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远母亲在自行车厂前身——自行车修理社工作，因患肺气肿，一年有半年在家养病。她老在咳嗽，多走几步，就气喘得不行。一年四季，她不停地熬着中药，这付没完，又是那付。房里，终日散着淡淡的药香。
喝着酒、诉说着失落的父亲；双颊瘦削、脸色苍白又咳个不停的母亲；还有那似乎永远去不掉的药味，孟远的过去，始终蒙着这些阴郁的愁雾。从小，他就性格孤僻，不善言谈也不喜欢说话。但他喜欢看书，只要能找到，什么书都看。离开浣花中学，他先留城当社青，后来，进了母亲的自行车厂。
他下定决心写作，是在1979年。那年春天，父亲患了肝癌。临死前，父亲拉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孟家，就靠你了！……我们家，是书香世家，还出过举人，你爷爷败落了。你要出人头地，重整孟家！……”他含着热泪，连连点头。他在心里发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一定要写作，一定要一举成名。
父亲死后第二年，他结婚了。
对他的婚事，母亲特别操心。他工作不久，母亲就张罗着给他介绍朋友。不问青红皂白，他一概拒绝。母亲急了，问他为什么不谈朋友。他“吭哧”了好一阵，红着脸说：“耍朋友太麻烦，太累！”“累？”压住咳嗽，母亲诧异地问。“听厂里师兄讲，一会儿，女的生气了，要低声下气地去诓；一会儿，又要陪着上街，买这样那样，用好多钱；隔几天，女的又不耍了，男的像掉了魂。”他认真地回答。母亲哭笑不得：“也不能不结婚啊！”
缠不过母亲，孟远见了几个女朋友。大多是对方不满意：有的嫌他穷，工资低；有的说他木头人一样，好听的话都没一句；有的还轻蔑地冷笑着，直勾勾地盯着他脚上的劳保皮鞋，大气不吭，扭身就走。有一个女的似乎看中他，说他耳大面方，一副福相。他不满意，说那女的声音粗得像公鸭，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头都闹晕了。最后，母亲介绍了赵秀兰——母亲拐弯抹角的娘家亲戚，住在名山县百丈街上。初次见面，孟远默认了。为什么如此爽快，他也搞不清楚。或许，赵秀兰长得清瘦、文静，像他母亲一样，连那偶尔浅浅的咳嗽，也与母亲差不多；或许，从赵秀兰欲说还羞、温顺的一瞥中，他生出一种感觉，这是与他相依终生的人。
他们结婚第二年，母亲也去世了。后来，他俩有了孩子。小亮大一点后，他们让他住进小间。再后来，如同时光循环，白天，孟远去上班，妻子带着孩子，在青羊宫门口摆地摊，卖些绒毛娃娃、塑料枪之类的；晚上，一家三口一起吃饭。不同的是，父亲在世时，晚上总在喝酒，孟远却三两口吃完饭，坐到写字桌前，艰难地爬格子。
喝着酒，盘里没菜了。赵秀兰极会持家，绝不乱花一分钱。她炒了一盘黄瓜肉片，煮了一碗冬瓜汤，从坛里捞了半碗泡菜，心想三个人够了。孟远喝酒，菜吃得多，没一阵将菜吃得精光。他要妻子上街买几两花生。孟亮在房外听见，一股风般冲进来：“爸，我帮你。我还帮妈打过酱油。”
“乖！今后大了，你再帮我。”孟远怜爱地将儿子抱起，放在膝盖上。
“让他去。天天跟我摆地摊，这一片，哪条街他都能找到。”赵秀兰骄傲地说。
儿子捏着五角钱，欢天喜地地向外跑去。赵秀兰大声唤着：“慢点，别摔跟斗！记好，五角钱要买二两花生。”
报社，出版，钱！三点成一线，死死地系着孟远的心。他清楚，家里存有六千多元。这钱，一半是父母多年积蓄留下的，一半，是妻子精打细算一分一分攒下的。妻子说，她没城市户口，也没正式工作，有个三病两灾，存点钱能应急。每月的工资，孟远全部交给妻子。除了买稿笺、墨水、换钢笔笔尖，他几乎不用一分钱。可是，要进新闻出版单位，就要出版小说；要出版小说，就要出钱。除了存款，他去哪里找钱？
沉想间，孟亮买回花生。孟远抓了几颗给他，叫他回自己房间看连环画，他叫来赵秀兰，要她坐下，说有事商量。
“我们锦都，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周克芹。听说过吧？”孟远嚼着花生米，慢腾腾地问。
赵秀兰茫然地摇头。
孟远微微一笑：“我晓得你不清楚。这个作家是农村的，出版了一部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你猜，他现在做啥？”
赵秀兰同样茫然地摇头。
“他调到作家协会，专门搞写作。他的爱人也调进城了，啥户口问题、工作问题通通解决了。”
“就出了一本书，啥都有了？”赵秀兰不相信。
“对。”孟远仰头把酒喝干，炫耀地说：“就出了一本书，一炮打响，啥都有了。”
“你是想……”赵秀兰警觉地睁大眼睛，本能地按住衣包，仿佛包里的钱即将不翼而飞。
“我想，把我们存的钱，取五千元出来，我把书出版了。”孟远嗫嚅着。他蓦地抬起头，狂热而兴奋地望着妻子：“如果出了书，我就能进报社，你的户口、工作，全都能解决！”
“我们千俭省万节约，加上我摆地摊赚的，就那么六千多元啊！”赵秀兰心疼不已，想断然拒绝。但是，看到丈夫渴求的眼神，想到假如真能解决城市户口，她犹豫了。嫁到城里这几年，因为是偏远小镇来的，没有户口，她常受人白眼。连孟亮，也被街上小孩喊为“小乡巴佬”。这些委屈，她从未对孟远说过，怕他分心，影响写东西。以前，孟远伏桌写小说时，她想只要他喜欢，就让他去忙乎。何况，他钻在稿笺堆里，既不出去喝酒打麻将，又不多花一分钱，私下里她还高兴。她从来觉得，写作与家庭经济挂不上钩，更与户口什么的相隔十万八千里。此刻，她突然明白，原来写作出书与她也有切身关系。
“交了钱，真能出书？出了书，真的啥都能办到？”赵秀兰眼巴巴地望着丈夫。
“当然。”孟远回答得相当肯定。
“那，那就取钱。”赵秀兰一咬牙，下了决心。
“秀兰，你太好了，太理解我了！”孟远兴奋地笑了。接着，他们低声商量去新疆的时间，计划钱的安排。
四天后，孟远登上去新疆的列车。他说外地亲戚病重，请了十天事假，没讲是去出书。他想待书出版后，给所有人一个惊喜。他算过，坐火车往返要六七天，再拿三天办事，够了。他随身带着两个包——黄色的旧帆布旅行包装着换洗衣服。包里，赵秀兰说新疆冷，死活塞进两件毛衣，还放了十个煮鸡蛋，叫他车上吃；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装着“秋之歌”原稿和信封装着的五千元钱。妻子给他五千四百元，五千元是出版费，四百元作来回花费。
列车疾速地奔驰。孟远靠窗坐着，紧紧地抱着黑色手提包，无聊地望着窗外片片退去的田野。他恨不能让列车插上翅膀，变成飞机，转瞬就飞到新疆。
车过广元已是晚上。窗外，黑魆魆的崇山峻岭，鬼影般扑来，又窜逃般退去。车里，过道上、洗漱间、两列车厢连接处，密密地挤满旅客。汗味、脚气味，小儿的尿味，各种气味乱哄哄的，一阵又一阵地向孟远袭来。他想将车窗开一点，透些新鲜空气。车窗有些锈蚀，太重，他试了几下都没打开。坐在他旁边的小伙子，穿件深蓝色的铁路制服，主动起身帮忙，将窗户开了一条小缝。风冷飕飕地吹进，他觉得舒服多了。
“你到哪儿？”小伙子问。
“乌鲁木齐。”
“出差还是做生意？”小伙子眼锋一扫，落在孟远抱在胸前的手提包上。
“不，办点事。”他支吾着。
搭讪一会儿，两人熟悉起来。小伙子说又热又渴，要去餐车买饮料。他又推又挤，在过道上艰难地挪动。好一阵，他举着两瓶橙汁，气喘吁吁地挤过来。给孟远一瓶：“简直渴死了！”
孟远推辞不要。小伙子强把饮料塞到他手上，指着小桌上他的搪瓷杯说：“这个样子，根本无法打开水。想喝你就喝，不想喝，就丢在一边。”
孟远说着“谢谢”，接过橙汁，放在桌板上。小伙子旋开瓶盖，津津有味地喝起来。
孟远实在太渴，忍不住也旋开瓶盖，大口喝着橙汁。没多久，他感到睡意突然袭来，眼皮越来越重，压得他睁不开眼睛；头却轻飘飘的，好像浮在云端。他下意识地紧抱着手提包，沉沉地睡去。
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揉着惺忪的睡眼，窗外已泛出鱼肚白。他突然发现，他抱着的手提包不见了。
“包？我的包？”他惊慌失措地四处找包，行李架甚至座椅下，都找遍了，到处都没有那个黑色手提包。
“我的稿件，我的钱！……”他绝望地瘫在座椅上，呆呆地念着。
对面一个老大娘说，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拎着包，两个小时前下车了。她以为他俩是一起的，没在意。
乘警来了，带孟远去餐车询问。孟远提着那个黄色旧帆布包，眼神迷乱而呆滞，口里喃喃念着：“我的包，我的稿件，我的钱……”
孟远没去成新疆。乘警安排他在前面车站下车，乘坐另一次列车回到锦都。根据他的工作证，乘警担心他神经受了刺激，会出什么事，挂电话给自行车厂，叫单位派人到车站接他。
保卫科将他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番检查，说大问题没有，回家休息几天，但要让他保持平静，不能再受刺激。
靠着医生开的镇静药，孟远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醒来后，看见赵秀兰坐在床边，痛心地拭着眼泪，他羞愧地说：“我对不起你，钱丢了，稿件也丢了。”
“只要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强。”赵秀兰忍住伤心安慰他：“还不是为了出书，才惹出这些事的。往后，啥都不想了，老老实实地上班。”
“不，”孟远讷讷地说：“我还要写。以前的底稿还在，我从头再来。”
“爸，我帮你。”孟亮冲过来，一脸天真地举着一支铅笔，“我也能写，还能画飞机。”
“乖！长大了，再帮我。”孟远欣慰地笑了。
“你呀，不知得了啥病，打死都不回头。”赵秀兰无奈地叹息。
孟远望着屋顶，想着怎样重写长篇小说。他脸上，又现出肃穆而庄重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