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草要除根，对于和珅的党羽，嘉庆帝也不会放过。在宣布和珅罪状的同时，嘉庆帝在谕旨中还严厉斥责福长安与和珅狼狈为奸，指出：“福长安祖、父、叔、侄、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在军机处行走，与和珅朝夕聚处，凡和珅贪黩营私，种种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皇考重恩，常有独对之时，若果将和珅纵瓷藐玩各款，据实直陈，较之他人举劾，尤为确凿有据，皇考必早将和珅从重治罪正法，如从前办理讷亲之案，何尝稍有宽纵，岂尚任其贻误军国重务，一至如此。”退一步说，如果福长安看到太上皇帝年高体衰，“不敢仰烦圣虑”，也应在皇帝面前“据实直陈”，但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福长安对和珅的罪恶只字未提，说明二人通同作弊，本属一丘之貉，必须严惩。随后，嘉庆帝下令革去福长安的职务，并派人前往他家查抄产。他的家业虽不及和珅富有，“金银珠宝数逾千万，但已非伊家之所应有。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嘉庆帝恨和珅、福长安，尤其恨和珅。他恨和珅，当然主要恨他仰仗太上皇的宠信飞扬跋扈，全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其次恨他贪污中饱，家业富逾皇室。不惩治和珅，封建专制皇权就会受到动摇，同时也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库存金银流入和家。嘉庆帝恨福长安，自然主要由于他是和王申的同伙和帮凶。他以为和珅受乾隆帝宠信，势力大，就死心塌地地紧跟和珅，也不把皇帝嘉庆帝放在眼里，嘉庆帝曾有心争取他，在他单独值班、应对之时，再三启发他，希望其与和珅划清界限。例如，有一次嘉庆帝去易县祭祖父雍正帝陵（昌陵）时，福长安同行，一路上嘉庆帝曾多次启发他主动揭发和珅的不法行为，但他顾左右而言它，佯作不知，这使嘉庆帝非常恼火。所以嘉庆帝一亲政，立即拿福长安是问。
但和珅毕竟不是寻常人，对他的处理必须谨慎，否则，就会引起大乱。嘉庆帝当机立断，一锤定音。在嘉庆帝的直接指挥下，负责审理和珅案的亲王、郡王及刑部、三法司几次向皇帝提出处理方案。最后，嘉庆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了处理结果。他说：“内阁、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员、翰詹科道等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行正等因一折。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贷”，但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人宫求情，请全和珅肢体；又思索再三，联想到康熙帝除鳌拜、雍正帝诛年羹尧、乾隆帝诛讷亲的作法，决定对和珅赐死。他在谕旨中接着说：“此三人（指鳌拜等）分位与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尤为过之。从前办理鳌拜、年羹尧皆蒙恩赐令自尽，讷亲则因贻误军机，于军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旨，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情罪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凌迟，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于一年后办理，断难宽其一线。惟现当皇考大事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固为情真罪当，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之丧心昧良，不齿人类，原难援以议量从末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王申著加恩赐令自尽，此朕为国体起见，非为和珅也。至福长安受皇考厚恩，即居和珅之次，且与和珅朝夕聚处，于和珅状知之最悉，且常有独对之时，如果据实举劾，罪绩照著，皇考必将和珅即正刑诛，断不肯偏护和珅，转坐福长安以讦发之罪。即谓皇考春秋已高，恐触圣怒，藉小忠小信为辞，不改举发，自朕立为皇太子，及受宝后，已及四年。此数年中，伊常有在朝内值宿，不与和珅同值之时，何难自请独对，或将和珅罪状胪列，具密折奏陈。如先前曾有片纸只字，则此时朕不但不肯将伊与和珅一同治罪，并不肯夺伊官爵，乃始终并无一语，是其有心扶同循隐，百喙难辞。现在查抄伊家内财产，已非伊分内之所应有，若非平日肆意贪婪，何从得此饶裕？即照大学士所请按例办理，实罪所应也不对和珅的“十分之一二”，“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福长安亦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著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福长安子锡麟云骑尉一职原是承袭傅灵安的世职，因福长安之罪与“傅灵安无涉”，所以嘉庆帝下令“著仍加恩准锡麟承袭云骑尉，亦斥退侍卫，不准在乾清门行瞳，回本旗当闲散差使”。可见，嘉庆帝虽然把福长安看作和珅的同伙，但在处理方式上有所区别。最后只削去了他的侯爵，同时，又退还了他的部分财产，派他到东陵（在今河北遵化）中裕陵（乾隆的陵寝）当守坟的敬茶拜唐阿，他的儿子锡麟也被一同发遣此地。嘉庆帝对此还解释说，福长安之父傅恒的坟茔也在东陵附近，故派他父子守坟，以尽人子之责。
多行不义必自毙，千古若斯。和珅的下场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嘉庆帝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赏赐”他白练一条，令其自尽。此时和珅一看到白练，知道死期已至。他对自己惨淡经营一生，家业富比皇室，到头到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不禁万分慨叹。这一次自己锒铛入狱，身陷囹圄，尝到了凄凉、孤单、冷清、饥饿、刑罚和身心痛苦等苦辣滋味。特别是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和珅自然而然想到往年家中欢欢喜喜，自己在众人侍奉下悠然自得、尽情享乐的情景，提笔作了题名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的诗：
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眷。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眷。
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恩随节共新。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从上述两首诗中可以得知，和珅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时间不会太长了，末日即将来临，伤感前事，发出几声悲呜。他至死执迷不悟，觉得自己满身是才，“怀才误此身”，表现出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和珅看到白练后，又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赋诗完毕，和珅拿起白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悬梁自尽，黯然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终年五十岁。
嘉庆帝办理此案，以诛除巨蠹为宗旨，不求在枝节上纠缠不休，因此在把和珅的罪状梳理成文、弄清家产后，即急忙宣布处死和珅。嘉庆帝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以此为转机，重修内政，整肃朝纲，严明法纪，以挽救清统治的危急局势。二是平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嘉庆帝在上谕中指出：白莲教“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朕闻之殊为恻然”。嘉庆帝认为，只要杀了和珅，就可以“平息民情”，以安民心，为他迅速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幻想抛出一个和珅，以平息民怨，以换取百姓对他的信任，从而达到长治久安。
和珅死后，嘉庆帝允许其子丰绅殷德料理后事。这时，和珅在蓟州营造的陵墓已被拆除、变卖，看坟的奴仆也奉命迁回北京，等待发落。于是，丰绅殷德在其堂兄丰绅宜绵的帮助下，只得草草埋葬了和珅。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玩火者必自焚”，和珅的下场正应了中国的这句古话。
9．大树跌倒，小枝遭殃
城门失火，尚且殃及池鱼，和珅这根树被拔掉后，其党徒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平日借他的势力，甘当他忠实鹰犬的一伙家人、太监也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特别是平日贪财好货、惟利是图、无恶不做的忠实走狗，如刘全（外刘）及其子刘印、刘陔等，此外还有呼什图（内刘）、马八十三（又名马瑞麟）、胡六（又名都萨阿）、方二（又名存儿）、王平等人，一个个也被抄家，被判罪，落得了可悲的下场。
刘全是和珅家事的代理人，也是他同舟共济的心腹和头号大管家。他从年轻时就在和珅家作家人（即奴仆），并且经常跟着和珅东奔西跑，充当车夫，或四出为和家办事。他自己也承认。“为和王申素所信任，所有银钱出入一切皆经手，并由伊子刘印、刘陔分办”。
刘全在和珅的羽翼庇护下到处招摇，广为搜刮，贪赃受贿，无所不为，积聚大量钱财，抄其家时共值白银二十万两，在清代家人中他也可谓首屈一指了。他不但修建了逾制的深宅大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纵容其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例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刘三儿，平日吃喝嫖赌，“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毙人命事”。
刘全除帮着和珅经营家业外，自己也贪赃受贿并大做生意，开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印房、药铺（伙开同仁堂）、旅店、古玩铺、粮店和酒店等。在经营生意时，他经常凭藉主人的权势和自己的特殊身份，欺行霸市，赚取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除了积聚二十万两家财外，还搜集了大量的珍珠手串、玉石珠宝以及各种珍贵皮毛（如黑狐皮、白狐皮和貂皮袍褂）等。刘全不但生活比一般官吏富裕、奢侈，而且社会地位很高。平日不单有一般巨商豪富与他来往频繁，而且还有许多品级很高的官员与他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例如吏部有个郎中（正五品）名叫和德，他与刘全“素日通向往来，彼此有兄弟称呼，以致两家厮仆辄用市井干亲家之语为口实”。甚至社会上广为流传刘全与和德是儿女亲家，“刘全子拜认和德为义父，嗣于嘉庆二年（1797年）刘全次女即许配和德次子为媳，尚未过门”。虽然经过详细审讯，证实两家子女并没有走亲这件事，但他们两人关系密切是不能否认的。
刘全的儿子们也都在和珅家办事，其中刘印、刘陔除在崇文门税关办事外，自己也经营店铺、放高利贷等。他们两人都已独立门户，各有房产、土地，和珅事败时，他们也分别被抄家。
呼什图，原来也姓刘，人称“内刘”，直隶（今河北）大城县人，呼什图是他后来起的满族名字。他是和珅家一个得宠的太监，主要“在和珅宅内经营一切家事”。他与刘全两人一里一外，可说是和珅的左膀右臂，深得主子信任。和壬申在前海前街修建新宅第时，曾派他与皇宫总管太监串通，潜入皇宫，偷偷地仿照宁寿宫中乐寿堂建筑格局、式样做了烫样，回去后便建造了那座有名的楠木房屋（曾称“庆德堂”，今称“锡晋斋”）。
呼什图倚仗和珅的权势，“招摇受贿，婪索多赃，恣肆委行，目无法纪”。他平日“舞弊婪索”，多方收求财货，在老家大城县以及附近的静海、容城、青县、文安、新城、天津和交河等地购置了大量土地，收取地租。仅嘉庆四年（1799年）初他家被抄时，就查得他与和珅在该地区有米、麦、杂粮等11060余石，后来被赏给文安、大城二县受水患的灾民作口粮和籽种。呼什图家赀亦十分富足，估计共值白银10万两以上。
除此之外，呼什图还倚仗和珅的权势，先后为其弟刘宝榆捐官州守备衔、刘宝梧直隶州知州衔、刘宝杞州同衔。
刘全与呼什图同时被捕被抄，但他们在狱中并未老实受审，听候发落。他们曾幻想通过行贿，得到照顾，有朝一日出狱后，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刘全曾叫他的小儿子刘三儿偷偷地送给管他的番役曹七300两白银，以求得关照，并“代送饭食”；呼什图也把一个随身佩带的价值7000两白银的宝石扣带等物送给了一个名叫朱五（又名福旺）的副管领，以求关照。可是不久这些事被人揭发出来，两个受贿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刘全由于“僭用服物”、求索吓诈得财舞弊等罪，被判为绞刑监候；呼什图依“擅入御前者罪，拟绞监候，均秋后处决”。并判处刘全子刘印、刘陔、刘三儿，呼什图弟刘宝榆、刘宝梧和刘宝杞杖一百，流放3000里。
后来因为和珅没有被凌迟处死，而改赐自尽，所以嘉庆帝对刘全、呼什图也给予宽大处理。嘉庆帝认为，他们两人，不过是“家奴、太监，抵系狐假虎威，倚势营私，情同为从”，改判二人发配黑龙江地区，给索伦、达呼尔人为奴，“遇赦不赦”，终生为奴。同时将刘全子刘印、刘陔和刘三儿，呼什图弟刘宝榆、刘宝梧、刘宝杞以及和珅其他几名家人王平、方二、张五、胡大、胡六、方四和周七等人发往广东、福建等省，给“驻防兵丁为奴，并规定不许将他们“发往近畿腹地”。还强调：“自此定案后，此数人如有脱逃、顶替等项情弊，一经发觉即行正法。”
和珅的另一个宠信家人，名叫马八十三，又名马瑞麟。此人比和珅大18岁，老谋深算，虽然他不像刘全、呼什图等人那样张狂放肆，但很有心计。他借着替和珅管理家事的机会，暗地里结交官员，收取贿赂，经营生意。他在北京西郊门头沟地方就开设了一座煤窖，雇佣工人挖煤到城内贩卖。另据魁伦揭发，他把自己的长子过继给正红旗蒙古护军为子，改名为福成额，后在玉馆任笔帖式，“冒领钱粮”。马八十三想借与旗人官吏攀亲，抬高自己的身份。
和珅事败后，马八十三家亦被抄，由于目前还没找到他家财产清单，所以尚不知他家资产的准确数字。但从《清实录》和《清史槁》等官书中常把刘、马二家人并在一起书写，可见马八十三家财也一定很丰厚，这也可以证明他是和珅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家人。后来马八十三因年龄较大（当年68岁），又身患足疾，行走困难，被发配到山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