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就是周围环境，是事物发展的辅助工具，有效的利用环境可以是我们锦上添花，一劳永逸。本篇就讲述了地形对战争胜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提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观点，对地形的利弊和正确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做了详细解说，指出军队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应有不同的行动原则，详论了六种地形上的作战规律，分析了六种败象，以及判断取胜的三点重要因素，阐明了将帅与国军、士兵应注意的关系。还尤其强调将帅要重视对地形的研究和利用，论证了战场上败军模式与主帅运兵治兵的辩证关系，促进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原典
孙子曰：地形：有通①者，有挂②者，有支③者，有隘④者，有险⑤者，有远⑥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⑦，利粮道⑧，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⑨，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11}；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12}。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13}，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14}也，将之至任{15}，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16者，有弛○17者，有陷○18者，有崩○19者，有乱○20者，有北○21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22；卒强吏弱，曰弛○23；吏强卒弱，曰陷○24；大吏怒而不服○25，遇敌怼而自战○26，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27，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28，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29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30，上将之道○31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32，主曰无战，必战可也○33；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34，退不避罪，唯人是保○35，而利合于主○36，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37，故可与之赴深谿○38；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39，爱而不能○40令，乱而不能治○41，譬若骄子○42，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43，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44，举而不穷○45。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46；知天知地，胜乃不穷○47。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远形六种。我军可以去，敌军也可以来的地域，叫通形。通形地域，要先占领地势高和向阳的地方，有利于保持粮道畅通，这样对作战有利。容易前往，不容易返回的地域，叫挂形。挂形地域，如果敌军没有防备，我军一出击就可以取胜；如果敌军有了防备，出击若不能取胜，不容易返回，那就不利了。不利我军前进，也不利敌军前进的地域，叫支形。在支形地域，敌军虽然用利引诱我军，我军也不要出击；应率军假装撤退，引诱敌军前出一半时突然回击，这样就会有利。在隘形（两山之间的狭窄山谷地带）地域，我军应该抢先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军的到来；如果敌军先占领了峡谷，并用重兵把守隘口，就不可以进击；如果敌军没有用充足的兵力把守隘口，我军就可以去进攻。在险形（地势险峻、行动不便的地带）地域，我军应该抢先占领，一定要占据地势较高、向阳一面的制高点，等待敌军来犯；如果敌军已先期到达，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就应该主动撤退，千万不要进攻。在远形（距离遥远之地）地域，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不应该挑战，如果出战了，就会造成不利的形式。以上这六点，是利用地形作战的法则，是将帅们最重要的责任，不可不做认真考虑。
所以军队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形。这六种情况的发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将帅造成的。在敌我双方形势相当的情况下（指挥水平、战斗力、所处地势优劣等各项条件），却以我方一成兵力去攻击对方十成兵力，必然会造成寡不敌众的形式，一定要逃跑。这就叫作“走兵”。士兵强悍而军官怯懦，必然指挥不灵，士气松懈，叫做“弛兵”。军官强悍而士兵怯懦，必然战斗力差，以致全军陷灭，叫做“陷兵”。高级将领怨怒而不服从主帅指挥，遇到敌军只凭一腔仇恨而擅自出战，主帅却不知道他的能力，必然导致溃败而土崩瓦解，叫做“崩兵”。将帅怯懦无威严，训练教育士兵没有章法，致使官兵关系不正常，布阵杂乱无章，部队混乱不堪，叫做“乱兵”。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用少数兵力去迎击敌人重兵，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的前锋部队，必然失败，叫做“北兵”。以上六种情况，是造成失败的规律，是将帅们最重要的责任，不可不做认真考虑。
地形，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判断敌情，争取克敌制胜的主动权，考察地形的险易，计算路程的远近，这些都是高明的优秀将帅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懂得这些方法去指挥打仗，就必然胜利，不懂得这些方法而去指挥打仗，就一定失败。所以，按战争规律分析，一定会打胜仗，国君说不要作战，一定要打的话也是可以的；按战争规律分析，一定失败的仗，即使国君说一定要作战，也可以不打。所以说将帅进攻不是为了求得个人名利，撤退不回避违命的罪责，唯一的追求是保护黎明百姓，而且要有利于国君的利益，（这样的将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士兵就可以与将帅一起共赴患难；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儿子一样，士兵就可以与将帅一起同生共死。如果厚待士兵而不使用他们，爱护士兵而不用法令约束他们，士兵违法乱纪而不去惩治他们，那么，士兵像娇惯的孩子一样，是不能用的。
知道自己的军队可以进攻，却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攻打，获胜的可能只有一半；知道敌军可以攻打，却不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能进攻，胜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攻打，也知道自己的军队可以去攻打，但不了解地形条件不宜于向敌军发起攻击，胜利的可能同样只有一半。因此，真正懂得用兵的将帅，行动起来不会迷惑，战术措施变化无穷。所以说：知对方的情况和自己的情况，取胜就不会有问题；知道天时和地利，那么，就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了。
名家注解
曹操曰：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
李筌曰：军出之后，必有地形变动。
王皙曰：地利当周知险、隘、支、挂之形也。
张预曰：凡军有所行，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势，使军士伺其伏兵，将乃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知其险易。故行师越境，审地形而立胜。故次《行军》。
解读
在战前的筹谋划算中（《计篇》），地形是“经之以五事”，是比较、分析从而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内容之一；在两军相对而争利之时（《军争篇》），“不知山林、险阻、沼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成为衡量将帅能否胜任的标准之一，如何先敌占领优势地形，造成有利态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敌我双方战场厮杀，兵刃相加时，地形往往成为决定战略战术的主要依靠，“用兵八戒”之“九变之地利”（《九变篇》）“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军争篇》）等等，都强调根据地形之利弊变换作战方法；地形是“处军”的主要依据，也是“相敌”（《行军篇》）的重要方面。现在又专列《地形篇》而主要论述如何善于利用地形之利，以克敌制胜；紧随其后又有《九地篇》从战略高度审视各种地形的特点，反复强调根据不同地形制定相应作战原则和战术方法的基本思想。孙子在不同的地方，反反复复提及地形，由此可见其对地形的重视。
当然孙子不是“唯条件论者”，他没有把地形无限抬高到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知地之形”、“用地之利”、“得地之利”，是孙子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地形者，兵之助也”，在孙子看来，地形只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它有助于战争的成败，却绝不能直接决定敌我的胜负。孙子极力主张的是要充分利用地形之利弊，努力造成有利于我军而不利于敌军的局势，从而克敌制胜。
统帅全军、指挥作战的将帅的好坏比地形的好坏更为重要，地形是“兵之助”，将帅则是“兵之主”。孙子在“十三篇”中时刻都在强调将帅的重要性，“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计篇》），“将者，国之辅也”（《谋攻篇》）。无处不在对将帅提出各式各样、尽善尽美的要求和标准，“善用兵者”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在论述到地形的时候，孙子不仅强调将帅应如何正确认识、使用地形来处置军队、选择战术，充分发挥地形之利而获得战争胜利，而且往往特意指出优秀的将帅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和素质，反复论述“将之五德”，告诫将帅警惕和预防错误的发生，如“将之五危”（《九变篇》），并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素行教民”（《行军篇》），“爱卒如子”、但绝不溺爱（《地形篇》）和“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等为将的准则规范。
孙子对将帅的重视以及对优秀将帅的要求，占篇幅也相当大，论述极为详尽，但是，孙子并没有专门列出一篇作为《将帅篇》，这到是不是孙子的失误，还是孙子的有意安排已经无从考证。如果我们把十三篇里讲将帅的相应段落集中起来，取名“将帅篇”，恐怕比现存“十三篇”中任何一篇的分量都要重，篇幅都要长，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三篇”处处言将帅，其实“十三篇”就是一部“将帅论”。当然，将帅的作用要建立在“用兵趁卒”基础上的，相比之下，孙子对士兵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重要作用，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孙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而犯的这一错误，有这样的局限性是有其必然性的。
孙子将战争中经常遇到的地形做了总结，分为六种类型——通、挂、支、隘、险、远。并根据地形的不同组合和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将地形与敌情、我情融为一体，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战术原则。此外，孙子还列举并论述了导致战争失败的六种情况——走（败逃）、弛（松弛）、陷（战斗力弱）、崩（崩溃）、乱（混乱）、北（败北），特别强调这些败迹的出现，“非天之灾，将之过也”。
从“地形者，兵之助”的观点出发，孙子要求将帅们把研究、分析、利用地形克敌制胜，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在“兵有六败”里。孙子又说失败不能怨天，不能怨地，而是由于将帅指挥错误而造成的。对于“败之道”，将帅应当做“至任”，认真分析考察，并切记不可犯类似的错误。可见将帅在战争中起关键的决定作用，这里更加表现出将帅作用在孙子心目中的位置。
孙子在强调将帅要掌握“地之道”、“败之道”“上将之道”。将帅的水平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败有直接关系。还专门论述了将帅素质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依托地形判断敌情，决定战略战术“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其次是遵循按照战争的自身规律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用兵“战道”、“唯人是保”，而不是从“求名”、“避罪”出发，惟君命而从，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宝也”；再次，爱卒如子，但绝不溺爱，赏罚分明，宽严结合，与士兵建立起真挚的情感，做到共患难、共死生，使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最后，孙子说要综合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清醒处置，变化战术，获取全胜才能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在“知己知彼”的同时，孙子特别加上了“知天知地”一条，只有尽知一切与战争有关的情况，才能有效地用己之长、击敌之短，用地之利、避地之害，避免“败兵之道”而依“战道必胜”，于是“胜乃可全”。
本篇最后提出的“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原则，是对全胜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兵家活用
巧用地势获胜利
孙子在本篇指出地理形势，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明敌情，制定取胜计划，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这是主将的职责。深知这些道理并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必然会取得胜利：否则，不能用来指导作战的，必然失败。在魏灭蜀汉之战中司马昭了解地势，善于利用地势作战，才得以灭蜀的。
在吴、蜀、魏三国之中，蜀汉是实力最弱、疆土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前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经济和军事上有一定的实力，政治上也比较稳定。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相继辅佐朝政。他们在内政上遵循诸葛亮的成规，没有新的变革和建树；军事上由进攻曹魏转变为防御自固，外交上维持联吴抗魏的策略，实力已大不如从前了，只是暂时保持国内的稳定和防御曹魏的能力。
后来费祎去世，蜀国军政由大将军姜维主持。姜维相机进图关中，采取西连羌胡，夺取陇右的战略，十年中，先后六次向陇右出击。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蜀汉兵疲民困，内部矛盾加剧，蜀汉政权日益趋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姜维与黄皓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姜维于是率领蜀军主力远驻沓中，屯田避祸，这样一来，使战略要地汉中的正面防御力量更加薄弱，为魏军的大举进兵提供了机会。
当时的曹魏大权有司马懿把持，司马懿于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取了曹魏政权的军政大权。他在继续翦除曹氏残余势力的同时，加强笼络士族，注意发展生产，调整内部关系，移民实边，广修水利，取得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效益。得到了其子司马昭执政时，魏国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蜀汉和东吴。
公元262年冬司马昭决定灭蜀，尽管有不少朝臣反对司马昭的决策，但司马昭打定主意不为所动，开始着手灭蜀的战争准备。他根据蜀汉内政不修、士气不振、边境无备等情况，制定了他的灭蜀计划。他知道蜀汉共有9万军队，其中用于驻守成都和其他地方的有4万人，作为战略主力部队的仅有5万人，而这仅有5万人却驻扎在远离汉中的沓中。所以想要夺取整个汉中地区，让蜀汉亡国就只要把姜维牵制在沓中，使蜀军主力不能向东移动，就可以发大军攻击汉中、骆谷等空虚之地，
魏军主力于公元263年8月自洛阳出发，开始了灭蜀行动。司马昭共起兵18万，大举攻蜀。他派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2万人，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分兵齐头并进，直趋汉中；派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向甘松、沓中进军，牵制姜维；派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兵3万余切断姜维向东、向南退兵的归路。
蜀汉方面历来重视对汉中的防御，因为汉中地处秦岭和米仓山之间的，是巴蜀的屏障，益州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都曾亲率大军驻守汉中，修建了汉、乐两座城池用来屯兵，同时在山势险阻、重叠交错的地位部署兵力扼守重要关口。
这些措施的实施，曾经在对曹魏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次使魏军的进犯惨败而归。但姜维改变了汉中历来的防御方针，采取了收缩兵力，防守重要城镇，诱敌深入，然后乘敌疲惫而出击的方针。自从姜维将蜀汉主力部队调往沓中后，汉中的蜀军人数不到3万人，兵力相当薄弱。这一作战方针从理论上说固然没有错，但在当时魏军极强而蜀军极弱的情况下，这样做无异于开门揖盗，自取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