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里顿勋爵曾说：“公共慈善事业，往往会成为对公开的懒惰和恶习的奖赏。这一点或许也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不幸教训，但它的确是包含在人类智慧中的一种错误。它不仅给人们善意的同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道德品质造成了巨大的扭曲!慈善是可以满足人的骄傲心理的一种贵族式的感情感。”斯通牧师也认为，“如果一位牧师看望穷人的时候，如果只拿着《圣经》而手里没有面包、毛毯或者钱币，他便不会受到欢迎。这不足为怪。正是我们现在的慈善救济金体制，滋养了人们贪图物质享乐的精神，甚至还证明着他们那私欲的合理性。我们设计的这套体制成了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但人们却并未真正用心领悟这个教训。反而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贫穷本身就成为了获得救济金的理由，这等于鼓励人们放纵挥霍、堕落欺诈。”只有那些致力于消除种种贫穷和不幸现象、并尽力帮助穷人摆脱依赖实现自立的人，才是真正的慈善家。伦敦的几个教区的“教区妇女传教协会”正是这样做的。她们并没有不加区别地施舍钱财，而是与穷人进行亲密交往并在许多方面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感到他们能够自立，借此提高他们的品质”。人人都可以致力于慈善事业并有一番作为，但最让人高兴的还是，找到那些地位较高的妇女自愿参与到这项高贵的事业中来。
近年来，大量类似的协会组织涌现出来了，尤其让人欣慰的是它们还发现了许多更高级、更理性、也更能体现基督教精神的慈善形式。这些协会从改善住宅，建造澡堂和洗衣房，以及培养人们勤劳节俭和富有远见的习惯等等方面开始，帮助工人不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真正帮助人们走向自立。可以说，它们是博爱精神最高的体现，他们既有良好的动机同时也取得了最好的结果，因此只有它们才值得人们赞许和发扬。
从前，为了自己灵魂的圣洁，富人们往往会把终身累积的无数财富捐献出来，用于建起救济院或者修建医院、学校等等，抑或直接用于施舍而散发给那些需要帮之的穷人。这种做法今天依然存在，现在也有许多人仍然这么做。但如前所述，如果钱财处置不当往往就会造成更大灾难。例如，在埃尔温有一个叫弗格森的大富翁，他深知钱财并不能为他延长哪怕一分钟的生命，但他却几乎不知该怎么处置这笔巨额财产。最后在临死之际，他请来两位牧师帮助他订立遗嘱。他死后，按照遗嘱这笔财产一部分给了各种远近亲疏的亲戚，一部分给了多个教派的教士。然而当那一大堆穷亲戚拿到钱后，绝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工作，成天饮酒作乐甚至还因此而丧命，还有一些人虽不喝酒，却也丢下工作开始大肆挥霍。就连左邻右舍对他们也深恶痛绝。可见，弗格森所遗留的这些钱财，为那些受赠者带来的竟是灾难。但也有一小部分钱财被受托管理他的慈善事业的人们设立了3项每年一度的奖学金，从而总算让他的捐赠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关于美国富商斯蒂芬·杰拉德的故事，他处置财产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并在一艘船上做侍者，几乎未受过什么教育因而也没读过什么书，不认识几个字。但凭借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攒够钱并开了个店，于是生活境况逐渐好起来。后来在纽约水街居住的时候，他爱上了波莉·卢姆并最终打动了姑娘的父亲，如愿以偿地娶了波莉为妻。但这出婚姻并不理想，妻子对他毫无感情让他变得脾气乖戾而暴躁。好在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的日子过得极端节俭，为了挣钱他绝不在乎做什么工作。终于在40岁时，他有了自己的帆船，并在纽约、费城和新奥尔良之间进行沿海贸易。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成为富翁。于是他在费城定居，并把心思完全投身到他的生意上。挣钱的欲望完全支配了他，因此他几乎是以一副铁石心肠对待生活，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永无休止的劳碌。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然而杰拉德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不快乐的，倘若上帝赐予他一位贤惠的妻子陪伴他，也许他会过得更幸福些。
虽然，坚强而严厉支配了杰拉德后来的品性，但在他内心的潜意识里，仍然有非常人道、仁慈的东西。1793年，黄热病肆虐了整个费城，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生命，医院里到处都是病人，但却找不到护士照看，因为在当去看护病人就等于寻死。随着患病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危急。这时，杰拉德却表现出了自己天性中最美好的品质。他抛开了生意，主动出任公共医院的主管，并任命彼得·海姆做他的助手。他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生意才能立刻发挥了作用，而他的工作很快就收到效果。混乱不堪的现象得到遏制，大街上开始显示出整洁有序的面貌，时刻保持警惕代替了以往的疏忽和麻痹大意，人们也开始变得更加节俭而不是挥霍浪费。在杰拉德的组织和要求下，每一个病人都得到了小心的照看，他自己也经常亲自照看受疾病折磨的危重病人，甚至还要帮助料理死者的后事。终于，情况得到了好转。人们也从灾难时期挺了过来，而杰拉德和海姆又回到他们以前的工作岗位。
去费城贫民窟参观的旅游者都会被这样告知：“斯蒂芬·杰拉德、彼得·海姆，他们是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他们看到医院如果没有合适的主管，病人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并迈向死亡之门，出于同情和责任感，他们自愿要求主动担任主管职务。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和功绩，或许我们只能想象而却无法用言语表述。”
今天在费城，我们还可以看到见证杰拉德勤勉节俭的一排美丽住宅，而更好的见证则是杰拉德学院里的大理石雕像。杰拉德大部分财富和精力最后都用于公益事业，其中主要是建立、维持一个公共图书馆和一所孤儿院。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经身为孤儿，而体验过那种置身陌生人中间孤零零的感觉，所以他特别的关心和同情那些贫穷和被遗弃的孩子。而在杰拉德学院的一个布置特别奇特的房间里，我们还听到：“杰拉德特别吩咐，要专门挑出一间合适的房间用来保存他的著作和财物。不过他并没有要他的亲属对房间作小心的看护，所有的东西都是随随便便地放进去的：他的箱子、书架，他的绑腿、照片，还有一些陶器。他的那条很老、很普通的长裤背带，就随便地吊在书架上，这些东西都无声地讲述着它们自己的故事，一个简单朴实而又十分感人的故事。”
6.要践行真正的慈善事业
伦敦第一流的医院中，有一座是书商托马斯·盖伊捐资兴建的。但他却一直都被人们说成是一个吝啬鬼，但他的这笔捐赠足以说明他一定很俭省。事实上，托马斯·盖伊很早就有做慈善事业的想法，他所做的最早的项目是在塔姆沃斯兴建了一座收留了 14人的救济院，而且每年都会发给他们抚恤金。盖伊自己就是在塔姆沃斯长大的，他曾经目睹过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忍饥挨饿，并且经历过恶劣的卫生状况和寒冷的天气所带给人们的极大痛苦。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境况，他建立这个救济院。以后他想得更加周全，又为他们建起了一个图书馆。
虽然盖伊是伦敦的一个书商，但他的发迹主要并不是由于卖书，而是靠买卖南海公司的股票赚了几十万英镑。后来公司破产让他赔了许多，但他还是把剩下的钱都用于兴建医院，在1724年他死前不久，这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医院终于竣工。
在苏格兰，捐献人多数时候都是把捐款用于兴建主要承担教育功能的医院，而且这些医院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例如乔治·西尔略特创建的西尔略特医院，后来随着医院的资产价值越来越高、事业也越来越大，就又在乔治·西尔略特土地上建起了爱丁堡新城的大部分，现在已经有大约4000人在城市的不同地方接受免费教育。此外还有乔治·沃森医院，约翰·沃森医院，儿童医院，两座妇女医院，考文医院，唐纳森医院，斯图尔特医院，以及新近开放、极为壮观的菲特斯医院，这些都是苏格兰人为了对儿童进行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而捐资建立的。教育的捐赠还包括已故的神学博士安德鲁·贝尔在圣·安德鲁斯兴建的马德拉斯学院，约翰·麦克拉特兴建的美元研究所，以及迪克遗产委员会。因此，爱丁堡可以说就是一座教育捐赠之城。这些遗产捐赠的最大用处就是，极大地提高了公共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也提高了阿伯丁、班福和莫雷这些县的教区学校的地位和学校校长的素质。这一点可以从剑桥大学得到证明，因为剑桥大学各系成绩最优等的学生大都来自上述地区。
英国的捐献人近来也开始仿效苏格兰。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利物浦的布朗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由约书亚·梅森爵士创立，意在向青少年传授“合理、广泛、实用的科学知识”伯明翰科学学院，都是由他们建立的机构中比较出色的。此外惠特沃斯还捐款设立了一项意在加强技术教育的奖学金，每年可以有30名学生能够得到一百英镑的奖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和机构能够效仿这些人。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活的时候就可以捐赠钱财以践行他的善心和善良愿望，而不必非要等到死时才捐献他的财富。
在伦敦的主要捐献人中，我们不应当忘记美国银行家帕博德先生的名字。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书来描述，但本文篇幅所限，我们就只能简单地提提他的功绩。他最早对伦敦工人糟糕的住房条件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兴修了许多新的公共建筑物，为穷人们提供了居住之地。他并且还成立了各种协会、公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因为拥挤的居住条件以及各类疾病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随后西德尼·沃特卢爵士、帕博德先生以及更多的人都相继仿效。他们不断为工人建起了一排排干净、整洁、舒适的住宅，而且范围不断在扩大。而且帮助工人们减少了酗酒，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些举措都“直接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不仅现在的伦敦人，而且未来的伦敦人，都会对这一切感到满意。”这一切都是他们高尚行为的结果。
其实，这些捐献人并不都是家财万贯，而且有很多人一度也曾非常窘迫。例如约瑟夫·惠特沃斯曾是克莱门特先生手下的一个技术人员，约书亚·梅森先后做过走街串巷的小贩，面包房的工人，制鞋匠，裁缝工，宝石匠，银匠、制笔商，炼铜工，电镀工等数十种工作，而帕博德先生则纯粹靠的是日积月累，才从美洲的一个小职员发展到伦敦的银行家。可见，他们的捐赠所靠的，正是自己的自制、勤勉、节俭和善心。
就像做任何事情一样，又一个想法很容易，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不易。而对于慈善事业还说，还有可能是只开花而未必尽能结果。也曾有很多人被说动了心而做了雄心勃勃的慈善计划，然而在执行的时候却很快因为遇到各种阻力而不了了之。很多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那些为英国修建铁路和码头而辛苦工作的工人们，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为了生计而劳累着。例如，在修建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林肯郡铁路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几十例骨折事件，而那些灼伤、撞伤、划破、脱臼的事情则更是不计其数。有很多工人都或者失去了双眼，或者断了手臂以及损伤了指头残了双足等等，从而失去工作和养活自己的能力。在亲身经历了这些不幸遭遇后，一位著名的铁路承包商爱伯罗先生便决帮助这些受伤工人，以使他们安度晚年。于是他便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人之家’，并奔走呼号而邀请别人协助他把这个机构建立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听起来让人非常钦佩的计划，然而，当他征询那些最有可能为这个计划出力的人的意见时，他们却泼了冷水。当然，他们找到了大量的借口。比如他们说“这些铁路工人最不懂得节约，他们把他们赚到的钱都挥霍掉，或者是用来买啤酒、威士忌、香槟。如果他们死在那种地方，那是他们活该。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本来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家。但他们没有。那么凭什么要去帮助他们并给他们更好的待遇和更舒适的环境呢?不是有养老院吗，让他们去养老院好了”等等。于是，由于没有他们的支持甚至还被许多人反对，“工人之家”的计划就成为了泡影。而最终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