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札记之一
李正宇
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为研究古代史地重要文献。经唐人辗转传抄，讹误颇多，加之年远时迈，世变事移，至今多有难明者。近年研读此卷，随草札记数十则，聊补往注之未备。今选有关敦煌古塞城一则，将古塞城遗址略加考证，投石同好，冀以引玉。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关于敦煌古塞城的记载是：
“古塞城右，周回州境。东在城东卌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据《汉书》：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破奴出令居，析酒泉置敦煌郡。此即辟疆土、立城廓在汉武帝时。又元帝竟宁〔元年〕，单于来朝，上书愿保塞和亲，请罢边戍。郎中侯应以为不可，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等（宇按：据《汉书》，”等“字为衍文）守之，边境少安……起塞已来，百有余年。”据此词，即元鼎六年筑。至西凉王李暠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备南羌、北虏。其城破坏，其（基）趾见存。“
敦煌古塞城的走向，与敦煌土河有一共同之点，即”周回州境“。然而，敦煌塞城当在土河内侧，二者位置内外稍有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从二者与州城向心距离之盈缩差距得到启示（详后）。
然而本条记塞城”北在州城北五里“，当误，需加辨正。
十六国时后秦名僧法显西行求法，于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夏末到达敦煌，在敦煌停留一个多月，曾经看到敦煌塞城，他在《佛国记》中关于敦煌塞城有如下记载：
“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
以往《佛国记》之注家，大多误认法显所记之塞城为敦煌之边塞长城。而敦煌之边塞长城，在郡境北部，沿疏勒河南侧，自东而西单线迤行。记其郡界两端起止之处，可言“东西”，然而仅此东西一线，何谈其“南北”？且敦煌郡境之长城，东连酒泉郡，西止大煎都候官（在玉门关西，属玉门都尉管辖），长约七百里，法显所记“东西可八十里”的敦煌“塞”，绝非郡境长城，实为敦煌古塞城。
法显记此塞有“东西”“南北”四面，东西二垣相去约80里，南北二垣相去约40里。《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则记为“东在城东卌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二数相加为60里，加上州城东西之广约4里，则塞城东西二垣相距为64里；与法显估计“东西可八十里”少十余里，但还可以说大体近似。至于南北二垣之距离，《图经》所载与法显所记相较就未免悬殊过大。《图经》载敦煌塞城“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二数相加为12里，加上州城关厢南北之广约3里，则南北二垣相距仅15里。比法显所记“南北四十里”，少20余里，殊难相合。
《图经》所载塞垣“东在城东卌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从这三面塞垣位置来看，很明显是在州城绿洲的边缘。沙州城所在之绿洲，东缘在今新店台何家庄一带，南缘在鸣沙山北麓，西缘在今七里镇老区外侧。塞城适将州城东、南、西三面绿洲及其村落、农田包围起来，形成安全屏障。
往时，史地工作者无人对敦煌塞城进行过专门研究，其遗址亦未曾进行过考察，一般推测塞城已无遗址可寻。近年，我因研究敦煌名胜古迹、河渠泉泽及笺注古本敦煌志，于敦煌塞城遗址颇为留意，进而三次专门进行塞城之普查与踏勘，终于发现塞城遗址数段：
1、塞城西垣北部残段，断续延绵十余里，大体南北走向，其北端止于赵家圈墩，在沙州故城西北约38里。
2、塞城西垣南端与南垣西端交会处为一塞亭遗址，今名李家墩，在沙州故城西南20里许，此处为敦煌绿洲之西南角。
3、塞城东南垣一段，长约二里，在沙州故城东南十里许，今东湾古墓群西侧，西南东北走向。
4、塞城东垣残段，长约一里，十余年前尚存，后因平整土地被毁，仅留一塞亭残基，今名风神台。在沙州故城东北30余里，今郭家堡乡大泉村绿洲东缘。
塞城北缘余尚未找到，但敦煌市政协副主席陈学禹先生告知，他曾在敦煌东北四十里许武胜宫东北荒滩上，看到过很长一段东西走向的土垅一条，似颓垣遗迹。这同我所推测的塞城北垣所在是吻合的。据我推测，塞城北垣大约是从垣城西垣北端赵家圈墩起（此墩当是塞城西北角塞亭），大体朝向效谷城北即陈学禹先生所见遗址处延伸。塞城北垣当在此一线。
塞城北垣大体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经过唐神威烽（今赵家圈墩东北6里、芭子场北村西北3里残烽火台，地理座标X16639．8，Y4465．5）以南。此处正南距沙州城为35里。《图经》所载城北塞垣所在，当指此处。据此推断，《图经》抄本云塞城北垣在州城北5里，当是35里之误，抄本当脱“卅”字。土河北在城北37里，则在塞城北二里。
根据上述推测，塞城北垣在州城北35里，加上塞城南垣距州城之7里，再加上州城关厢南北之广3里，合计45里。是为敦煌塞城南北二垣相距里数。
这就与法显记敦煌塞城南北二垣相距为“四十里”大体接近，虽仍有5里之差，则可能是塞城随地形所宜（如湖沼之不规则边线）而有所曲折之故。再者，法显所记，亦是估计里数，本不十分精确，多几里少几里，乃是可以理解的。
将本条关于塞城东、南、西三面塞垣去州里距及我对其北垣去州里距校正后的数字，拿来同敦煌土河四面去州里距进行比较，从而可以推测塞城与土河大小之差、位置内外和相关关系等问题，塞城东垣在土河内侧5—6里，塞城西垣在土河内侧15里，塞城北垣在土河内侧2里，唯塞城南垣同城南土河近在咫尺，未明孰外孰内，但根据东、西、北三面皆土河在外、塞城在内的格局加以推断，塞城南垣亦当在土河内侧。
如此，我们知道了土河处外侧，塞城处内侧。土河是古代在挖成的壕沟内铺上沙子和土的一种侦察设施。敦煌土河大于塞城，是设在塞城外围的一道侦察线，提供小股敌人潜入和偷出的方向和数量等方面的情报；而塞城，则为州城外围的一道防线，为绿洲区域不受敌人侵犯提供保障。二者同属军事设施，从这一点来说，属于同一体系。然而从功能特性来看，二者并非互为配套的联体。土河与塞城相距远者不过15里，近者仅去咫尺。从二者如此靠近这一情况分析，土河获得并提供的情报，恐来不及为塞城所用，因而无助于塞城的防守；而塞城的防守行动，亦不可能是土河情报的递系反映和应变措置。二者既不互为声息，又不互为支援，所以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关于土河的功用，东汉苏林说是“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通典》说是“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图经》说“以为匈奴禁限”，又说“修立以防奸寇”。看来只是侦察小股敌人出入的路线和数量，为境内肃奸或为对外交涉提供依据，并不为塞城之防御战守提供情报。
笔者在敦煌塞城之外发现朝不同方向延伸的烽火台序列，递接排列，各自组成体系，远达数百里，例如：
北境越过疏勒河，又过青墩峡，再过方山口，直通博罗台，远达三百余里；
西北境越过碱泉子、人头疙瘩、再过大方盘城，抵达玉门关（今小方盘城），并且继续向西延伸；
西南境越过沙枣墩、党河口山阙烽、大墩而抵龙勒城（北魏及唐宋寿昌城）；又一路自山阙烽向南，过沙山沟，抵姚阅烽，今阿克塞县城南；
东南境，经鸣沙山八楞墩，过莫高窟，又过大泉，抵子亭（五代、宋改为紫亭县），又南抵南口烽；
东境过五个墩、疙瘩井、甜水井、芦草沟（唐宋名苦水），又过破城子（故广至县城），抵瓜州；又一路由甜水井向东，抵常乐县；
东北境过五圣宫、三个锅桩，抵东碱墩，又东北与白墩子接。
上述数条伸向远方的烽火台体系，当是敦煌城伸向境外的军事触角。这些触角传递过来的敌情信息，必有一些可供塞城防守之取用，因而同塞城有一定关系，与塞城可能属同一防御体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尽管土河同塞城位置较近，但从二者之作用来看，却并不互为表里；从其内部关系来看，并无必然联系。
但从二者位置如此靠近加以分析，土河可能是归塞城戍守机构管理，并将土河侦迹所得情报提供郡府，以便郡府首脑决定相应措施。
关于敦煌塞城始筑年代，史籍缺乏明确记载。本条据《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析酒泉郡置敦煌郡的记载，又据《汉书·元帝纪》侯应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之语，推断敦煌塞城“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筑。”这个推测，根据不足，判断不合逻辑，结论并不确切可靠。
但本条引用的材料，对我们判断敦煌塞城始筑年代则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首先，《图经》引用《汉书》关于元鼎六年析酒泉郡置敦煌郡的记载，提供了敦煌塞城始筑年代的上限。因为敦煌属酒泉郡时，此地尚未成为西陲重镇，人口极少，政治、经济及军事地位都不甚突出，花那么大的力量，筑那么大的外城，尚非当务之急。只有敦煌移民大量增加，屯垦事业有了相当的规模，政治及军事机构有了相应的设置之后，修建塞城才成为必要和可能。因而，敦煌置郡之年可以作为敦煌塞城始建年代的上限。
其次，《图经》引用竟宁元年郎中侯应对语，可作为敦煌塞城始筑年代的下限。侯应对语中的“外城”，与“塞徼”、“亭燧”、“屯戍”并举，虽都是边地军防设施，而“外城”既非“塞徼”（长城），亦非“亭燧”（烽火亭障），又非“屯戍”（军营），顾名思义应是“城外之城”，即塞城。侯应说，“孝武（汉武帝）……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则“外城”（即塞城）之筑当在汉武帝之世。
《盐铁论》记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奉旨进行国是大辨论，其《地广篇》载：
“文学曰：‘……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
查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之间，并未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开设“新郡”（按始元六年七月，仅仅析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新置金城郡，且在二月国是辨论之后）。“文学”所指，当是指武帝开拓西北、陆续在新占领区“立郡县”、“筑外城”、耗财劳民之事。虽然在西北新占领区“立郡县”是汉武帝在世的事，但“筑外城”之役可能继续进行到昭帝之世，所以始元六年的辨论中文学贤良们提出非议。这样，我们可以把敦煌塞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推迟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这或许是最为保守的推断了吧。
本条记李暠重修敦煌旧塞，是在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明人辑本《西凉录》记在建初九年，与本条所载不合。《图经》又载李暠于同年还重修了土河；《沙州图经卷第五》亦载是年李暠更重修了龙勒县南境“东西一百五里”之长的塞城。看来建初十一年是李暠在敦煌郡境大筑军防工事的一年。《图经》所载当比今本《西凉录》可靠。罗振玉云：“《西凉录》……误列于二年前，当据此改正。”是也。
（《甘肃文史》1993年总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