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放弃的本我的贯注。这些最早的认同作用总是完成自我的一个特殊职能，且以超我的形式和其他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更能经受住认同作用的影响。超我把它在自我中或有关自我的特殊地位归功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即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奥狄帕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最重要的对象结合到自我中去。超我和后来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青春期之后，完全成熟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它服从于后来的每一种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则受它的支配。就像儿童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最初的对象——贯注，派生于奥狄帕斯情结，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这种派生，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内，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
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于理论探讨，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或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做是挑战和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观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不仅这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每一种应该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假如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丢掉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去掉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结论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罪疚感只表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症来说是毫无补益的。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极多的情况下，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应该加以考虑。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症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罪疚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
对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应该把它归之于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发出的自我谴责的表现。可以推测，神经症中这么有名的自卑感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密切相关。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罪疚感有过强的意识；自我理想在里面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但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抗地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一直瞒着自我的过程的影响。要发现真正引起罪疚感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由此可以证明，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对意识控制的印象甚至更加强烈。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我们理解这种差异。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问题在于，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的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还不清楚为什么罪疚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的确，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在相关病例中，罪疚感是无潜意识的。
在歇斯底里症和某种歇斯底里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情况。罪疚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歇斯底里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的批判威胁说，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行动。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罪疚感负责。一般说来，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反向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是自我在这里却满足于和罪疚感有关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奥狄帕斯情结紧密相连。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想象的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想象的更道德，那么，精神分析就要对论断的前半句负责，但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会提出异议。
这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却是个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固定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言语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言语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的回答虽然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但是，人们也不可能对此提出怀疑，即超我和自我一样，是从听觉印象中获得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言语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但是，超我的贯注能量并非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而是起源于本我。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因此就是：超我主要是怎样作为一种罪疚感来表现自己，另外，怎样发展到这种对自我的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的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此人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亡本能的一种纯培养。事实上，假如自我不及时转成躁狂症以免受暴政统治的话，它就常常成功地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的良心谴责，也同样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但对这里的情况我们更不清楚。出乎意外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它好像能避免自杀的危险，而且比歇斯底里症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遭危险。我们会发现，保证自我安全就是保留了对象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生殖器组织的退行，就可能把爱的冲动转变成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其目的在于毁灭对象，或至少看起来具有这个目的。这些倾向尚未被自我采纳，自我用反相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些倾向，本能则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热情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由于两方面都孤立无援，自我同样白白地防御凶恶的本我的煽动，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的责备。但它至少成功地控制了这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第一个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人机体内危险的死亡本能的活动，其一部分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成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掉过头来朝向外部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无疑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的内部工作。那么，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亡本能的一个集结点的呢？
从道德观上看，对本我的本能的控制可以说完全是非道德的，对自我的本能的控制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对超我的本能的控制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出人意外的是，一个人愈是控制他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就在其自我理想中愈残暴——也就是愈有攻击性。而日常的观点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我理想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愈控制他的攻击性，他的自我理想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愈强烈。这就像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通常的道德品行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属性。的确，无情地实施惩罚的那个更高级的存在的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若不引入一个新的假设，我就无法继续考虑这些问题。据我们所知，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每一种这类认同作用本质上都是失性欲化的，或是升华了的。现在看来，好像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同时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解离。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性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倾向于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理想——它的独裁的“你必须……”——所展示的一般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强迫性神经症。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把爱变成攻击性虽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超出本我，而扩展到了超我，超我现在增加了对清白的自我的残暴统治。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和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一样，通过认同作用占有了力比多的自我便受到超我的惩罚。超我是用以前曾和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性来惩罚自我的。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点趋向清晰，它的各种关系也变得日渐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弱点。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通过插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保持了一种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当然，后一职能与其说是事实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就行动而论，自我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以前很久就犹豫不决。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转变成自我结构。在超我的帮助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还不清楚，它利用了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借以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的引导。对许多心理活动来说，它所走的后一条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自我从接受本能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到抑制它们，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承担了很大一份，的确，它有部分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相作用。精神分析是使自我把它对本我的统治更推进一步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其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做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受到三种不同的危险。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因为焦虑是一种从危险中退缩的表示，因此，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应的三种焦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要求去做，并通过肌肉的活动，使世界适应本我的要求。实际上它的行为就像用分析进行治疗的医生一样，由于它适应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个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它不仅是本我的伙伴，而且是向主人求爱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甚至当它事实上仍然冷酷无情时，它也假装出本我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它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若可能，它也会给予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
自我对两类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正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亡本能掌握力比多是个帮助，但这样做会给它带来成为死亡本能的对象和灭亡的对象的危险。为了能以这种方式给以帮助，它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这样，自我就成为爱欲的代表，并且从那时起就要求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但是，既然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对超我中攻击性本能的解释，那么，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则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在受到超我的攻击之苦，甚至屈从于这种攻击的情况下，自我所遭受的命运就像原生动物被自己创造的裂变物所毁灭一样。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在超我中起作用的道德品行似乎是同一种裂变物。
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其中有自我的存在——和超我有关的关系或许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同样危险的过程中收回自己的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怖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不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都无法详加说明，我们只知道它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但无法用精神分析来把握，自我只是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说明，在自我害怕超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我害怕的是良心。后来成为自我理想的更优越的存在曾用阉割来威胁自我，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是后来对良心的恐惧所聚焦的核心。正是这种恐惧才作为良心的恐惧而保留下来。
“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言过其实的警句几乎毫无意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把害怕死亡和害怕外界对象（现实性焦虑）及神经症的力比多焦虑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这给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消极内容的抽象概念，对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潜意识有关的东西。看来害怕死亡的机制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它的自恋力比多贯注，就是放弃自身，正如在自我感觉焦虑的另一些情况下，自我放弃某个外部对象那样。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与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和焦虑得到发展的其他情境完全相似，这就是说，作为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作为一种内部的过程。
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承认一种解释：自我之所以放弃自己，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受到超我的仇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因此，在自我看来，活着就意味着被爱——被超我所爱。这里，超我又一次作为本我的代表而出现。超我实现的是保护和拯救的功能，这是和早期时代由父亲实现，而后来则由天意或命运实现的功能相同的。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真正的极端危险中，而它认为自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险时，它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发现自己被一切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另外，这种情境又和出生时所经历的第一次很大的焦虑状态，以及婴幼儿时期那种渴望的焦虑——由于和起保护作用的母亲相分离而引起的焦虑——处于同样的情境。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把对死亡的恐惧，像对良心的恐惧一样，视为对阉割恐惧的一种发展。罪疚感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使我们可以想象，通常的神经症焦虑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往往被自我与超我之间产生的焦虑所强化。
我们最终再回到本我上来。本我没有办法向自我表示爱或恨，也还不能说它想要什么，它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志。爱欲和死亡的本能在本我内部进行着斗争，我们已经发现一组本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抵御另一组本能的。我们可以把本我描述给受那些缄默的、却受强大的死亡本能的支配，死亡本能渴望处于平静状态，而且（受快乐原则的怂恿）让爱欲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也处于平静状态。但是，或许这样就会低估爱欲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