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否认的是，苗族内部对于如何展示自身，如何设立自身的形象还没有统一的步调和举动。蓬勃发展起来的苗乡村寨旅游，除了把村庄生态作为一个卖点以外，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文化展示的内容。不同村寨对本民族文化中哪些因子能对游客成为卖点有许多不同的理解，相对应地，他们根据自身所具有的资源选择不同的内容，采取了不同的展演方式对游客进行兜售。有些村寨着重于“苗区自古多出匪”的理念大肆炒作匪文化，有些村寨着重于宣传苗族的巫、蛊以及赶尸等惧感文化，还有的苗寨强调苗家的歌舞节目和饮食文化。
对于日常文化的对外展示，本民族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就一场鼓舞比赛而言，有精通本民族文化的专家这么评论：“今天上午的表演都很精彩，但是评委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传统的、原汁原味的苗族鼓舞节目得分都靠后，而那些舞蹈性很强的、汉化得很厉害，几乎没有原生态民间文化影子的节目，得分却远远高于传统节目。评委大部分是舞蹈专家，他们对传统鼓舞的精神内核是理解不深的，这样的评委来评节目，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鼓舞自然无法获得他们的称赞。
我们要汉化、西化、肯定赶不上长沙、北京。我们的民族要发展，一定不能搞汉化和西化那条路，我们应该保持自己最原本的色彩，否则就会变得一钱不值。就拿衣服的颜色来说吧，我们苗族根本就不穿那么亮丽多彩的服装的，那些颜色都太戏剧化、太舞台化了，变得根本就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了。”
乐胜是一名歌舞队员，跳舞、打鼓、上刀梯、做法术样样都会。在一次闲聊中曾有些无奈地对我表现出他对旅游中文化展示的失望情绪：“我们打花鼓、演绝技这一行现在有点过时了，旅游点多了，哪一个点都搞这个，人们看多了，看厌倦了，以后也就不会再愿意看、不感兴趣了。”
总而言之，“展示”成为山江人们生活中一个新的、然而却又相当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重大的节日，在平常日子里，穿传统苗族服装成为老人的专利。在赶场日，作为民族旅游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买卖旅游饰品的姑娘家和大婶子都穿着民族服装招徕游客。
（二）文化复兴
旅游对山江苗族的影响是深远的：绣品和苗衣卖出了好价钱，它使当地人大为震惊，其效用远远大于关于传统服饰有文化价值的说教；而银首饰制作、雕刻和竹筐编织产品因为旅游市场的需要得到了振兴；不断增长的旅游大众需要娱乐，于是苗族节目表演和绝技流行起来；传统节日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了为外来人提供娱乐的展演活动；被展演的民族文化从一个侧面重塑了山江苗族的群体认同；社区生活更为丰富等等。
在旅游的影响下，山江苗族在本来急速汉化的过程中忽然转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寻找和构造自己的民族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姑娘出嫁时索要的彩礼物品和传统婚礼的复兴上。现在彩礼中必须有新郎送给新娘的两套民族服装和几件银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苗族姑娘出嫁时理应得到的物品。彩礼中对民族服饰的看重，仅仅在最近的三五年才被重新激发。结婚时采用汉式婚礼，即在一个大饭店里摆上十桌、二十桌，已经越来越不被山江苗族欣赏。哪怕是在单位工作的人，结婚时也尽可能在家里举办传统的婚礼，邀请全寨的人参与庆贺。婚礼中歌师对歌（使用苗语）通宵达旦，同时讲解寨史、村史甚至于家史，参加者享受之余得以理解本民族的历史。其次，人们挣来的钱，除了用于满足最基本的温饱之外，基本上马上就投资到了传统文化的符号——民族银饰和民族服装服饰上面。待字闺中的姑娘们大部分会有一套父母置办或自己置办的含银量较高的几件首饰（一整套苗家银饰有11件，需要花费1万多元），买一两套缝纫机绣制的服装。这种“炫耀性消费”，成了苗区内部人们互相比较的一个新的着眼点。人们穿着盛装出现在游客众多的地方，只是“为了让临时聚会场所的观察者得到一个好印象，从而使自己保持一种满足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旅游中的文化再生产使苗族服装、传统审美情趣和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生。
很多研究表明，旅游带来的外来力量会对当地的文化有负面影响，甚至被批评为“破坏”当地文化。但也有研究表明，旅游业可能是当地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机遇，对于某个特定地区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哪种倾向占了主导地位。
依据我对山江苗区旅游的考察发现，大众旅游至少对该地区艺术和手工艺品没有产生破坏。相反，该地与海内外游客的接触为民族织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促进了民族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刺绣、蜡染、扎染、木雕、编织、剪纸、布贴和衬衫上的手工绘画都得到了发展。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工艺在旅游的刺激下重新兴起，不仅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还重新进入了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苗族民间工艺品现阶段的复兴和发展，其动因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有开发商的鼓励；其二是人们更加关注赋予附着在物品上的神话传说；其三，在人们内部，人们开始将它作为一项象征性的符号来消费，以赢得较好的社会声誉；其四，从实用的方面来看，苗族妇女通过手工刺绣获得了新的地位，而且在紧跟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步伐方面挣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苗族人通过手工艺品产销可在当地获取收入，这种选择使他们不用到外地去寻找工作。
自2002年山江博物馆建成开业、山江的旅游得以发展起来以后，旅游对于山江人来说不再是新奇的事物，当地人开始在博物馆找到了负责管理和舞蹈讲解的工作，并且难得的是，馆长他们一家子都是本民族人，有着强烈的带领大家致富的愿望，对本民族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关爱。
山江博物馆创出了旅游品牌之后，来游览的游客逐年增多，镇上运载游客的中巴车多了，餐馆旅馆的生意好了，集市更热闹了，绣品、花带、银饰和苗族衣物都卖出了好价钱。会说两种语言的人（苗语和汉语）的本地人逐渐占有了很大的优势。尽管因为旅游行业会出现的淡季特点，大部分人们在没有一个完善的经济基础存在的前提下，没能成为专业的旅游从业人员，但为数不少的本地苗族人已经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许多经济效益。
对于山江当地的普通百姓来说，刚开始，人们对来到山江旅游的人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人们当时也缺乏有关的技术，因而当地人的介入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人们通过在大都市里的打工生涯，对外界有了更多的感知，意识到与外界在经济上的差距，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或经验，有着很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同时，有一定能力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在博物馆找到了工作，越来越多带有动机的山江百姓开始把从事与旅游有关的活动，比如运送客人、经营餐馆、卖装饰品等，看做是一种努力提高自己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方法或途径。
旅游的发展给山江镇上的人和周边村寨的人都带来了好处——土地涨了价，收入比过去有所增加。尽管旅游业的增长并没有给每个人平等地带来同样的利益，但当地居民已习惯于一年四季蜂拥而入的游客，也习惯了游客的存在。
两年前还是一片寂静、人迹罕至的苗乡古寨，如今变成了游客如梭、人头涌动的旅游区，这短短两年带给老洞村民的震撼是巨大的。新修的公路和新建的移动基站方便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村寨里平均每天都要迎接一百多名游客。村民们的苗族刺绣、花带、烟斗等民族工艺品供不应求，价格在不断提高。一位在路边摆卖苗族花带的苗家阿婆，每天都有五十多元的收入，开口就说搞旅游真是好。当地的米酒、糯米酒、苗家腊肉、苗族服装、土鸡等苗家土特产如今都成为抢手的旅游商品。村民们没有想到，他们眼中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的古寨风景和田园风光还真能吸引这么多城市人来参观，更没想到一直困扰其中、曾努力想摆脱的生存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饮食和服装都成了一种优势。
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老洞苗寨以外，以山江为中心，目前已经开发和亟待开发的苗寨此外还有近十个，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岩旯窠。古苗语叫“KHAODROUB”（苗文），意即“怪岩汇聚的苗寨”，位于湘西凤凰名胜景点黄丝桥古城北边150米的云台山上，处于中国苗族东部方言支系的中心聚居地。山寨寨容古朴，历史文化积淀厚重，自然生态原始，民俗风情浓郁，尤其有诸如“赶尸”、“放盅”、“上刀山”、“杠仙”之类神秘惊险的傩巫宗教文化现象，仍然以原生态遗存至今。这里是了解中国苗族文化，探索湘西未解之谜的理想窗口。
（2）神秘的山江苗人谷。据说该地不仅有柔美醉人的自然风光，更有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苗人谷内百花争放，百鸟争鸣，一湾溪水潺潺流淌；二垅崃谷曲回幽深，两大洞穴四通八达；三帘瀑布从天而降，气势磅礴。其谷中藏洞、洞中藏谷、天外有天。尤以肉眼看不见、照相机却能照得出的隐形苗人头，堪称“天下一奇”。清朝乾嘉苗民起义军被打败后藏到这里，正是利用苗人谷独特的山川地势割据一方，因地制宜，设计出军事进攻、隐藏、逃避等易守难攻之布局，宛若迷宫。清军围剿数月仍无法攻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收兵回凤凰城，后来土匪们也是利用这里独特的山川地势和城堡独霸一方，具有极高的军事研究价值和旅游观光价值。这里有苗家阿哥阿妹恋爱特色的边边场、民风淳朴的早岗古苗寨、汉代苗人寨部落遗址、乾嘉苗民起义时的扎营地和湘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匪城堡、土匪战场。
（3）香炉山。香炉山被苗民认为是一座风水山和圣山。山上的生物任其自然循环，也没有人敢上山砍柴割草，山上有天赐千吨巨大神香炉、七仙池、石海螺，还有仙女违犯天条受惩台，满山巨石、怪石，怪石中长满了成林的百年古树。人们认为，那些不知何年长出的树，年年岁岁不见高、不见大，而且整坐山形也像一个插满香火的神香炉，当地老百姓将之视为一奇。每年七月初七，苗家女人不分老幼都自发的到七仙池烧香，也成为一大胜景。香炉山苗寨人多长寿，80岁以上的有38人，其中90岁以上的有18人。
（三）文化商品化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趋于多元，人们也逐渐认同了各具差异的文化并将了解它们作为生活的必要补充。无论先前是神圣的、还是一些向来被精英蔑视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或者异民族文化都被吸收为新的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拼贴”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
地方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弱势民族为了民族复兴，将地方文化和民族风情作为一种品牌进行打造。在中国旅游大潮的情境中，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文化形式以及更为广泛的符号体验，金融资本、权力政治、大众传媒、地方性文化促成了民族风情文化的商品化。通过这种途径，民族文化的某些特殊形式从原先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的边缘开始上升为一种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在现代性话语中获取合法地位，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声誉，提高了它们在社会符号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民族文化的商品化由此成为民族旅游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格局，也使得不同位置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差不多被固定下来，生产什么，被接受的是什么也差不多被固定下来。作为文化商品而出现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也就被定格在特定的位置上。
从根本上讲，进入到旅游场域中的一切文化，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西，都成了一种商品。文化商品化是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能可持续地带来利益。一个文化品牌的成功意味着它在新的场域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人们通过消费它获得一种身份认定。民族文化在新的文化制度中的价值实现，往往要求它们在具体的运用方面和蕴涵的神圣性方面改变自身。由于更多地趋向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世俗性而非神圣性，创新性而非守旧性就成为民族文化商品化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特征。那些以媒体、行政、企业等为媒体被创造出来的民族风情游中的文化展示，和那些生活在旅游现场的人们经过日常经验意识到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相互矛盾，在某些方面又十分和谐。古迹名胜、民族文化等进入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商品生产的制度框架时，时空的转换意味着原有意义的“解码”与“再解码”。在对利润的追求、自我意识的需求等问题掺入到其中后，这两者便搭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在民族旅游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内涵由于被当作商品，当作旅游吸引物而被改变或被破坏。在山江苗乡，“抹锅底灰”的原初语境是接新娘时，新娘这边的姑娘们捉弄送亲小伙子的游戏之一，转换到游客身上，就显得不伦不类、不尴不尬：苗族风情园安排观众参与强调“团结就是力量”的“板鞋舞”，优胜队的队员们会得到一份奖品——优胜者闭上眼睛，跳舞的姑娘给他（她）们的手上系上一条花带，同时另一个姑娘走到他（她）们的身后，把双手使劲往他们脸上一抹，此刻优胜者的脸上就会被扎扎实实地抹了几块黑黑的锅底灰。姑娘们笑嘻嘻地全跑开了，其他游客则哄堂大笑。表演队的演员们解释说，锅底灰是苗乡的一种吉祥之物，它表示苗族人送给尊贵客人的祝福。尽管如此，极少数的游客在遭受了这种突然袭击会变得怒气冲冲，这时候情形就变得有些尴尬。
苗族博物馆牵头举办的面向游客的四月八民族节日，联结着过去与现在，因为“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然而，虽然它现在仍然打着纪念英雄亚宜的口号，但已经明显地成了一件旅游商品：经济资本的力量侵入其中，节日的神圣色彩完全消失，群众的自发性参加活动的热情被抑制。
但似乎这也并不全然是坏事情：它至少表明了当地人在外来世界的影响下，正用包括节日符号在内的不同符号和潜在的社会结构，以自身可能的方式对外来世界作出主动的解释与迎合，从而试图影响周边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在日常世界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得以实现，“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成为系统再生产的媒介”。村民们试图将自身的文化通过进入旅游而转变为一种文化资本，都是在进行着对传统文化的抛离。在抛离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传统的重新的亲近。这就是对社会结构规则的遵循与策略性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