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无意中卷进文明起源研究，至今出版了8本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书籍，这期间有意无意关注到文明发展的规律。并且，文明之于我常常以千年、万年计，尺度很宏观，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宏观视角—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大文明”观，以区别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
本书正是以“大文明观”的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了从远古截至1950年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发展，暗含了对“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主题的思考，顺便也涉及中国人一直焦虑不已的一些国民性话题。而分析的方法，可能更多依靠了地缘传播逻辑。
撇开东西方差异不论，今天已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化时代，不懂外语的几乎要被视为文盲，“不了解西方就是对中国的无知”也已是现实。无论人们反对还是欢迎，在21世纪，任何对于中国的评价和设想若不放置在全球体系内，都将毫无价值和意义。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西方这个坐标系。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意在剖析中国，但很大一部分却是在谈论西方—包括日本，而前面中国部分只是个相对薄弱的铺垫。
胡适曾经说过：“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如果我们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中，无论什么……凡是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采用……”
当初胡适那代人救国于危亡的急切历历在目，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里的曲折发展人们记忆犹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歌里依然还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大转型需要面临一定的挑战与困境。就经济而言，中国却明显进入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自在境界，甚至“崛起”也已是内外共识。那么中国到底能“崛起”到什么样的高度？“崛起”是偶然还是必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中国的文明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度清理，或曰总结与展望，十分必要。不过，以我一个非专业人员，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只能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自励了。
胡适他们所处的时代，中国正被日本侵略，面临亡国的关口。相较于那个时代，今天中国确实已经有所进步，但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新问题似乎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今天的人们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加困惑—当然，历史之河永远如此，新发展伴随着新问题就是个历史常态。在今天说“内忧外患”似乎有些夸张，但仔细想想，“紧急”与“危险”都不能算是危言耸听，故而我这样一个业余的历史研究者，偶尔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了真，最终也就产生了一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冲动与决绝。
以上就是本人不揣鄙陋发表浅见的初衷。无论如何，在一本文字有限的札记里阐述“中国文明发展”这样宏大而复杂的主题近乎一种痴心妄想，唯愿抛砖引玉吧。
最后补充一句或许不算多余，就文明起源问题我持“全球文明同源论”（即“中国文明西来说”）。我相信“西来说”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这本书就是要证明：在“西来说”的视角下，人类文明有了新解，中国文明也有了新解。无论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你的世界都将因阅读这本书而得以改变。
2011年初稿，2013年修改定稿
苏三，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