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备战备荒的热潮，甘肃省武威县属于典型的三线地区，挖洞备战工作的意义更加重国。那年9月20日，该县新鲜大队的社员们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挖地道。地道要从一个叫“雷台”的土台下面经过。他们没想到就在锄头挖到雷台之下时，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发生了……
盗墓贼遗弃的国宝
雷台位于武威城北两公里处，是一座长方形的土台，有明显人工夯筑的痕迹。这也并不奇怪，武威处于丝绸之路上，历史悠久，周围几乎每一片土地都有历史遗留的烙印。像雷台这样的人工痕迹自然不会引起当地人们太多的注意。之所以称之为雷台，是因为台上有一座道观，名叫雷台观，道现的后殿中供奉有雷祖神像。
9月20日下午，挖地道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地道挖到十多米，突然两个社员发现地道的侧壁有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墙壁显露了出来。大家都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社员们打开眼前这堵砖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古墓。古墓的墓道很深，也很宽大，里面一片黑暗，一股阴森的寒气从古墓的深处散出，在场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点儿怯怯的感觉。有人用电筒照进深邃的墓道，他们看清了古墓中整齐排列着大量的铜人、铜车、铜马等，旁边还有一座棺床，床上还停放着两具尸骨。出土的铜器闪闪发光，以致社员们兴奋异常，以为撞上了大运，捡到了前代富豪随葬的“金人”、“金马”。在场的社员各自随手抄了几件。然后他们立即封住了古墓的洞口，并互相告诫要封锁消息，千万不能将此事外传。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第二天，雷台下挖出“金人、金马”的消息还是很快地在生产队传了开去。几个发现的社员有些着急了，当天傍晚，他们连忙将洞口重新打开，再将墓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装进麻袋，悄悄地转移到大队库房里藏起来。为了掩人耳目，在大队长的带领下，社员们重又齐聚到雷台脚下，在离墓洞口大约20米处的台基下重新开挖地道，他们所挖的地道恰巧又与古墓甬道形成了直角，大家在地道尽头发现了墓室。墓室里堆放着大量的铜钱，还有一些铜壶、铁器、陶罐等散置在墓室四周。这下，所有在场的群众都知道了，发现古墓与宝物的消息再也隐瞒不住了。
得到消息的公社领导立即命令封存墓葬洞口，并派民兵队伍监控现场。县上的有关领导也要求马上追缴失散的文物。开始的时候，村民们都说不知道文物的下落。在考古专家们反复向他们解释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之后，村民们这才交出各自私藏的文物，藏匿在库房里的文物也露面了。在库房里，大量珍贵的铜车马仪仗俑和大批铜器，统统积压在一个油箱里，人为的破损情况非常严重。
考古人员立即对古墓进行了清理，当他们走进这座黑漆漆的大型古墓时，所见到的是大量的铺地钱，还有一些陶器；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被掀翻的棺材板和尸骨。古墓丰富的、重要的随葬物品早已被社员们转移出去了。
古墓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墓门向东开启，从墓门到后室总长19．34米。
马踏飞燕和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就陈放在墓葬前皇的右耳室。其他铜器用品则都存放在中室，中室右耳室则陈设有高达5层的陶楼院和大部分陶器物品。后室较小，是墓主人夫妇合葬的地方。这里还发现了4枚印有“将军”印文的龟钮银印。
考古专家们在清理墓葬时，还发现了几个早期的盗洞，至于当时被盗走了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估计得出，盗墓者很可能看上的是古墓中金银珠玉等当时看起来值钱的东西，看起来价值不大的青铜车马，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正因为如此，铜车马仪仗俑队才得以完好保留至今。
墓葬虽曾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230多件珍贵文物，尤其是堪称国宝的、铸造精美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用大规模铜车马仪仗俑进行随葬的现象，在汉代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可见，这位墓主人生前地位非常显赫。这位墓主究竟是谁？他的地位究竟有多么显赫？
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从墓葬的形制、出土陶器、出土“四出五铢钱”和铁镜以及出土铜马上的铭文判断，雷台墓的年代应是东汉时期。在出土的12件男女铜人俑背后，分别刻有“张氏婢”和“张氏奴”字样，由此可以断定墓主人姓张。胸前有铭文的8匹铜马及4枚将军银印则告诉人们，墓主曾担任过“张掖长”，后又升兼武威郡的“左骑千人官”。4枚将军银印证明这位墓主人生前曾4次被册封“将军”，还兼任过武威郡郡守。另外，墓葬出土的铜钱多达28000余枚。而根据东汉的礼制，称得上“两千石”官爵的太守死后，铺地钱才能达到2万枚，这也说明墓室主人的身份比太守可能更高。
出土铜马上清楚刻有“张君前夫人”和“张君后夫人”的铭文，按规定诸侯的妻子才能被称为夫人，看来，墓主人的最高身份是诸侯。难怪，墓葬如此的奢华！
疑云重重的马踏飞燕
两汉时期是一个在开疆拓土、气吞六合的气势中孕育强健魂魄的时期，当时的艺术创造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汉神韵。
在众多奢华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99件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在仪仗队伍的最前面带头的，就是“马踏飞燕”铜奔马，它的英姿与武士仪仗俑彼此呼应，令人叹为观止。马踏飞燕全重约7．15千克，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其主体造型是一匹飞奔的骏马。马昂首嘶鸣、扬尾御风，三足腾空，右后足践踏在一展翅翱翔的飞鸟之上，飞鸟于惊愕之中回首注目，正衬托出奔马飞跃迅捷，疾如闪电。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在飞鸟之上，既表现了奔马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又巧妙利用飞鸟的躯体以及展开的双翅，扩大了奔马着地的面积，巧妙地将力学平衡与雕塑美感融于一体。
马踏飞燕虽然是静止的，但却给人以静中有动、凌空虚蹈、一跃千里的感觉。现在已无法知道是哪位工匠制作了这件惊世杰作，但设计师以娴熟精深的技巧，把奔马所具有的力量和速度融合成充沛流动的气韵，并浑然一体地贯注在昂扬的马首、流线型的身躯和四条刚劲的马腿上。塑像取得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完美效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和感染人心的魅力。
马踏飞燕才一出土，便谜云重重，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孜孜探求，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天马文化热”。
最主要的争论是关于它的创作源泉，也就是说究竟此马是因何而创制的。很多学者认为铜奔马象征的是“天马”，也就是“汗血马”。《史记》里曾有记载，“神马当从西北来。”天马原产地在大宛，也就是现在西北亚的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据说，天马能够日行一千、夜行八百而不疲倦。它出的汗是血红色的，所以，又被称为汗血马。有了这些神奇之处，人们再略作夸张，这种马就变成了一种无翅能飞的宝物了。从铜奔马体形硕大强健、四肢修长的形体特征分析．它的确是以西域“大宛马”，即汉代所谓的“天马”为原型而铸造的。
这种宝马令当时的汉武帝神往不已，他曾做诗吟唱天马。汉武帝喜爱天马，并非只为了观赏，主要是出于军事考虑。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又是军队作战中最有力的能动武器。谁拥有了良马，谁就拥有了更大的作战主动权。西汉王朝经常和骑马民族匈奴作战，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马匹。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一次动用了14万匹军马，征伐结束后只剩下了3万匹。内地的战马损耗大，除了作战激烈，也有马匹本身素质的原因。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为-战马钉掌，一遇战争，马蹄磨损极快，而马蹄一旦磨损，战马也就该退役了。天马其实是山马的一种，蹄胸『坚硬耐磨，服役时间相对中原马要长的多。而且，天马比汉人和匈奴人骑的马更为高大，能走对侧快步，更适合装备全副披挂的重甲骑兵，于是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专门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十万，征战数年，迫使大宛献出了三千多匹汗血马。后来，汉朝彻底地打败了来自北方草原的骁勇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从此天马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马踏飞燕中的马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向一个方向腾起，这种姿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对侧步”。这在一般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野马及其他野生动物那里，欣赏到这种步伐的风采。难怪人们认为它反映的是天马的雄姿。据说，在现代赛马场上，也只有一些极为精良的赛马才能跑出对侧步。
马踏飞燕正好体现了古代人们渴望用力量和速度来缩短漫漫征程的心理，艺术家和工匠们在铸造的时候，自然也就使它带上了几分理想色彩，而这种理想色彩恰好与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相一致。诗人、作家也不吝赞颂的词语，李白就曾在《天马歌》中写道：“回头笑紫燕”，他的描写与马踏飞燕的雕塑何其近似呀！
也有人则认为铜奔马是汉代“相马式”的产物。“相马式”是评判良马的标准，这件铜奔马从形象特征完全符合良马标准。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是墓主人的坐骑。但马蹄下面那只奇特的飞鸟使这一观点遭到否定。
究竟奔马是为何而制的，仍然没有绝对的定论。塑像的制作者是谁，也还是个谜。有学者推断铜奔马的设计师为东汉明帝时的武威太守张江，张江生于公元前1年，冀州（今河南、山西一带）人，擅长铸造马式，在西北一带颇负盛名。他原名析宰，汉明帝赐他名“张江”，封南阳析侯，拜破羌将军、武威太守，兼摄左骑将军、张掖县长。公元60年，张江受封太守后，为报明帝知遇之恩，铸造铜马作为贡品上进朝廷。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马踏飞燕重重疑云的第二处集中在马踏的鸟身上。对这只神奇的飞鸟，专家们曾有不同的解释。郭沫若等大多数人从飞乌的飞行姿势和翅膀样式判定，飞鸟是燕子。燕子以平均每秒80米以上的飞速居飞禽之首。人们在马下塑造一只飞燕，显然是为了衬托马迅捷的奔跑速度，并以此来证实它是一匹天马。因此，郭沫若给整个塑像取名“马踏飞燕”。另有专家认为，鸟的整体造型较修长，头部较圆，颈部较粗，眼睛大而突出，双肩耸起，尾部较长，而且不分叉，这绝对不是燕子的特征，而应是一种猎鹰。还有人认为飞乌是“龙雀”。龙雀最早受秦人的崇拜，也叫“飞廉”，人们称之为“风神”，常以鹿头马身、长着翅膀的形象出现。汉朝时，“飞廉”改称“龙雀”。但同时代出土的“龙雀”与这只飞鸟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今天，当人们面对昂扬的奔马时，最容易联想到的雕塑可能是汉代英雄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石雕的主体是一匹与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马。石马实际上是霍去病的象征。它形态轩昂，英姿勃发，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难临头的神情。整个雕塑，使勇敢而忠实的战马跃然而出，又好像纪念碑一般持重圆浑。它与马踏飞燕一样，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典型地体现汉朝人质朴、深沉、雄大的气质特点。
历史已经往去，战马已经朽烂，将军与他的赫赫战功也一同烟消云敞，唯有这些古远的雕像依旧陈展在我们的面前，诉说着千年之前的故事，显示着中华民族积极刚健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