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走出“改革时报”，旁边一家音像商店，正在高声播放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沙哑的戈壁滩般荒凉的歌声，顿时揪住孟远的心。今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崔健首唱这首歌后，立刻响遍大江南北。几天时间，锦都的街头巷尾，狂风似的响着这首歌的旋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孟远好像瞬间被它击穿。他觉得歌里唱的是他，唱着他的苦涩和努力，唱着他一定会实现的梦。此刻，他沉稳地站着，投入地听着这首歌。他的眼神渐渐平静，眼里的落寞一扫而空。他肃穆地扶正眼镜，挟紧鼓鼓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里面，装着他的长篇小说“秋之歌”原稿，不快不慢地迈动两腿，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整整一天，他用同样的表情，进出过五六家新闻出版单位。他带着工作证、简历，足足有30万字的小说，去应聘编辑或者记者。第一家去的是“锦都晚报”。报名处的小姑娘，诧异地把他上下一打量，“扑哧”一声笑起来。
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她笑什么。
“我说，我说，你简直就像外星人！”小姑娘指着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明白了，她在笑他的衣着。已是9月中旬，暑气依然未退。上身，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细帆布工作服，一丝不苟地扣着领扣；下面，却是一条有着两个大裤兜的米色休闲短裤；脚上，套着一双大头厚跟高帮翻毛劳保皮鞋，全身装束看不出春夏秋冬。他那拘谨腼腆的微笑，让小姑娘生出打趣他的勇气。
“来得急，没换衣服。”他脸一红，讷讷地说。然后，他交上资料，说明自己来应聘。
“不符合条件。”简单询问几句，小姑娘怜悯地摇摇头，“我们招聘条件是大专文凭以上，起码发表过三篇作品。”
“这……”孟远急了，拉开手提包，拿出半尺多高的原稿：“这些，难道不是作品？”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过来，看看他的工作证和简历，翻着那叠小说，善意地解释：“你的文化程度是初中，学历差了。这个小说嘛，没有正式出版，很难证明你的水平。当然，如果出版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正式出版？我也想出版啊！”孟远丧气地嘟哝。他细心地收拾好小说，无可奈何地离去。
在电视台、“经济发展”杂志社，孟远遇到的情景更让他尴尬：人家一看他没大专文凭，冷淡地说不符合招聘简章，叫他一边去。后来，在一家内部发行小报——“锦都食品报”，一个编辑模样的人对他还算客气。他给他送上一杯开水，静静地听他介绍自己，说着搞文学创作的艰辛。最后，这人不无遗憾地说：“我也写过小说，能够理解你。不过，小说没出版，就没得到社会承认，无法证明你的价值。如果小说出版了，我都敢表态，把你招进来。文凭低一点儿，不是主要障碍。”
出版，又是出版！走在街上，孟远苦笑着长叹。写长篇小说前，他写过三四个短篇小说，投出去，被退回来；又投出去，又被退回来。一个省，就几家文学期刊。数不胜数的文学青年，义无反顾，都在挤这条独木桥，发表一篇短篇小说，不比考状元容易。正当孟远坚定地要将短篇小说写下去，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向。
1981年秋天，中学同学盛川大学毕业，分在出版社工作。老同学约在一起，为盛川庆祝。那天，孟远也是这身装束：工作服、短裤、高帮皮鞋。他是自行车厂电镀工，车间每年发两双劳保皮鞋。一年四季，他都穿这种大头厚跟鞋子。陆有全在东郊军工厂工作。他讽刺地觑起眼睛，把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拉长腔调说：“原来是孟远！我差点以为，哪里的僵尸爬出来了！”大家哄笑着纷纷看他，像在看什么稀罕。霎时，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地上裂条缝，能够一头钻进去。过了好一阵，这突来的羞辱，还像万千蚂蚁，不依不饶地噬啃他的心。他孤独地坐在一边，下意识地嗑着瓜子。同学的欢声笑语中，他被彻底遗忘。大家议论着在机关工作的鲍斌和杭航，谈起进了科分院的安一帆，一句话，说的全是已经成功和正在成功的同学。孟远听着，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沮丧。蓦地，一个念头像惊雷在脑里炸响：“写长篇！一定要一炮打响。要让你们看到，我孟远绝非庸碌之辈。”那天起，他再不与浣花中学同学接触。除了上班，他几乎闭门不出，全力以赴地写长篇小说。
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孟远完成了这部长篇。他将稿子誊写得整整齐齐，亲自送到省出版社。一个月后，出版社将稿件退回，说小说缺乏生活，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强。他不死心，又将稿件寄到北京一家有名的杂志。两个月后，稿件又被退回。除了一张铅印退稿通知，编辑没写一个字。
孟远执拗地认定，小说写得不错，只是价值还没被人发现。他继续寻找出版机会。这时，他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不由一阵欣喜。如果他能调到新闻出版单位，不仅有更好的写作环境，也许还能为小说找条出路。可是，连着应聘碰壁，他不得不承认，目前，要改变处境，就像鸡蛋先要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会下蛋，出版小说比什么都重要。
转了两次车，不知不觉，孟远已经回到青羊正街。走进那条狭窄悠长的小巷，望着被暗黑色的木门掩着的小院，他的心一下变得沉重。他忽然有些胆怯，害怕跨进那散着淡淡忧郁的房间，害怕看到妻子失望的眼睛。
早上出门时，妻子向他包里塞了一元钱，不放心地叮咛他乘车要小心，稿件不能丢，应聘不要慌，说话自然一些。
“我晓得。我不相信，那么多家单位，没有一个伯乐。”他充满信心地说，然后庄严地跨出去。
现在……他苦笑一下，努力放轻脚步，不显出慌乱。可是，劳保皮鞋发出的“橐橐”的响声，还是惊动了家人。
“爸！”五岁的儿子孟亮，小鹿般蹦跳着，从屋里跳出来接他：“一听声音，就晓得你回来了。”
“一年到头，都穿这种皮鞋，还不听熟。”妻子倚着房门，温存地笑着。
孟远抚抚儿子的头，走进屋，在椅子上坐下，疲乏地舒出一口长气。
妻子偷瞥着他的脸色，估计事情不顺利，没敢多问。她转身走进简陋的厨房，端出早已做好的饭菜。
“帮我倒杯酒。”孟远低沉地说。凡是情绪低落，他都要喝点酒。喝着喝着，随着酒精在血液中循环，所有的失落和孤寂就会远去，他心里又会燃起希望之火。妻子知道他的习惯，专门买了两个小口大肚玻璃瓶，泡了满满两大瓶枸杞酒。
孟远机械地抿着酒。他皱着眉，额前挤出两道深深的皱痕。几次，小亮都想张嘴说话。妻子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住他。
小亮吃完饭，到巷里玩去了。孟远闷闷地出着长气，给妻子讲了今天的经过。
“你还是该考大学。劝你，你不听，说你的路同人家不一样。”妻子略含责怪地看着他。
“你清楚，我考过。”孟远木讷地说：“恢复高考那年，盛川他们考上了，我爸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哪能收我？后来，我下决心不考了，一定要把小说写出来。”孟远突然抬起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妻子，勉强挤出几分笑意，“其实，文凭是次要的，关键要出版作品。人家说了，如果小说出版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出版？”妻子迷茫地眨眨眼，忽然想起：“对了，上午有一封信，是啥出版社的。”
“一定是新疆那个出版社。信呢，快给我看。”孟远兴奋起来，催着妻子拿信。一个月前，他给新疆一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的长篇小说。他谨慎地试探，对方假如有兴趣，他立即寄去书稿。他抱着侥幸：这个出版社远在边陲，稿源不一定多，或许有希望。
妻子将信拿来。孟远急忙拆开。看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对着酒杯发呆。
“写的啥？”妻子着急地问。
孟远摇摇头，把信递过去。
“嗬哟，五千元！”妻子立刻像被烧红的熨斗一烙，心疼地嘘口气。
来信很简单，就半页信笺。信上客套几句后，就说出版社经费紧张，如果自费出版，可以列入计划；出版费用五千元；假如同意，请带稿件到新疆面谈。
孟远长吁一声，默默地喝着酒。一丝苦笑从他唇间泛出，生硬地扩展，凝成欲哭无泪的表情。
从能记忆起，孟远一直住在这个小院。院里住着四家人。平时，大人上班，学生上课，除了两三个老人带着小孩，几乎没什么人。院门大都掩着。院外，是狭长而冷清的小巷，总给人阴森森的感觉。孟远住着两间房子：大的一间，他和妻子住，兼着堂屋和饭厅，小的一间儿子用。房外屋檐下，用砖和竹席搭了一个简陋的厨房。
父母在世时，父母住大间，孟远住小间。父亲在街道搬运队工作。长年的拉车卸货，把他的脊梁压得弯弯的，像一张永远也扭不直的弓。父亲每晚都要喝酒，就着几颗花生胡豆，一喝就是两三个小时。喝着，父亲的眼睛越来越亮，舌头却越来越僵硬。他含糊不清地背诵过去写过的诗，叹息着坎坷的命运。他鼓励孟远一定要好好读书，今后搞写作。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当过三青团分队长，还受过潜伏训练。新中国成立后，他被管制两年，在白铁铺上班；反右时，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丢了公职，只得在搬运队混日子。父亲讲，他以前写过散文、小说，锦都几家主要报刊，都发表过他的作品；如果不是改朝换代，如果还允许他写，没准，他早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