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2日，延安平剧研究院公演《三打祝家庄》。毛泽东写信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和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据北京《新民报》1950年1月17日报道：《三打祝家庄》由延安平剧研究院魏晨旭、李纶、任桂林等集体创作，刘宁一、齐燕铭、郭化若、刘慎之参加研究。毛泽东观看后，给演出者写了这封信。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提出要多想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逼上梁山》，新编历史剧，写宋徽宗时，太尉高俅专权，民不聊生。禁军教头林冲同情百姓，高视作眼中钉，欲借故除之。一日，高养子高五游庙，见林冲妻张氏貌美，上前调戏，为林冲及其友人鲁智深所逐。虞候陆谦向高俅献计，令人伪作出售宝刀，使林买去，复诱之持刀入高府内之白虎堂，诬指为行刺高太尉，论罪，发配沧州。陆谦使解差于途中加害，鲁智深暗中跟踪至野猪林，救下林冲。林冲迫于无奈，只得走上梁山，落草为寇。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知道他身边这几个毛头小伙子个个都是“故事迷”，非常喜爱听他讲《三国》，说《水浒》。毛泽东讲故事有所不同，他的故事，总是有所针对，有的放矢的。听后使你感到，故事本身，正是你工作或生活中所遇到或要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在谈判的闲暇之余，毛泽东便给工作人员讲“浪里白条”张顺智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他讲，张顺为发挥自己嬉水如蛟龙的本领，使李逵到水中搏斗，其结果“黑旋风”的威风在水中一扫而尽，被张顺轻而易举大获全胜。讲至此，毛泽东用他那夹带着“老陕”味道的湘音随口吟道：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载重物，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张顺斗李逵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据李银桥回忆，1947年，毛泽东聆听女儿李讷表演平剧《打渔杀家》：“那母女俩又一阵悄悄话，李讷便朝屋中央走来，摆个姿势，将木棍拖在手中。毛泽东看出女儿以棍代桨，扮的是《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那神态姿势虽然幼稚，却也酷肖其母。当年江青在延安就演过这出戏，扮的是萧桂英。女儿稚嫩的童音在窑洞里回荡，虽然底气不足，却有板有眼，自有一种感人的韵味。毛泽东微笑着默默坐在椅子里，击掌作拍，头也合着板眼点动。”（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947年10月底，毛泽东从陕北葭县的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住进一所带玻璃纱窗的“洋楼”，据说这家地主的儿子曾留学外国。房子名叫“扶风寨”。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路能通村里。房子北面有个尖山包，修了围墙碉堡，还有枪眼炮眼。危急时躲进去，很可以坚持一段日子。毛泽东在寨门口立住脚，观察着四周，感叹道：“这个地主还有些本事么！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很会选地形呢！没有点近代化武器，单凭土枪土炮还真不容易攻进来！”周恩来先来到这里，他向毛泽东介绍说：“听说有一年闹灾荒，农民们没有吃的，地主每天发半斤粮食，叫农民给他背石头，盖起了这座寨子。”任弼时笑道：“别看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毛泽东说：“压迫人的总是什么都怕。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事。”毛泽东讲着，正要进屋门，听到身后周恩来叫李讷，便又停下来。毛泽东不无骄傲地指指女儿：“她就会唱《打渔杀家》。”（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
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作了《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打仗也是个创造，但这是死了好多人才换来的。1927年我在武汉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二十年的战争中创造了打仗的新的方法，同样，我们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干部，在各种工作中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前途是我们的。打败仗我们不怕，不打败仗我们就不知道仗应该是如何打法。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曾有过很多的争论。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过去在延安改造了两个戏，一个是《逼上梁山》，一个是《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了。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26页。）
1948年，毛泽东在五台山参观寺院，问方丈：“五台山上有两个名人出家，一个是鲁智深，一个是杨五郎，他们是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
方丈说：说法各不一样。五台山有几个山门，塔院前也叫山门，菩萨寺也有山门。传说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在菩萨顶的寺庙。菩萨顶寺庙也是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鲁达打死镇关西以后便逃到代州，在赵员外的协助下，来到五台山菩萨寺当了和尚，起名叫鲁智深。一次他喝醉了酒，就醉打山门，大闹僧堂。他只当了7个月的和尚，就被送下了山，去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安身。杨五郎一次打败了仗，在突围中愤恨奸臣当道，残害忠良，便决定弃甲，在太平兴国寺出家当了和尚。辽兵见他是个和尚，没有理睬他。这样，杨五郎才没有当俘虏。他到太平兴国寺当和尚以后，人们就把兴国寺叫五郎庙了。
方丈说完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五台山也到了，又实地看了一些古迹，这总比只听传说要实际多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再来看看……”（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十三。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故事，见《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杨五郎，明人小说《北宋杨家将演义》中的人物，相传为杨业第五子，名延德。杨业军败于金沙滩后，他入五台山为僧。
另据一史料。1948年4月初，毛泽东一行在途经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时，不仅在此住宿一夜，还参观了寺庙。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等看望了这里的住庙僧尼，同他们谈了话。他不仅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他们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问他们在哪个寺庙当和尚。（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鲁智深在五台山文殊寺出家，见《水浒传》第四回：“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
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苏联。他在处理完国内的事后，走进会客室里散步。他推门出来，看到汪东兴在看书，便问道：“又在看什么书？”汪东兴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汪东兴回答说；“我借的这部书是一百二十回的线装本。”毛泽东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据《汪东兴日记》：1950年1月17日，在苏联列宁格勒时，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儿步，走到我值班的房间，看到我正在看《水浒》，问：“快读完了么？”我说：“刚看完了六十五回，还有五十多回没看完。”毛泽东说：“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我说：“是的，主席你对《水浒》这么熟悉，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毛泽东说：“好啊，我就给你讲讲这个故事。”毛泽东拿起书来念道：“这一回是说宋江攻打大名府，一连数日，急不得破，宋江闷闷不乐。这天宋江神思疲倦，身体发热，头如斧劈，一卧不起。托塔天王晁盖梦中显圣，晁盖叫道：‘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时！’宋江梦醒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何而来？冤仇不曾报得，心中日夜不安，又因连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今日显灵，必有见责。’晁盖曰：‘非如此也。……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宋江请吴用来到军帐中叙述前梦。吴用道：‘既是天王显圣，不可不信其有。且今天寒地冻，军马亦难久住，正宜权且回山，等待冬尽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亦未为晚。’宋江道：‘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痛。’浪里白条张顺说：‘小弟旧住在浔阳江时，因母患得背疾，百药不能得治，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只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命！’吴用吩咐张顺：‘带上金条、银子做盘缠，今日便行。’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冒着风雪，舍命而行，将安道全请到梁山泊。安道全看后说：‘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是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只十日之间，便会复旧。……’”我津津有味地一直听着主席念完这段故事。（《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7页。）
“托塔天王晁盖”，染山第二任首领，于攻打曾头市中箭伤死。
“浪里白条张顺”，张顺，梁山正将之一，水军头领，排行座次第三十。
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梁山偏将之一，掌管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排行座次第五十六。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8页。）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南巡途经湖南长沙时，在火车上会见周小舟等省、地、县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座谈中，毛泽东侧过脸来，看靠他右边椅子上的年轻同志。周小舟立即介绍：“这是宁乡县委第一书记张鹤亭。”毛泽东问：“你多大年纪？”“31岁。”“你是哪里人？”毛泽东又问。“河北省大名县。”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北京大名府”。北宋以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为东京，另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归德府，即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
1956年11月19日，毛泽东《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2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期。）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乘车离开安庆到合肥。车到合肥，已近傍晚。安徽省委负责人向他谈起了无为县响山大队的分配情况。这个大队的复员军人陈广复，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他当队干部后，根据这些经验，在大队实行了供给制。毛泽东听说后，称赞他是一个人才，幽默地说：“无为不单出了个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复。”（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黄文炳，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城中有个在闲通判，姓黄，双名文炳。”
1962年4、5月间，毛泽东来到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晚上浙江省委组织舞会。晚会中，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如：“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姻缘——打出来的。”“周幽王点烽火——一笑值千金。”“吕布戏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林冲上梁山——官逼民反。”（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1972年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在14日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2页。）
“军师”，古代军队里给首领当参谋、助手的人物。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便是刘备的军师。梁山泊的军师就是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