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转型中的受益群体相反，相当一部分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成为受损群体，成为市场转型代价的承担者。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拉开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改变了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分层结构。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成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社会地位降到了社会最底层，形成一个所谓的“底层社会”。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对于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做过深入翔实的研究，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资源重新积聚的过程，这种资源重新积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90年代以后，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当者。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2）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甚至成为所谓的“空壳村”。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农业在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
在1997年以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3）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农村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相反，财政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手中，其中的大部分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社会资源积聚的最终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具体来说，这个底层社会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些社会成员被甩出主流社会以后，由于各方面资源的缺乏，要重新回到主流社会之中几乎成为不可能，最终与主流社会之间形成结构性“断裂”。
从中可以看出，经过近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后，我国已经出现一个包括城市中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和农村中贫困农民在内的贫困者阶层，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最底层。
总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转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在分配领域里的改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是实行统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种单一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太可能把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但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产生以及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分配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劳动收入外，风险收入、资本收入、股息等收入形式也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认可。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一变化大大改变了社会的分配结构，很多人凭借着资本实力、经营能力很快进入了高收入群体，步入了令人羡慕的上流社会。而那些既无资本，也无冒险精神的人，则只能靠低收入过着养家糊口的日子，甚至跌入社会的底层，成了与主流社会隔离的边缘群体。所有这些，都与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转型既造就了中国的富裕阶层，也造就了中国的贫民阶层。
三、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层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制度安排都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政治权力异常强大的中国则更为明显。概括地讲，中国社会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转移社会资源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分配。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最受保护和地位相对较高的阶级。工人的就业权和收益权得到制度保护，政府通过“强助权力”支持工人阶层拥有较强的法理权力和非法理权力，通过这些制度支持，工人阶级成了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
除此之外，国家的制度安排还给予了工人阶级后代以特别优先的教育、入党、提干和求职的机会，这使他们在制度安排上享有许多其他社会成员所不曾拥有的特权，而这些机会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来说却在制度上给予了剥夺。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成了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因而政府没有必要再对工人阶级给予特殊的保护，也不再接受工人的特殊要求，曾经长期给予工人阶级的“强助权力”也随之退出，代之以给予社会各阶层以均等获取社会资源的权力。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工人阶级实际上就失去了长期以来享受的一些特权。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后代曾经享受的许多特权也随之消失了。相反，那些曾经被称为“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却由于制度的变更获得了与前者均等的机会，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相对来说大为提升。
其次，国家政策的变更通常会改变所谓“资本”在各种群体间的分配关系，进而改变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水平被视为政治的累赘而非一种资本，白领阶层并没有像现在或其他社会那样一直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声望，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不但不是社会尊敬的群体，反而被称之为“臭老九”。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并享受到了他们应该享受的待遇，成为声望较高的社会群体。同样，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个体户等也随着国家制度的变更成了最早富裕起来的群体。
正如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社会，政治制度对人们的地位获得、资源获取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在国家统治结构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安排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
在这段时期内，“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在这种“身份制”社会里，人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
国家依据人为的“社会屏蔽”指标，把农村社会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等级；把城市公民划分为工人、手工业者、个体工商业户和资本家等不同类型。这种划分表面上是给人们贴上了一个“身份标签”，实际上是从身份上确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人们通过这个“身份标签”就可以判断你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哪个等级，你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是否与他同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革使“身份制”逐渐解体，身份分层的地位逐渐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日渐上升。
李强将此种变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阶层变动最大的要数农民阶层了，而农民阶层的变化前提是户籍制度对身份限制的松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被户籍制度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随意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更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外出谋生。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消除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异，但却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松动，农民不需城镇户口同样可以进城务工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这给了农民很大的自由流动和发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2亿以上，同时还有1亿以上的农民在家乡从事非农产业或一边务农、一边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这两类人加在一起，至少突破2.2亿，成为中国社会从业人员中的一只最大队伍。在这些农民当中，还出现了不少农民企业家，有的甚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
（2）“官本位制”有所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从经济领域里逐渐退出，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者的级别是由政府审定确认的，企业领导也由此而成了事实上的“官”。改革开放以后，企业逐渐摆脱政府的直接控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逐渐学会在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地位的高低不再取决于政府的认定，而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官定的企业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曾经级别很高的企业，也可能因经营不善而亏损甚至倒闭，而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也可能因为经营有道而成为大型企业。所有这一切，都对“官本位制”产生很大的冲击，“官”已不再是无所不能的“全能冠军”了。
（3）“档案身份”已被突破。改革开放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档案的就业不再是稀奇的现象。许多年轻人开始不再受档案的束缚，在市场上自由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单位。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差异。档案身份的突破，为城镇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
（4）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1977年，中国封冻了十年的大学重新为学子们开启大门，高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文凭、学历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干部选拔和提升的标准上明确把学历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没有高等学历的人一般很难成为国家正式干部，也很难得到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系。
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等。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都强调了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它使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5）产权的“排他”作用将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有明显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结果是民间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均有了飞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护个人财产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已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确定了个人财产的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上五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制度变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但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新的制度安排总体上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本质上它有着拉大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内在属性。因此，新制度安排的最大不利影响是，它使中国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这方面的问题后面还将做详细的论述，在此暂且不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该报告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结构做了较为准确的概括和分析，对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其中，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这种分层原则，他们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