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人事管理中引入竞争和选择机制，华为公司内部有一个劳动力市场，目的是通过岗位调换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激活潜力，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华为公司明确规定，为干部提供机会，创造能担当重任的条件，高中级干部必须强制轮换。但是岗位轮换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可以有效地防止高中层管理人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形成局部势力或者“合谋”，它起到了对高中层员工的控制作用。
建立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体系，是一家企业规模发展以后，必须要做的管理方面的调整。一家企业在商海博弈中，虽然获得了发展壮大，但是，以前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会随者情况的变化而出现一些不适应的东西。此时，经营者如果不及时建立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体系来管理新的庞大的企业，往往会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企业难以持续发展，以致最后不得不走向失败。
1996年，百信鞋业宣称要开“平民化，低成本、低价位”的鞋店，号称中国第一家鞋业专业连锁企业。到了2000年10月，百信连锁店在4年之内由4家变成80家，拥有近3万名员工，总资产达30亿元人民币。随后，其分店达到了400余家，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百信鞋业的总裁李忠文创造了一个“中国鞋王”的神话。
然而，这家号称中国第一家鞋业专业连锁企业的百信鞋业却在2003年覆灭了。百信鞋业的发展速度之快，覆灭速度之快，都是令人惊叹的。它的迅速兴起和衰败折射出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在百信公司内部，许多重要的职位都是由李忠文的亲戚朋友担任。由于没有制定一项针对家族成员的管理体制并贯彻执行，这就造成了跨部门管理和多头管理等弊端，这些亲戚朋友在企业发展时期，表现出的一些“违规行为”尚不明，一旦企业发展壮大了，他们有功劳了，位居管理层有权力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很容易“夸功”，互相攀比，容易因利益的冲突而产生派系斗争。
另外，由于缺乏与大企业配套的管理制度，家族成员和外来员工容易形成不公平竞争，外来人才难以与企业兼容。这样，员工的不满意度增加，人才大量流失，导致内部分裂。
正因为百信没有及时建立与大企业相适应的管理体系，使得百信内部管理混乱，最后造成了百信“信用”的丧失和规模的盲目扩张，最后导致百信迅速走向了的衰亡。
刘邦击败了最强大的博弈对手项羽，成为了天下诸侯的领袖，尔后在天下诸侯和文臣武将的“拥戴”之下，他不失时机地登上了帝位。此举向天下老百姓表明：天下已经统一，要实行统一的帝制。
既然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那么刘邦也就可以以天子的名义来命令天下诸侯了，一且诸侯有所不服，那便是“犯上作乱”，而不是诸侯间的博弈与争霸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试图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诸侯都会在道义上处于劣势。这是刘邦与项羽的最大不同，而这一不同，帮他确立了大汉王朝四百余年的统治。
§§§第三节 追踪周朝，迁都长安
刘邦称帝以后，最初把都城定在了洛阳。但是，一个叫娄敬的大臣却向刘邦提出了迁都关中的建议。
刘邦即帝位时，娄敬在陇西一带驻守，负责和异族之间的贸易。因此，他对边疆的防务及外交事宜颇有心得。
刘邦即位后，他来到洛阳，经由齐国人虞将军的引荐，他拜见了刘邦。当时，娄敬穿着简单的羊皮衣，虞将军要求他换件华美的朝服入宫拜见皇上。
娄敬却说：“臣衣帛，便以衣帛晋见，衣褐，便以衣褐晋见，保持我本来的面貌，不愿欺瞒天子！”
虞将军将此言转告了刘邦。一向不喜欢虚伪的刘邦觉得娄敬的话有意思，便召见了他。
娄敬问刘邦说：“听说陛下有意以洛阳为京城，想必是要追踪周朝的王迹吧！”
刘邦坦白说：“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娄敬说：“陛下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危险。”
“此话怎讲？”
“陛下取得天下的形势和周朝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周朝在建立以前，其领袖后稷受封于邠，积累恩德及力量，长达10余世，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力量已非常雄厚，所以才能乘殷商混乱时，攻灭殷纣王而成为天子。但是，他们的京城仍设于关中的镐京。一直到成王即位，周公为宰相，才有经营洛阳之议。以洛阳位于天下之中，诸侯由四面八方纳贡或入京述职，距离相气，那是出于交通方便的考虑。
“但是，经营洛阳最危险的是，得到支持很容易成为王，得不到支持则很容易招致亡同。在周朝强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贡礼及述职都做得非常努力。等到周朝衰落后，天下诸侯不再朝贡，周朝也无法要求他们。这并非周天子徳行不厚，而是实力削弱，形势使然。
“今陛下起自丰沛，以蜀汉为基地，平定三秦，和项羽大战于荥阳、成皋间，大战70、小战40，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尸骨于原野中者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人民的伤害似未疗愈，却要模仿间朝的成康盛世而定都洛阳，臣个人认为不可。
“秦国的关中，有峻山险河为屏障，自古以来号称四塞之国，稳若磐石，有急难时，凭关中的户口也可以很快集结起百万雄兵。当年，秦国就是因其独有的地利、众多的人口和发达的生产力，而达到空前强盛的境界的。陛下若入关中以为京都，即使关东（指函谷关之东）地区混乱，关中仍可保持安泰。
“与人相斗，最致命的就是扼其喉咙、压住其背部，如此一来，对方便无法反抗了。陛下如能掌握关中，无疑是得到了扼天下之喉、压服天下之背的地利优势。”
刘邦认为娄敬说得有道理，但是迁都是大事，牵涉范围太广，一个人无法决定，于是让所有大臣一起讨论。
刘邦的大臣及将领，老家多在关东，因而不愿定都关中。他们提出理由说：“周朝有数百年之福样，而秦王朝仅二世便亡国了，关中的地利并不能真正守住政权，而且洛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淆山、渑池，北有黄河，南有伊水及洛水，它的地利也是可以依赖的。”
两方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刘邦不知道哪一个说得更正确，因而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于是就私下征求张良的意见。
张良说：“洛阳虽有地利，但其中心腹地不过百里，而且生产力薄弱，四面平原，容易受到包围，的确不是用武之国也。关中左边有淆山及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山，沃野千里，南有物产丰亩的巴蜀之地，北有可以畜牧的千里草原，三面均有阻挡，易守难攻，向东一面又可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安定时，可以利用黄河及渭水运输的便利，将天下财货、贡品输往京师。一旦诸侯有变，便可顺河而下东向讨逆，军队的粮秣供应根本不成问题。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由于在策略上，刘邦一向非常信任张良，于是下令迁都关中，定都长安。
刘邦在违立汉胡后，妥善考虑建都问题，对今天的企业部局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一家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总部设在什么地方，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总部所在的地理位置好，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否则，就会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于总部设置地点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我国的东风汽车厂体味得最深。
东风汽车厂始建于1969年，当时，遵照毛泽东同志“三线建设”的指示，工厂选址定在了武当山北麓的狭长地带，24个专业厂分布在20多条山沟里，号称“百里车城”。随着东风的进一步发展，十堰的地理和区位环境与汽车产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和产业关联度高的特征已不相适应，其资源禀赋己不能满足东风汽车发展的需求。以十堰基地为依托，向山外发展，成为东风人做强做大，不断提升企此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在上世纪90年代，东风以十堰基地为依托，优化布局的“三级跳”战略构想趋于成形：第一跳，跳到襄樊，发展轻型车和发动机事业；第二跳，跳到武汉，发展轿车事业；第三跳，跳到“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发展零部件事业与其他新事业。
通过“三级跳”，东风将生产经营触角伸向市场经济前沿的武汉、广州、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体对外辐射能力大大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东风确立了“融入发展，合作竞争”的战略目标。围绕上述目标，东风加快了战略重组和国际合作步伐。
2001年秋，东风取得悦达起亚汽车公司25%的股权。
2002年9月，东风与日产协议，以50：50的股比建设中国汽车业最大的合资企业——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2002年10月，东风将所属的神龙汽车公司的合作层次提升到雪铁龙的母公司法国PSA集团，并大幅度增加注册资本，实现雪铁龙、标致双品牌共线生产，使神龙的产品、技术和资金支撑大大增强。
2003年7月，东风与本田通过改组武汉万通汽车公司，共同组建“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生产本田SUV类的“CR-V”运动型多功能休闲车，使双方始于1994年的合作，从零部件拓展到发动机，从发动机拓展到整车项目，合作层次渐次提升。
至此，东风形成了与几大国际汽车集团和零部件集团直接深度合作。国际化合作的展开，极大地提升了东风的核心竞争力。东风拥有十堰、襄樊、武汉、广州、上海等研发、经营基地，主营业务包括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汽车零部件和汽车装备。
面对中国汽车工业高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以及跨国汽车集团纷纷来华投资的新形势，东风总部必须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汽车市场竞争的需要和自身全新布局的需要，实施战略性转移。
为适应这一变革，东风对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东风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集团化经营的要求，构建了规范的三层次管理体制与机制。
2003年7月，东风再一次改革管理体制，构建起较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框架，总部的主要职能定位为实施战略决策、资本运营、跨国运作、多元化经营，总部职能部门和人员大幅精减。
东风汽车公司在全面展开国际化战略合作和内部改革重组，发展布局和管理体制实现重大调整与变革后，按照既定的规划，将总部由鄂西北十堰迁移到武汉，从而加速了“融入发展、合作竞争”战略的实施与深化。
东风总部迁址武汉，是东风战略布局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是东风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展开国际合作的必然选择。武汉作为华中的国际化大都市，有“九省通衢”之称。它得天独厚，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区位优势显著，具有较强的产业辐射功能，是中部地区经济、文化、交通、金融和商业中心。武汉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人才密集，融资方便，工业基础厚实，配套产业发达，市场容量较大。东风总部坐镇武汉，有利于采集市场信息和把握产业发展走向，有利于与国际汽车工业接轨，有利于把握全局。
刘邦建立汉朝后，首都（总部）建立在什么地方，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事情。在当时，刚刚结束与项羽的争霸，刘邦的势力虽然最大，并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但是难免有一些实力派诸侯大臣要蠢蠢欲动。而且当时北方的匈奴非常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入侵，首都的位置直接关系到社稷的安危。
娄敬和张良反对建都洛阳，主张在有关隘为依托、易守难攻、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关中平原建都，是有其科学依据和远见卓识的。因为，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天下太平无事，而是各种势力处在一种重组状态中。建都在无法长期固守的洛阳，显然不如建都在固若金汤的关中长安，这无论是对于自身的长治久安，还是加强对天下诸侯的控制力度，都是非常有利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邦定都长安的抉择是正确的，这一抉择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论功行赏，大封功臣
在决定迁都长安和建立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制度后，刘邦就让将领们评论功绩，准备分封功臣。
经过审慎评估，期待已久的功臣封赏终于有了结果。
功臣的第一名，是从不带兵作战，负责关中、汉中内部经营的萧何。萧何以相国之尊，封酂侯，食邑八千户，比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将领还要高。
诸将颇感不平，纷纷上书刘邦说：“臣等披坚执锐，在前线拼战，多者百余战，小者也有数十回合，攻城略地，流血流汗，才搏得功劳。萧何未曾有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口头议论，功劳却反而在我们之上，我们无法理解陛下的想法！”
刘邦解释说：“诸君都懂得打猎，我这里就不妨以打猎来作譬喻！狩猎的时候，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但指挥措狗，使之能有效抓到猎物的却是猎人！如今诸君只能捕捉走兽，功劳有如猎狗。至于萧何，他在幕后指挥并提供补给，让诸将能有效建立功劳，有如猎人啊！况且诸位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萧何是率领整个宗族几十人追随我呀，这样大的功劳，你们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
群臣相对无言，不好再说什么。
曹参因曾协助韩信讨平齐国和赵国，而且协助刘邦收缴韩信30万大军的指挥权，被封为平阳侯，食邑万户，恩赏在萧何之下。
张良原本为韩之贵族，运筹帷幄，以客卿身份成为刘邦的谋臣兼老师，位尊功大。刘邦晋封张良为留侯，食邑万户。
谋臣陈平也以功劳被封为户牗侯。
……
第一批分封宣布后，刘邦便着手分封自己的子弟，以树立刘氏皇权的根基。
此时，最需要处理的是南方的楚国和东方的齐国。这两国的前任国王都是让刘邦最为头痛的韩信。自从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他一直没布找到合适的继任人选。
楚国幅员广大，军力强盛，为了彻底防止出现后遗症，刘邦将楚国一分为二，刘邦将代理楚王的堂兄刘贾封为荆王，拥有淮河以东五十三县地区。封堂弟刘交为楚王，拥有楚国的彭城、薛城、东海等三十六县。
封其兄刘善为代王，领有云中、雁门、代郡等五十三县，
分封长子刘肥为齐王，领有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等七十三县的齐地。
另一位让刘邦颇为头疼的诸侯王，也叫做韩信。他是韩国贵族的后裔，曾在韩地起兵反抗项羽所设的傀儡政权，日后更获得刘邦支援，并正式被刘邦封为韩王。
在重划诸侯封地时，刘邦特地将原韩国的国土全划归朝廷直接管辖，另以原赵国的太原郡三十六县为韩国的封邑，将韩王信改封到这个地方，以防御塞外胡人入侵。韩王信乃以军事重镇晋阳城为首邑。
不过，分封功臣到底是件庞大又复杂的工作，地位及封赏必须和功劳相匹配，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功劳较大而争执不下，便分封的工作迟缓而无效率。
除了具体功劳较为明显的二十余人外，其余的功臣日夜争功不绝，封赏工作迟迟不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