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驳杂的三教九流，流落民间，逐渐演化为下里巴人的各色人群、职业和行当。他们中既有文人、官员、师爷、塾师、丹青，又有武人、镖师和农人；既有商贾、药铺、当铺，又有优伶、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和厨师；既有媒人、丫鬟、娼妓、宦官，又有赌博、帮会、恶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绚丽鲜活而又五味杂陈的世态风情画卷。
文人——货文武艺与帝王家
“文人”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极重要极特殊的一群人。文人的范围很广，上至卿相权贵、下至布衣平民，都有文人的踪影；文人也不是一种职业，有做官的文人，有教书的文人，也有归农躬耕的文人。不过，自从科举制度产生后，大多数文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衷功名，醉心科考。
■ 文人理想——学好文化去当官 ■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理想；十年寒窗，孜孜不倦，战胜科场，当官做宰，成为中国文人的首选人生路。
文人们尊奉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教条，一心求取功名、获取利禄；君主则需要德才兼备的读书人来辅佐治理天下，双方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学识与功名的交易。尤其是隋唐时科举制度出现之后，科举及第的荣宠更加强化了读书人的官本位思想，使得他们学好文化去当官的想法更加强烈。
自唐朝到晚清的1000多年中，各代的科举考试在大的方面相差无多，但亦有变化。到明朝时，考试的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共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称为“连中三元”。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由于在秋天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乡试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头名叫解元。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每次录取300名，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定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进入三甲者统称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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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的待遇
明清时代的秀才，即使一直未能考取举人，他仍然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一员，官府和富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秀才可以免缴田赋，见了县官老爷可以不下跪，还可以免挨板子。一个人只要中了举，就可取得朝廷固有的俸禄，还可以候补做官。至于进士及第，那更是备极荣宠，几乎人人都有高官厚禄。
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科举制度乃是政府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据说，有一次，他看到新选拔的进士们从皇宫端门列队而出，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历代统治者都确实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的有用之才。
不过，随着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僵化，文人的知识结构逐渐陈旧，很多士子竟然对程朱注疏之外的文化一无所知。如《儒林外史》中写道：范进中举后做学道，幕客中有人讲起几年前某个学道闹的笑话，说那学道听说苏轼的才名，于是“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范进听后，“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皱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个举人，一个学道，竟然连北宋文豪苏轼的大名都没听过，可悲可叹！
科举制度还束缚了文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造成了文人阶层的人格萎缩；科举取士，如同固定的工艺流程，用同一模子去铸同一型号的物件，造了千千万万没有个性的士子。为求功名，他们不惜用一生作赌注，以致消磨了个性、失去了生命活力，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在醉心于科考的文人眼中，“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而科举及第就是一生最高的理想。于是，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通过科举考试，极少数人平步青云，大多数文士却名落孙山，犹如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
■ 文人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 ■
在中国文人的诸多优良品格中，“崇尚气节，讲究忠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在这种品格的支撑下，文人们追求道义、献身理想，不屈从于暴力和压迫，也不受邪恶诱惑，洁身自好、特立独行，当真难能可贵。
不过，在一些文人的心目中，世界却显得很狭小，又是那样污浊。因此，当他们得以纵横驰骋之时，常将自己的意志看做天下万民的意志，强行而不近人情地去实现自我意志。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的非理想局面时，便会孤芳自赏，狂放出尘，将自己与芸芸众生隔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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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书，晒肚子，还是晒傲气
魏晋风俗，人们常在七月七日曝晒书籍和衣物，以防虫蛀。有钱人家会将华丽的衣服和汗牛充栋的书籍摆在阳光下，趁机炫耀财富和藏书。东晋名士郝隆，却干脆在这天袒露着肚子躺在太阳下，人们问他这是做什么，他答道：“我晒书。”也就是暗示自己满腹经纶，着实有些不随俗流，也有些狂傲之气。
上述这种人虽然清高，不过是些“自了汉”。只有那些面对浊世，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汉”。他们是“疾风”中的“劲草，是“板荡”中的“忠臣”。特别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文人们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常常有着坚贞不屈、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以及宗教般的虔诚。
1274年，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南宋一片混乱，年仅4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下令各地起兵“勤王”。第二年，赣州知州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3万，开始了戎马生涯。不久，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500名义军经过苦战，最后大都壮烈殉国。
这年冬天，文天祥返回临安，准备与元军死战。后来，因为局势已经难以收拾，文天祥最终没能力挽狂澜。他被俘后，元朝以高官厚禄诱其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他英勇就义，却留下了千古“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的著名观点。数百年来，这一思想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无数爱国的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
清末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爱国爱民，一身正气，留有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中表达了他壮心不已的情怀，他虽然像一片落花那样飘零，弃官离开了京师，但绝不自暴自弃，即使自己化作春泥，也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龚自珍一生并不得志，38岁时才勉强中了个进士。之后他也只做过小官，并不断受到当权保守派的排挤，他那些远大的抱负也无法实施。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命运，一刻也未忘记为振兴国家贡献力量。
他曾撰文鼓励林则徐广东禁烟，满腔热情地期望禁烟成功之后，由一省之治，进而出现“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已经丢官的龚自珍，仍然热切关注着林则徐能否打开新的政治局面，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爱国文人的气节。
■ 文人之奸——争权敛财胜常人 ■
“千钟粟”“黄金屋”，是大多数书生追逐的目标。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封官授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把敛财与揽权当成了首要任务。他们有文化、懂权谋，在权力斗争和聚敛财货上，比一般人更胜一筹。下面来看看历史上有哪些大奸大贪的文人。
蔡京，宋朝人。他才华出众，不仅极擅书法，对吟诗作对、吹拉弹唱也很精通，但他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是举世皆知的大奸臣。
最初，蔡京攀附王安石，冒充变法派。司马光主政后，罢黜变法派官员，蔡京又摇身一变成了“保守派”，并被提升为龙图阁学士。宋哲宗亲政后，准备继续推行新法，蔡京又到处钻营，重新加入变法派的阵营，成为朝中的显赫人物。宋徽宗继位后，蔡京被弹劾并罢职。后来，他通过宦官童贯把自己的字画送入宫中，博得了徽宗的好感，又被提拔为左相，重新登上政坛。
此后，蔡京把持朝政，铲除异己，笼络奸党，培植亲信，重用亲族，党羽心腹布满朝廷上下、皇宫内外。他还想尽办法，将徽宗诱导成纵欲无度、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他过生日，各地大小官僚必须向他送“生辰纲”，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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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蔡京”还是“蔡襄”
据说，宋朝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是指“蔡京”。但是，由于他为人奸诈、贪婪，为世人所鄙薄，所以后来将其剔除而补上“蔡襄”。
明代大臣严嵩，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与蔡京一样，严嵩也是个大才子。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仪表非凡，疏眉朗目，玉树临风，声音洪亮，在文臣中有一流的风采。
严嵩精通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了明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拼命巴结、讨好夏言，很快成为了朝野上下的大红人。严嵩等到羽翼已丰，就开始攻击夏言，怂恿世宗罢黜夏言。随后，他在朝中遍置党羽，以巩固自己的实力。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提拔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父子二人狼狈为奸，权倾天下20年，坏事做尽，弄得民不聊生。许多忠直的大臣想扳倒他们，却大都丢官丧命。最终，一个道士的几句谶语，却让严世藩被斩首，严嵩也被抄没家产，还乡不久就病死了。
清朝大臣和珅，精通满、汉、蒙、藏文字，才学出众，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为了讨乾隆的欢心，和珅极力模仿乾隆的字体，几可乱真，以至于乾隆老年时要写的诗词、匾额多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喜欢作诗，和珅在这方面也苦下工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帝还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结成亲家。和珅后来升为内务府大臣、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和珅倚仗乾隆皇帝的宠信，疯狂敛财。乾隆帝死后，嘉庆帝立即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将他赐死并抄没家产。和珅财产之巨令人瞠目，府中白银数亿两，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数，有些珍品甚至胜过皇宫的收藏，所以民间有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蔡京、严嵩、和珅都是极有才华的文人，可是他们贪于权欲，祸害百姓，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 讼师——社会下层文人的出路 ■
讼师，指古代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人。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代写书状，包括遗嘱、各种契约、呈状以及工商行政方面的申请，更多的是帮人写诉状。据说，讼师这个行当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末期的名家代表人物邓析，就是讼师的鼻祖，以“私造竹刑”而闻名。
虽然“讼师”很早就出现了，但法令中正式出现“讼师”这个名目却始于清代。在古代，普通百姓打官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大都没有文化，更不了解法律。清代对于诉讼当事人的盘剥很厉害，一个普通案件，原告就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所以，百姓常请熟门熟路的讼师代为交涉。不过，古代官府并不欢迎百姓告状，他们希望老百姓能够自己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官府主要是维持朝廷统治的。为了息讼，官府常多方限制帮助百姓打官司的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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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笔之民”
各地讼师的活动方式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都是以一种身份为掩护，秘密活动。讼师有个别称，叫“耳笔之民”，就是在耳朵后面插根笔的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讼师平常不事生产，只靠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词讼，从中渔利。
例如，《唐律疏议》中规定，“教令人告”得实者赏，事虚者罚，对“为人作词牍加增其状者”和“受雇诬告人”的人予以严惩。《大明律》中特设“教唆词讼”一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清朝统治者更是增加了诸种条例来限制讼师的活动。
为了谋生，讼师往往潜伏在衙门外不远的酒馆、茶社中，伺机而动，以求在第一时间得到生意。他们主要是代人书写告状和诉状，或者代替诉讼当事人与官差进行交涉。清朝有官方认可的从事代书诉状的人员，但他们也要承担如实书写诉状的法律责任。
讼师挑唆诉讼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多系以虚为实，以无为有，颠倒是非，播弄乡愚，因得售其奸”。他们还在暗中流传“讼师秘本”，秘本的内容多是举某种案情，虚拟一告（原告）一诉（被告），互相辩论。无论告方或诉方，都有某种诡辩取胜的办法。
在古代，“讼师”并非一个专门的职业，很多人只是想通过包揽诉讼能得到好处罢了。民间讼师良莠不齐，除了不第秀才外，还有退职官吏、地方豪强、市井无赖等。
■ 文字狱——对文人的文化专制 ■
文字狱盛行于明清两朝，指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一般来说，文字狱常由最高统治者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生，一旦被认为意在诽谤皇帝或讽刺朝廷，一字一句都能构成刑责。对于靠文字安身立命的文人来说，文字狱是令他们十分恐惧的。
明初，有人进谗言说“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的文章心生疑忌，大兴“文字狱”。当时，曾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当时，一些官员上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等字样，被认为是在影射朱元璋做过“贼”，从而受到惩处。
一位臣子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朱元璋认为“法坤”与“发髡”同音，是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是盼望“早失太平”，便将这名官员处斩。另外，臣子表文中的“光天之下”“望拜青门”等语，也被朱元璋认为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都被“诛其身而没其家”。
清朝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被判处死刑的有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刑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在从康熙年间庄廷鑨的《明史》案开始，直到乾隆年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这些案件中，文字狱的“罪犯”，既有官员，也有各阶层的文士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小官员，下至一般生员，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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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狱”
浙江湖州人庄廷鑨招集学人编辑《明史》，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人告发，庄廷鑨被戮尸，庄氏家属和为书写序、校阅、卖书、买书、刻字、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或被处死刑，或流放盛京，与披甲人为奴。
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由于文人在精神和心理上对文字狱留下了恐惧，而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风靡一时，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清代诗人龚自珍就曾在《咏史》诗中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的感叹。
清朝大兴文字狱，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讳莫如深。二是清以外族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士大夫眷恋明朝，宣扬“夷夏之防”，不利统治。三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激化，雍正帝为了巩固地位，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反对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