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改革就是制度创新。创新当然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相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对于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来说，其艰巨性正可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掘井九仞，犹为弃井”。改革越接近成功就越困难，越到后来，改革的步伐可能越加缓慢。这时需要的是执著和韧性的战斗精神，需要继续奋然而前行，即使慢，也要驰而不息。否则，不再继续深化，就犹如掘井，半途而废，终使改革成为弃井。从另一角度说，已经走过的九十里，在整个改革的征途上虽然只有一半的功效，但毕竟是洒满汗水与心血的一段里程，它积累了继续前行的经验，是值得正视和珍惜的，是必须予以继承的。即使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为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和启示。无视这种失败的教训，就可能重蹈覆辙，恰如掘井者掘进九仞而后止，每每因不能继续深入而前功尽弃，最后得出“此地无水”的可悲结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发现问题，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性所在。
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过程。政府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辩证否定的发展环节。没有否定，就没有创新，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没有继承和发展。这种辩证否定的矛盾运动状态，根源于政府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政府的存在是为了通过有效管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政府管理的失效又使其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一方面，政府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政府又是改革的对象。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矛盾统一体，决定了其改革过程的特殊性和矛盾性。政府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政府改革的矛盾性在于它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否定，即不是自我抛弃，而是自我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的改革；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自身弊端，又不断地光大优良传统的过程，既不断改正错的，又不断坚持好的。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种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的改革观和发展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政府自身的特性。
譬如，针对传统人治观念的弊端，提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最大的制度创新。同时，并不抛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等优良传统，而是在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继承重视道德建设的德治传统，进而提出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又催生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概念，使两个文明建设扩展为三个文明建设，从而更加丰富了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涵，在继承与创新的互动中，实现了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其二，总结自己与借鉴他人的关系。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切入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政府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进行的。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和眼光，从国际国内深厚的历史和现实的沃土中广泛地吸取营养，才能得到充分地完善和健康地发展。
既然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就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尊重自我的发展历史，张扬自我的发展个性，保持自我的实践理性，体现自我的价值特色。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从中华大地上吸取营养。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世界上最完备的政治制度，有几千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不断改革政府的实践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就有八次改革政府的举措，积累了更加宝贵的现实经验，成为今天继续深化改革的基础。问题在于我们要善于总结，善于学习，善于向历史学习，向现实学习，向自身学习，在总结和学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
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开放时代，必须睁眼看世界。必须懂得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政府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也必须向别国学习，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中国政府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借鉴国外公共管理和行政改革的有益经验，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的成果中认真吸取营养，从西方政治文明中吸收民主与法治的养料用以培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借鉴，一方面可以减少改革的成本，少走弯路，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动向。因而是不可缺少的。
无论是看历史、看现实、看世界，都要立足于中国本土，无论是向历史学习、向自身学习、向别国学习，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既不能照搬别人，也不能照搬历史，更不能重复自己，而应该采取批判继承、分析借鉴、发展创新的扬弃态度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方法。为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本国国情，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国外经验；二是关起门来搞改革，对世界发展的新动向、新进展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视为洪水猛兽，不加分析地予以全盘否定。
其三，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相互协调，配套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整体改革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受制于、服从于和服务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会影响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二者具有方向的一致性、内容的交叉性和结果的互动性。处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结合部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大体制改革的交汇点，也是其他各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政府管理工作与全社会的密切程度，使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改革，其成功与否、成效大小，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全局都具有重要影响。而其他方面的改革进程也都程度不同地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影响、制约或推动的作用。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有总体观念和全局观念，不能走“单兵突进”的路子，应该综合配套，全方位整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总体改革布局和战略部署，必须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总的改革框架中去思考。譬如，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必须沿着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去创新，必须按照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创新。有利于改革全局的创新举措，即使一时成效不显著，也应坚持实施；不利于改革全局的制度创新，即使有局部的效果，也不宜提倡。认真分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对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防止“单打一”，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协调共进，是应该始终把握的改革原则。同时，要根据行政管理活动在国家整个改革与建设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善于利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从而积极地影响、整体性地推进各项改革与建设事业。
其四，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恰当地把握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平稳进行，既是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种政治艺术。十五大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实现法定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为依法行政奠定了基础，行政效率也有了明显提高。然而，既定的改革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改革的力度、目标实现的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度之间尚存有差距；现行公共管理体制，无论是在公正、公开度上，还是在行政成本与效率上，都还不适应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要求；政府管理行为还未能完全走出“计划”的阴影。这反映出改革的力度还明显不够。新世纪的中国经济要真正融入世贸体系，政府管理必须经历一场更大的治道变革。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和再调整的过程，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恰当地把握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譬如，对人员分流、工资制度改革等关乎干部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改革举措，一定要取慎重态度，切实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妥善安排。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将不良效应减少到最低。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度之间永远会存在着矛盾。只要改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妥协就能达成，矛盾就不难解决。注意处理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等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处理好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的关系，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热情。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改革，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做法，也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今后应当继续坚持。
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发展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功能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府传统的公共服务职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即：政府是沿用过去官僚主义的方式去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还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采用市场运作为社会公共事务提供良好的服务。对政府来说，这不仅是一个运作方式的改革问题，更为重要是的政府管理理念的变革问题。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David．Asbme）和特德·盖布勒（Ted．Gaebler）于1992年出版了《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Reinventing Government：How the Enter-preneurial Spiritis Transforming the pubic Sector）一书，给我们提供了政府公共行政典范革命的蓝图，他们立论的出发点是：一场全球性的革命已经开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正在世界各地破坏种种陈旧的现实存在。“我们的政府今天已经处于深重的麻烦之中。政府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产生重迭，公共制度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变换，留下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但我们缺少一种新思维——一种新范例一使我们无法向前。我们希望我们展示的新思维将会打开尚未打开的一扇扇大门一在美国政府中，从最小的村庄到最大的联邦官僚机构，彻底发动一个范例的转变”。
他们的结论是：解决政府各种问题的惟一正确的价值选择，在于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按照企业家精神重塑一个“企业化政府”。这样做的正当性在于：“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换言之，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而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营利性的生产经营部门，而且同样适用于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和志愿者的第三部门。“革新采取了建立新的公共事业机构的方式……今后20年情况将很不相同。对社会革新的需要可能更大，但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在现存的公共事业机构内部进行社会革新。在现存的公共事业机构内建立企业化的管理机构可能会是这一代人的最重的政治任务。”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的观点，也许会对我们改革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一、改革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
建立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我们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模式是，由各级政府机构以及它所管辖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揽全部的社会公共服务事务，各单位要无偿提供职工的生老病死、住和行等社会公共服务，国家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和功能非常薄弱。随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实行住房商品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但是，迄今为止政府并未改变包揽社会公共服务，并一杆子插到底管理公共事务的做法，政府建立的庞大的事业和国有垄断行业部门承揽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项目。诸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交通、水、电、气、暖以及市政建设设施等，都由政府以及政府所直接管理的事业、企业单位实行垄断管理。公共事务服务的管理理念是管理而不是服务，仅注重国家的投入，而忽略产出和效益，不计成本。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庞大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维系的队伍，给国家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尤其在一些落后地区，国家财政仅仅成为吃饭财政，根本没有能力使财政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二是由于采取垄断式管理和运营方式，效率和效益极为低下，服务质量更是劣质，由此引起社会公民对政府的不满。要改革这种局面，就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建立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1．转变观念，变过去那种我去管理为我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