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前苏联学习，进前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一门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着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确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用刘伯承是“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前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三、猫捕老鼠盘软了再吃
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从“双十协定”公布的那天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就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七个师采取并进重叠配置，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他们企图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会合后，继续北进，再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这是一着十分厉害的棋！蒋介石的阴谋一旦得逞，将对华北的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影响我军先机控制东北，影响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甚至会使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形势逆转，变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为一纸空文。
紧迫的军情，使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10月12日，即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便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10月17日，他又致电给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再次强调：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个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线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的最终到来，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10月10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平汉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氵名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刘邓更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它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关系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战略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四十军、新八军于16日自淇县北上；三十军14日到达新乡，15日到达汲县，16日向北开进；八十五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沿线交通；二十七军、三十八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浩浩8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是刚刚完成了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六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惟有依靠谋略。8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3万5千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4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10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他们的目光聚焦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陶馆，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被西周所灭，微子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的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便钻进了口袋，想逃也无路了。”邓小平掐灭香烟的同时，将吸到嘴里的最后一口烟雾重重地吐到地图上。顿时，“簸箕”上硝烟滚滚。
10月20日，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与邯郸咫尺之遥的峰峰矿区进发，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
上党战役结束不到十天，新的大战又将开始。恰好在这几天里，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邓楠在亦岸出生了，他来不及细细品尝喜添千金的愉悦，更来不及把心头的父爱尽情地留给新生的女儿，便匆匆作别，走向新的前线。
马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尘烟渐渐消散。路边的景物清晰起来，邯郸在望。刘伯承、邓小平信马由缰，欣赏着深秋的田野，眺望着举目可及的占城邯郸，谈兴随之而来。
邯郸这座地处华北中部，有着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对于一位曾经留学前苏联、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说，都不算陌生。他们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敬侯自晋阳移都邯郸，说到邯郸城里著名的古迹遗址，诸如蔺相如的“回车巷”、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还有坐落在城墙西北角，至今雄风犹在的赵武灵王的丛台等等。
“还有邯郸城外，平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名气可不小呢！”刘伯承笑着说。
“如果我没猜错，你指的一定是黄粱那个车站。”邓小平接道。
刘伯承点了点头，回身问随行的参谋、警卫：“你们哪个知道这个站名的典故和出处？”
大家知道刘伯承要说“古”了，而且这个“古”一定和即将来临的作战有关，于是一起围拢过来，听刘伯承讲述这段故事——
这是唐代沈既济所著的《枕中记》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穷酸书生名叫卢生。为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他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后来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郸的驿站中，遇到吕翁，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吕翁便给了他一个青瓷枕，让他先安睡一会儿，等着店主人把黄粱米饭蒸熟。卢生一着枕，很快进入梦乡。睡梦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进士，立了战功，累官至节度使，又当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禄，儿孙满堂，真可谓享不尽的富贵荣华……等他一觉醒来，才知道是美梦一场。看看身边，不但吕翁还在，而且连店主人的黄粱米饭还在锅里未蒸熟呢。
刘伯承讲完故事，笑道：“蒋介石要摘胜利果实，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可到底是谁给了他魔枕，让他做起了独霸华北、独霸全中国的黄粱美梦呢？”
“当然还是吕翁，他的青瓷枕最灵。”邓小平认真地说，“只不过，蒋介石的命运还不如那个卢生。在这邯郸道上，我敢打个保票，他的黄粱永远也不会熟！”
“一纵，一纵！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敌人堵在崔曲、赵庄、南堡一带，不能让他前进一步！”
“张廷发吗？我是李达。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让我转告你，你们独立支队已经完成了侧击任务。从现在起，逐次向北转移，到丰乐、安阳以西，钳制北进之敌，决不能让他们加入到战场上来！”
“对。对。我是李达……不行！一分钟也不能停留，10月24日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指定位置！”……
设在峰峰矿区的指挥所里，李达放下一个电话，抓起一个电话，把刘邓的决心和命令不停地下达到各个参战部队。
刘伯承和邓小平俯在地图上，密切注视着敌我的态势及其相互的推移。他们给敌人制造的是一个“口袋”，或曰一个“簸箕”，一个钳形的攻势格局。从部署上看，这无疑是绝妙的，但要实现这个绝妙的部署，还需经受时间和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