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管理背景之二十：崇尚清谈，眼高手低
“言为心声”，中国人都很聪明，凡有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感想，因此话也不少，尤其喜欢聊天。
中国人的词汇中关于聊天的有很多：聊天儿啦，谈天儿啦，唠嗑啦，扯淡啦，摆龙门阵啦，侃大山啦……指的都是一回事，即几个人没事了，凑在一块儿陈芝麻烂谷子，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
城市的大街上、胡同里，农村的田间地头、场院之中，甚至机关的办公室、会议室中，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闲谈。
大山侃起来不限场地，不拘人数，不分男女，不论老少，说聊就能聊起来，说散搬起凳子拍拍屁股就走。所谈的内容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包。
只要有人扎堆在侃，你往跟前一凑，站也好，坐也成，斜倚在树上也行，开口谈话是介入，洗耳恭听是理解，有一句没一句地问也是参与。
侃大山不但今日常见，古代也很普遍，有的时候还成了主流文化。
孔子也很喜欢聊天。在上课时他“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谆谆诱导”，个别谈话，极其成功。他鼓励学生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心里的话都倾诉出来，大家尽情聊一聊，反正“言者无罪”。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专门出来了一群靠嘴皮子吃饭的人——纵横家。这帮子人没有别的本事，就靠找各国国君去闲聊，乘机对他们言明利害，威吓利诱使他们接受他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听从他的主张。
苏秦主张“合纵”，凭三寸不烂之舌官拜六国相国，组成了一个反秦联盟，而他的师弟张仪则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主张“连横”，不断出使各国，挑拨盟国之间的关系。最后由于六国各怀鬼胎，苏秦虽然表面上说合了他们，但他们不能协调一致，终遭秦国的各个击破。最后纵横家的嘴皮子还是挡不住实干家的刀剑。
到后来，秦一统六国之后，就要搞思想一统，儒生们扎堆闲聊，“非议朝政”引起了秦始皇的不满，于是他分两批“坑”了几百名儒生，天下顿时噤若寒蝉。
再以后，人们也认识到了闲聊内容的严肃程度与性命的安全程度成反比，于是言谈之中“虚”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到魏晋时清谈成了习气，高士们穿着宽袍大袖，摇摇摆摆，四处串门，见面之后，暖酒一壶，一面喝酒，一边瞎扯。扯的都是“玄学”，一般人听不懂的，就是听懂了也是没有什么实在用处的。但在公众眼里，这就是“品位”，是“高”，是“贤”。
魏晋时虽然朝政危殆，积弊丛生，但“士大夫”们还是只顾扯清谈，贾谊、晁错提出的那种切中时弊，一针见血的高见一个没有。结果不扯谈的少数民族打进中原，“五胡乱华”，扯谈的到底是挡不住了。
但清谈的习气并未从此销声匿迹，每朝每代都有一群人在清谈。直到清朝末年，朝中还有洋务派与清流党的分别。清流党人高谈阔论，指天骂地，点名批评颇有一套，但具体的富国强兵之法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清谈呢？
因为清谈也有一些作用：
其一，清谈可以发牢骚，一吐郁闷。
韩愈说，“不平则鸣”，人肚子里有怨气，有牢骚，就要宣泄出来，如果憋在心里，是要闷出毛病来的。
心里有了话，不妨找一两个或三五个情投意合的同志和知己，叙谈叙谈，倾吐肺腑，别人可能会给你出主意想办法，或者给你劝告和安慰，你那几桩难事，那一腔烦恼，也许就会得到排解。于是扭曲的心态又得以扯平，生活也就又变得有意义起来。
其二，清谈可以拉关系，增进感情。
中国人最讲究人情、面子和关系。但关系是走出来的，大家多走动走动，多聊聊天，彼此间就日渐熟谈起来，关系也就日渐巩固了。
于是有些办不成的事也能通融了，可见闲扯也不“闲”，它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就增进关系来说，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慢工出细活”罢了。
洞悉管理情境许多人好侃，不但“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也能侃大山，天南海北总能谈出一些滋味来，所以不管是在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还是办公室里，总能见到中国人在扎堆神聊。
相应管理对策：以能任人，不重虚言清谈不担任何责任，所以可以随口乱说。而清谈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胡吹乱说、信口开河。
像“大跃进”那样，下面可以吹到“亩产十万斤”，这一来清谈可就误国了。
往大里讲，清谈误国；往小里讲，它还误时、误事、误人。
侃大山总是要占时间的，嘴巴一张几个小时就聊过去了，它占去了宝贵的光阴，自然误了时，清谈也误事，闲聊起来，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越聊越长，不免会要耽误正事。
清谈还会误人，一个人若是染上了清谈的习气，就无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这对个人成长是不利的。另外清谈之中不免传播些飞短流长的，也破坏人际关系，使人在做事时会受到人际关系因素的干扰。
所以清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是有害的，领导绝不可纵容下属养成清谈的习惯。同时，在拔选人才时，领导应该注重人才的品德和能力，而不要被部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能说会道的人都不见得有真本领，选拔人才时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鲁哀公曾询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可以选用呢？”孔子回答说：“不要选用以势压人的人，不要选用急于求成的人，也不要选用善于诡辩的人。”
哀公进一步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答道：“以势压人的人只知道扩大自身的功利，而不注意发挥别人的作用；急于求成的人总想超过别人，不能给别人做出榜样；善于诡辩的人大多荒诞不经，他的言行很难落实。弓箭要自身协调，尔后才有可能射中目标；马匹要老成驯服，尔后才能要求它有本领；人一定要忠实、诚信、稳重、厚道，然后才能要求他有才能。假如一个人不忠实，不诚信，不稳重，不厚道，却很有才能，这样的人就好比豺狼，跟他在一起也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他。所以一定要亲近那些仁爱、诚信的人。在这个前提下，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这就是常说的“亲仁使能”。选用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察其行。言论是用来表达心意，抒发感情的。会做的人一定能说出来，因此要考察他的言论，但是言论不一定能落到实处，所以还要看他的实际行动，从中评判他的才能决定取舍。
孔子提出要“要听其言而察其行”，而“巧言令色，鲜仁”，所以要“毋取口锐者”，就是说不能通过清谈来选用人才，选人才要重品德，重实干，重点是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评判人。
领导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应该贯彻孔子的这一思想，不能单纯以言论来选拔人，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样才能把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士选拔上来，才能不让组织的成员沾染上清谈的习气。
锦囊妙计清谈误时、误事、误人、误国，领导一定不能让组织沾染上清谈的习气。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好用人关，在选拔人才时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要在实践活动中评价人才，这样才不至于使清谈者占据高位。
经典管理实例汉文帝不以口辩用人
中国人往往认为，能说会道者必精明能干，头脑灵活，最起码肚子里有东西才能说得出来。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有些领导者便颇为欣赏这种能言善辩者，而这样的人也更加恃“才”放旷，更加钻研起“说”的门道，例如说什么领导爱听，怎样说才能打点周全等。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清谈之风的盛行，部下想着如何说领导喜欢，处心积虑琢磨，如何凭三寸不烂之舌架起通天的桥梁，让自己平步青云。于是乎，做实际工作者寥寥无几，而善于清谈者则步步高升。
因此，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为保证部下把心思用在工作上，领导者必须狠煞清谈之风，不能凭口辩用人，而注意从部下实际能力和水平来判断部下工作成绩，决定对部下的升迁或谪免。
汉文帝素以善于用人而著称，在任用崇尚清谈的部下时也颇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一日，汉文帝携大小随从游于上林苑，广见珍奇禽兽，心中十分高兴。来到虎圈，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前来拜见，文帝便问他这苑中面积几何，禽兽种类多少，共蓄养动物数量多寡，十几个问题问下去，上林尉始终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所举数字也一概不详，显然，他对这苑中之事知之甚少，颇有玩忽职守之嫌，而在一旁管理虎圈的啬夫却一一作答，言辞流利，对各种禽兽的情况了如指掌，文帝听后十分满意。
文帝认为，出任官职，就应熟悉自己分内之事，这样才不枉拿国家俸禄，才会让天下之黎民满意，于是决定将啬夫树为楷模，让百官学习，他将啬夫封为上林令。
一旁随同而来的谒者仆射张释之认为文帝此举过于轻率，于是暗中启发文帝道：“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文帝回答便说：“是长者。”张释之又问：
“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人？”文帝也说：“是长者。”
因此，张释之论道：“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者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急以口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云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张释之的话给文帝启发很大。文帝逐渐意识到，如果提拔啬夫，则天下大臣便会闻风而动，人人以口辩为尚，那么做实事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少，而且如果注重口才，则更容易被臣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最终后果是社会像秦朝一样，由于任用笔吏和善辩者而导致二世灭亡，可以想见，这种夸夸其谈、不重实际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必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考虑到这些，汉文帝终究没有升迁啬夫，避免了清谈之风的出现。然而，对于不重实际，玩忽职守的臣下也不应轻饶。于是罢免了高居官位却无所事事的上林苑的职务，从此官场之风得以净化，文帝的统治得以巩固。
高招解析
对部下听其言观其行应注意：
避免清谈之风的出现，领导者要双管齐下，一则对善于清谈的部下的任免要谨慎行之，应从其实际工作能力判断，二则要对不务实者严加惩罚。汉文帝受张释之的启发，没有提拔啬夫，以免清谈之风盛行，同时，从反面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上林尉则予以罢免。他撤宰相周勃之职也是例证之一，这样才能保证实干的风气得以推行。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唐钺说中国人的空谈[唐钺：1891～1987，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向国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及哲学名家著作。]
古来记事状物的文字，都是只说大略之大略。在翻译西文书时，将一些程度词略去，弄成绝对断定的语气。中国人最喜欢说空无边际的话，如有人论汉文、英文的优劣，只说：“汉文简，英文繁。”有人说西方文化破产，要用中国文化去救它，也很空洞。
科举时代的八股文、时务策，都是纸上空谈。
宋明理学家的议论，有不少是口头的，搬弄文字的。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