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仅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设有专门的“伦理委员会”，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制，专门的伦理研究、咨询、培训部门。
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行政合理建设。
二、中国当前的行政伦理建设
1．中西方在行政伦理建设上的差异比较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在行政伦理建设上也存在着差异。比较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利于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由人性假设的不同而导致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不同。
中国可以说是道德人的假设。《三字经》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认定人性为善。孟子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来看待人性，认为“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非外铄我也”，把道德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人性善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性本善基调，历经2000多年而没有多大的改变。这种人性本善的设计把道德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个人，一个人在社会上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个人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本心的，是存之并使之发扬光大呢？还是放之失之？在道德建设上，对个体的期望值过高，往往会导致注重内在的约束而忽视外在的制度建设。在孟子时代，人们就设想“人人皆可为尧舜”，反映到今天就是希望人人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一旦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往往把责任归咎于道德个体，而很少去反思外在的制度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的至善都是以社会的至善为前提的，没有社会的至善，个体是无法或很难做到至善的。所以这种道德建设的结果虽然对少数人而言能达到“至善境界”，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但对大多数人而言，道德说教往往流于形式，结果是“德性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无德却成了缺德之人的通行证”。
西方可以说是经济人的假设。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是性恶论的。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的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把它称之为“经济人”。他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经济人”的假设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在道德建设上，对人的期望值比较平稳。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也是比较冷静和审慎的。行政人员，尽管因其职位的特殊性，对他们的要求略高于一般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另外，对人性的悲观，使西方人非常注重外在的约束，他们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迫使人们弃恶从善。这种道德原则虽然可能会阻止一些公民达到高超的道德境界，但却可阻止更多低于此水准的公民品德的堕落。
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内部约束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外部约束是一种客观合理性。相对而言，制度性约束因为来自子集体的理性，因而会更加得体、有效、可行，而且制度一旦产生就会引导个人逐步通过他律实现自律。自律实际上在许多时候都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在行政伦理建设上，我们不能忽视外在的制度约束。
其次，是由行政人员服务对象观念不同而导致行政伦理建设的不同。
在中国，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我国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这个宪政原则要求行政人员的服务主体只能是人民。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力的直接掌握者和执行者，是各类社会资源的实际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直接来源于政府，其行政活动中心，似乎是围绕政府展开；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封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治，要求全国上下都一致服从政府的统治，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所有的大小官员都为政府组织的统治服务，为皇帝服务，这就使“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形成政府本位观念。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政府去适应和方便公众。
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过度地关注行政人员个体的伦理道德建设，而忽视组织、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如对待腐败分子，人们往往指责他忽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当然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不注意组织、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组织本身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给予个人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等。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必然导致公众影响力偏小，行政人员对公众的回应性程度偏弱，而较多的关注来自上级的影响。
在西方，契约观念历史久远，并且深入人心，契约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识到消除原始状态的办法是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西方观念中，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一是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期望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如良好的服务等。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政治与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这是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行政人员容易产生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观念，形成“公民本位”的思想。
由于契约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识，使得人们敢于对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广泛的讨论，敢于怀疑官僚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在行政伦理建设中，人们更注重外在的组织伦理建设。
2．中国当前的行政伦理建设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起“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
公正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追求，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效率与效益最大化是管理的内在追求。高效行政是民众对行政活动的一个要求，也是民众对政府信用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无效率也就无效益可言。廉洁是对政府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保证公正与效率的基础。
怎样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呢？
首先就是反思传统观念。中国的道德人假设有它积极性的一面，即重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但相对地忽视外在的约束，有时会导致起码的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所以，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既要继承道德人积极性的一方面，也要吸取经济人假设中的合理因素，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服务对象而言，我们要努力树立起公民本位意识，摒弃政府本位的观念，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要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
其次，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行政伦理的立法工作，把伦理行为上升到法律行为，利用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道德的纯洁性；二是重视组织建设。以往我们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很少关注组织的性质。而组织的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确实有助于防止组织内成员的非道德行为。邓小平就曾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加强组织建设，就是要改变组织的分工与权责状况，建立起行政人员揭发腐败内幕的保护机制，建立起激励组织员工道德讨论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组织办事程序等，防止不道德的事发生。如行政决策责任制，就可以有效地杜绝乱拍板、乱决策现象，杜绝所谓的交学费之说。
再次，把行政伦理的最低要求和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行政伦理的最低要求，也就是具有现代社会条件下最广泛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行政伦理。如每一个行政人员应该充分享受的权利并对应应承担的责任义务；正当地践行自己的行政角色，自觉遵守行政道德规则，维护行政伦理秩序等。“最低要求”是对一个行政人员最起码的要求，是保证现代行政系统正常运行的最起码的伦理条件和伦理要求。然而，行政伦理建设仅仅停留在“最低要求”的层面是不够的，要保持道德理想人格的先进性和社会道德境界的层次感，现代行政伦理基本建设还应包括行政伦理的理想价值追求。它不仅要求人们成为正当的合格的公务员，而且希望成为高尚道德的模范，如焦裕禄、孔繁森等。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讲话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实际上就是指出了一个行政道德理想人格问题。
最后，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时，还应注意建立起行政主体正当的物质利益补偿机制。虽然，腐败是由贪而不是由贫引起的，我们也并不赞成“高薪养廉”说，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给予行政主体正当的物质利益补偿，将其工资收入提高到社会中等偏上的水平还是应该的。我们要想建立良好的行政伦理氛围，遏制行政腐败现象，使行政主体不以权谋私，就是要求行政主体除工资收入与法定奖金外，不能再有其他收入，而这种要求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高收入队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际上很难做到。即使我们依靠其他手段能维持行政主体的廉洁，但低收入也难以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行政部门来。那些虽廉洁但素质低下的行政人员同样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不受人民欢迎的。所以，建立起对行政主体正当的物质利益补偿机制，也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
三、公务员行为规范
公务员行为规范即行政伦理规范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引导和制约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形成高效、廉洁、公正的国家行政系统。公务员行为规范，从广义上说，是国家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必须遵循的从政指导思想和执行公务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国家为公务员规定的活动原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言行标准和行政纪律等。从狭义上说，是指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
公务员行为规范作为一种行政伦理行为规范，除了具有一般伦理行为规范的特点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鲜明的政治性。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行政是用来执行国家意志的，公务员是行政的主体，所以其行为规范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行政道德的这种属性鲜明地体现在具体的行政道德规范之中，如“忠于国家，拥护政府”无一例外地成为各国公务员的责任和义务，即使在标榜政府对政党采取中立态度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而我国，对广大公务员行政道德的首要要求就是要讲政治。
第二，广泛的示范性。行政管理活动是面向全社会的。国家公务员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具体承担者和执行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普遍而广泛的影响，而公务员个人的道德风貌和道德形象也会扩散和辐射到全社会。从这个角度讲，行政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生活中处于“龙头”地位，并对整个社会道德、家庭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公务员道德水平的高低和道德行为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风貌。因此，我国各级公务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全党全社会发挥表率作用，党员、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率先垂范。
第三，强烈的服务性。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创建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使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合法获利。同时，还必须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服务于各个市场主体。这就要求公务员必须树立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以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以，在新时期公务员服务性的职业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务员行为规范的特点，决定了加强公务员行政道德的建设必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职后，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本届政府履行职责，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新制定了《国务院工作规则》，突出强调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三个方面。新制定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国务院组成人员要做到：
第一，加强学习，与时俱进
第二，牢记宗旨，执政为民
第三，恪尽职守，敢于负责
第四，求真务实，注重实效
第五，廉洁自律，艰苦奋斗
第六，顾全大局，团结协作
加强公务员素质建设努力提高公务员从政能力
一般来讲，公务员，是指由国家依据法定方式和程序任用，代表国家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执行国家公务的公职人员。我国公务员的范围依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公务员制度，即是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对公务员依法进行管理的总称。我国公务员制度继承和发扬了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吸收和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人事管理的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务员制度。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进，还只是刚刚起步，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还不少，特别是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方面还要发展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深化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一手抓制度完善，在用人环境、用人机制、监督体系上有所创新；一手抓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
1．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