当一个摩登的角色。
这出超大规模的戏剧，永远也没有一个定型的剧本，我们在其中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演完一个片段之后，我们疲惫不堪地到后台休息片刻，很快发现在这一瞬间，后面的演出已经改弦更张、面貌一新了。这出生活的戏剧是以感性享乐为中心的，它用华丽的装饰掩盖它的浅薄和浮躁，而且它的粉墨登场也给一切有内涵有深度的东西带来了威胁，因为它以它的方便快捷而极富竞争力。感性的享乐是为官能和知觉服务的，很少能够触及灵魂，所以由它构成的物质形式就极易模仿。我们难以复制或模仿一个人的灵魂，但我们可以轻易地模仿一个动作或一种打扮。现代人在这个经济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过着彼此模仿的生活，但只要付出劳动、付出金钱和技术就行了；它并不要求我们付出个性、创造力、情感和灵魂的独特性。如今，在一座现代化城市中，我们看到街市上流涌着五光十色打扮奇异的各色人等，但他们就像超级市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物品一样，在表面包装的丰富多彩背后，我们看不见他们有多少独一无二的个性，感受不到他们的创造力和独特的情感，听不到他们灵魂的声音。现代人的个性全都体现在外在的包装上，它通过服饰、商标、发型、香水和其它消费方式体现出来，它都是在时尚广告技术和流行物协助下合成的，它是由购买力体现的。现代人就是这样依赖性十足地受着感性文化和高度发达的技术文化的操纵，心甘情愿地接受市场和时尚的奴役。他们像一大批被抽空了灵魂和个性的城市傀儡，装饰着这个虚张声势的世界。
当然，总有些想挣脱束缚的人们，千方百计要制造出些个性来，这些人被称作另类人物，他们中包括一些艺术人士和先锋青年。
在我们的感觉中，这些艺术家似乎已经定型了。做导演的一般都是大胡子，或者留光头，搞美术的男子喜欢留一条猪尾巴一样的粗辫子。在这些所谓的“艺术家”那里，这似乎是一种个性，但一旦成为一种在局外人心目中定型的模式，它的个性又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许多着力要表现个性的所谓艺术家们，其所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伪装的“个性”。他们在生活中如此，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也是如此。
就让我们看看一些艺术家的行为艺术。
在北京的一个艺术中心，展厅被临时改成了猪圈，并设置了猪栏，圈内的地面上铺满书本。一头肥大的美国公猪被刮去了毛，白皮上印满拉丁字母，另一头中国母猪也同样被刮去了毛，身上印着谁也看不懂的由汉字基本笔画组成的“天书”。公猪在铺满书籍的地上跑来跑去。当将母猪放入猪栏内时，公猪眼睛发亮，顿时有了明确的目标，爬上去开始交配，丝毫不顾及周围观众。
另一位艺术家在他所居住的郊区村里搞了一次行为艺术，这位艺术家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在皮肤上涂满了蜂蜜，浇上鱼肚水，然后招来苍蝇，黑乎乎一片爬满全身。然后在村中或跑或坐，然后一头扎进一洼死水之中，顿时，水面上一片片黑乎乎的苍蝇。
这位艺术家的另一杰作是在中国美术馆外面的地上完成的。他在地上铺一块白布，身穿一只裤头，匍伏、跪地，手捧一灰色大坛，举过头部向下倒，坛内流出红色血浆类液体。坛子随即摔碎，露出一个解体了的玩具娃娃。这时，艺术家拾起婴儿，疾步向美术馆西北厅走去，放在预先挂好的一块黑色油毡上，一条粗麻绳吊住了这具血婴。
90年代的某一天，也是在北京，一群艺术家在看美术作品的幻灯片，这时候，一位来自兰州的所谓艺术家端起一大缸墨汁向众人泼去，结果在场的十几人头上、脸上、身上泼上黑色的墨汁。据说这一大缸墨水是这位兰州小子事先准备好的，就想在这次观摩讨论会上作一次行为艺术。
我对行为艺术并没有偏见，其中不少艺术家确实有很独特的创意，他们力求打破我们生活中的惯常思维，给我们的生活以惊醒，以新意。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所谓行为艺术则是人为地制造所谓“个性”。个性是自然而然地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个性”则让人感到那么生硬，那么牵强，那么恶心，简直就是一场黔驴技穷的恶作剧。
个性到了需要制作和贩卖的时候，它的稀缺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认识一些刻意制造“个性”乃至贩卖“个性”的所谓艺术家们，其中有人把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视为他们的鼻祖，而我对这种攀比却不敢苟同。只要仔细读读《世说新语》这部奇书，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竹林七贤大多是有真性情，有独特思想的人。他们外表的怪异不是伪装出来的，不是表演给人看的，而是他们自然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现，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怪得可爱，怪得令人同情，怪得令人敬佩。
且看《晋书·阮籍传》描述的阮籍在母丧后的举动：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于决赌。即而饮酒三斗，举号一声，吐血数升。即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号一声，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裴揩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揩吊唁毕即去。”
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封建礼教有着至高无上地位，而孝道，则是礼教中的一个强项。孝的名目和方式已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琐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寡，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人和死人都不得安宁。而阮籍则不理会那种种禁忌，在母丧期间照样吃肉喝酒，但谁能说阮籍不孝？“举号一声，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这种对母亲的至亲至爱又岂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阮籍把一切形式主义的世俗礼法都抛之脑后，其意乃在于“心丧”，或者说着眼于人的内在情性。这或许是千古一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士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被世人看作怪异的行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而自在。
和阮籍相比，今天的一些所谓“前卫艺术家”和“另类青年”在其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掩盖的却是一颗急功近利、虚伪做作的市气、俗气！
即使是放浪的刘伶，放浪的也是他的真情实性，在放浪中流露出来的也是品位高洁的哲人境界。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居室为衣，诛君何为入我中？’”
在所谓的文明社会，刘伶这样的“裸体饮”是一种反常的举动，但在这种“反常”背后，却发泄了他对文明和“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的不满，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富于哲理性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一些“先锋”和“前卫”们相比，刘伶的怪异怪得自然，怪得崇高，体现的不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不是急功近利的猥琐，而是一个超脱世俗的哲人的至情至性。
的确，现代社会并没有人强迫我们干什么和不干什么，现代社会一直标榜它是个性解放的社会，但我们为什么那么步调一致、不约而同地去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并把我们生来就有的个性消融在其中呢？
正像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所言，那是因为有一种匿名的权威在无形中左右着我们。
这种匿名的权威是什么呢？就是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公共舆论以及操纵这一切的无处不在的组织机构。
现代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个人的生活，个人没有办法去独立寻求自我实现，除了依靠组织机构之外，他就无法生存。人们要想摆脱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是无条件地把自己交给组织。无论是中国的“单位人”还是西方的“公司人”，概莫能外。
现代社会庞大的组织机器已经把我们绝大多数人收购了，因为我们在组织之外已经很难糊口。我们一旦担任了某个组织的某项职务，就必须服从该组织的调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既定的工作程序，然后从这个组织中得到报酬。我们的确是心甘情愿接受组织的约束，因为组织给了我们很多安全感。组织给我们酬劳使我们衣食无忧；组织给我们工作日程表，使我们可以照章办事不用操心；组织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可以借此施展自己的才能。在组织的驯养下，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我们很难设想离开了组织我们将怎样生存。
即使是所谓自由职业者，表面上和任何职业组织都没有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又无时不在组织之中。比如说一个自由撰稿人，都有相对固定的媒介作为自己的阵地，他必须按照这些媒介的口味，根据媒介的需要来确定选题，进行写作。
除了种种职业组织，现代社会还有多种组织把我们笼罩在其中。如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宗教团体、民间组织、俱乐部、街道组织、学校等等。我们穿梭来往于这些组织之中，走马灯般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但职业组织总是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我们的生命大半交给了它。职业组织以自身的性质和任务，来要求其成员的绝对服从，你当然也有不服从的权利，但其结果只能是丢掉饭碗。职业组织不需要什么个性，它使用和评价一个人，主要指标是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在某项工作中的适应程度。在取得实用的同时也就把具有能力的人的其它个性因素排斥忽略了。
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后果，是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和无力感，对安全感的追求胜于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弗罗姆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逃避自由》剖析的法西斯群众心理正是这样的心理。为了获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现代人不惜压抑自己鲜活的个性，跪倒在庞大组织机构的脚下顶礼膜拜。在他们由组织机构规定的专门技术得到片面的发挥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则在快速退化。要保持完整的个性简直是一种奢望。但现代人在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失去而黯然神伤的同时，总感到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这就是“匿名的权威”的不同寻常之处，它比公开的权威更容易使人服从。
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存在，就会有冲突和反抗。在这种冲突和抗争之中，人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人在怀疑和抗议中感觉到了“我”的存在。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还是感到了“我”的存在——一个失败的“我”。但如果我没有屈从和反抗的意识，如果我被一个匿名的权威所支配，我就失去了自我意识，我就成了一个“东西”和它的组成部分。
现代人个性的丧失主要就是匿名的权威在起作用。我应该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因此我必须和他人一致，而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我必须自觉自愿地踏着组织的节拍跳舞，和所有人保持一致。我无须去怀疑组织的决定是对是错，而只须弄清我是否适应了社会、我是否与他人一致。我必须始终不渝地顺应社会的变化。
谁让我们活得累？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刚刚看了2000年亚洲大专辩论会的一场精彩的辩论，论题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男人更累，还是女人更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