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北京
原本计划盛夏时节去上海的面试，因为爸爸的突然住院而改期。我定了美联航的机票匆匆忙忙赶回北京。
从亚特兰大到北京，一共是18小时的飞行时间。在飞机上，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全都是收不住的回忆和遐想。
这么多年来，如果说我的心里真正佩服过什么人，那第一位就是我的爸爸。他的聪慧，博学，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顽强坚韧的生命力，都时刻激励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永不言败。
1950年，爸爸念完了小学私塾就进了医士学校，可刚上学不到一年，就赶上抗美援朝战争。他卷着行李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是鸭绿江畔救助伤病员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护理员。
战争结束后，心志高远的爸爸不想只当一名医士，而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医师！因为没有上过高中，所以爸爸就开始自学高中全部课程，备考医科大学的入学考试。
1954年，爸爸以前十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方医科大学医疗系。当时的所有医学生都要求在入学时宣誓于《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The-Oath-of-Medicine。同届医大的学生中，很多是调干来的，入学时一小部分都已经结婚了。爸爸在同学中算最年轻的。
1959年，爸爸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著名的骨伤科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如果没有经历后来的政治运动，爸爸也许就不会到黑龙江去支边，而我也不会诞生在那么寒冷的边疆。
无论是在优越条件下的北京，还是在艰苦环境下的东北，爸爸都一贯保持着人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小事不在乎，大事不糊涂。
1972年-1975年，当爸爸被委派带领中国医疗队到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实施医疗援助时，可以说，我对爸爸的印象几乎完全淡漠了，爸爸的称呼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
那时候家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女人的家庭，妈妈，姐姐，奶奶。有时候还有大表姐，二表姐，张阿姨，和她的女儿白晶。
男人的世界对我来说，是神秘而陌生的。
直到爸爸回国后，小女孩的我，每次都要拒绝他对我的爱抚和亲吻，却不知道是否伤了爸爸父爱的心。而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因为没有受到爸爸出国三年空缺的影响，而依然保持着对爸爸的眷恋。
记得有一次爸爸下班回家，看见我手里正好拿着一个苹果，就故意逗我说，能不能让他咬一口？我拿着苹果赶紧就跑到屋里一个角落里藏了起来，生怕爸爸吃我的苹果。
虽然这件小事已经过去40年了，但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真的感觉有愧于爸爸太多太多。如果没有爸爸每天赚钱养家，我哪里来的这个苹果？而自私的我却不让爸爸咬一口。
我真正开始感觉到爸爸的伟大，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小学和初中，我一直在班里以及年级名列前茅，而且好像也没费劲儿。高二以后就不一样了，很多男生开始知道用功了，他们的名次追上来了，我从班里的前十名一下子降到三十名。当然，班级是重点校的重点班，考个一表大学应该没问题，但我却不能忍受名次落后的打击。
有一天半夜，我还睡不着觉，自己坐在厨房里发呆。
爸爸看到了，教导我说，人生的路很长，这点小挫折算得了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你在任何成功的时候，都不要太高兴；而在任何失败的时候，都不要太难过。永远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才能在今后人生的大风大浪中更加坚强和成熟。
这些至理名言，我一直秉承至今。无论是在中国，德国，美国，人生的境遇都会有高峰和低谷，但要做到任何时候都有一颗平静的心，又谈何容易？
高考过后，我曾对大学生活有些茫然，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风花雪月的文学，对理智严谨的医学有点儿不入门儿，所以刚考上医大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些抱怨，觉得是爸爸逼迫自己学了医。
但后来大学毕业，以及到德国留学期间，我反而非常感激爸爸替我选择了医学这条宽广的道路。在医学这条路上，在德国和美国，我深切地感到了社会对医生的尊重，而医生的地位竟如此之高！
爸爸既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老师。他最擅长的教学课程就是最难的法医学，同学们都说爸爸把这门枯燥的课程讲活了，也许这就是他的精神魅力吧！
除了讲课的才华，爸爸在外语学习上极富天赋：大学时代，源于中国和苏联的密切关系，当时学的是俄语；后来去非洲，因为毛里塔尼亚是法属殖民地，所以就学了法语；回国后，为了晋级副教授和正教授，又学了英语。
从爸爸那里，我才了解到，原来外语是越学得多，越觉得简单了。入门的时候比较难，有了兴趣之后，就会越来越容易了。
也许是继承了爸爸语言天赋的遗传吧，我也先后学过俄语，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感觉这些外语里最简单的就是英语了。
人的一生，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选择的。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你出生的家庭！为此，我非常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爸爸。应该说，是爸爸的熏陶和影响，使我真正成为一个敢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闯荡而无所畏惧的人。
北京机场终于到了。姐姐亲自来机场接我，我注意到她的眼圈儿没发红，猜想爸爸的病情应该不算太严重。
“这次爸爸住院，我本来非常担心，在美国那几天都睡不好，”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希望坚强的他又能挺过这一关。”
“你知道爸爸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了，”姐姐应道，“不过，毕竟年纪大了，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爸爸总是忘我地工作，不知疲倦，也不注意休息，”我问姐姐，“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爸爸有七年的春节都没在家过，在医院值班了。”
“当然记得，”姐姐回答，“妈妈以前还生气呢，后来也不生气了，理解了，也习惯了。”
“我特别希望爸爸妈妈能够长寿，永远陪伴我们！”我向姐姐倾吐着心里话，“只要他们俩健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是啊！父母健在就是我们俩最大的福分，”姐姐感慨地说，“我的希望跟你的一模一样，让我俩共同努力吧！”
在北京仅仅的五天时间，我都随着妈妈和姐姐在病房里奔波。
中国的病房不像美国，如果不是费用昂贵的单间，都是3-5位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权。
美国的任何病房都只有一位病人，有独立卫生间，这是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也许这就是除了美国籍的诱惑，一些名人非要到美国生孩子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幸好有妈妈和姐姐的尽心照料，爸爸的病情明显好转了。妈妈要求姐姐尽快帮忙办出院，觉得回家静养会好得更快一些。
爸爸出院那一天，我在医院大厅和老同学章广富不期而遇。
我知道广富是这家医院的神外科主任，但这次爸爸是小病，所以也没好意思麻烦他。
“良茵啊，你这就不对了，回国也不通知一声，”广富似乎有点不满了，“来了我医院，还被我撞见了，能说走就走吗？”
“不好意思，广富，这次回国太匆匆了，”我抱歉地说，“没来得及跟大家打招呼。”
“那就今天晚上吧！”广富大方地说，“王朝饭店，我做东，一会儿把同学们召集起来。”
“好吧！”我一看这真是没法推脱了，只好答应必到了。
回到家，我把刚刚同学约吃饭的事告诉了姐姐，姐姐说，最近章广富的科室有了一次医疗纠纷，弄得这位大主任有点不太痛快，有人透露小道消息说他也想移民美国呢！
这几年间，我每次回国都听说国内的医闹事件时有发生，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美国人可不敢跟医生闹，因为如果被哪个美国医生把你这个病人写进了黑名单，那你以后可别想在美国看病了，因为全美国都是互联网电子病历，你跑到哪里都没用啊！
如果你态度不好，被美国人报了警，警察一来，麻烦更大了，警察局如果有了黑记录，那以后你还要不要工作了？你还要不要在美国生活了呢？
美国是比较强调自由，但遵纪守法也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可能很多中国人对法律观念都比较模糊，而执法又不是很严，所以才可能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
但可以非常公正地说，事实上，美国医生的诊断水平有的时候还不如中国医生水平高。基本上全靠现代化的技术和客观诊断，美国医生本身经验不太丰富，可能因为接触病人较少。
美国护士临床应用技术简直太差了，比中国护士差十万八千里！每次体检验血都把病人胳膊扎得淤青，还不能抱怨，因为只有这么一个护士负责这一项，下次还是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