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政治投机
辛亥革命的风云和大清朝廷的无能，为袁世凯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袁世凯东山再起后，仍然利用这一客观条件，进行着巧妙的政治投机。
袁世凯的小算盘打得很如意。他的初步打算是：首先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抓在手，表面上打着维护清室的旗号；稳定一下就讨论倾向君主立宪还是倾向共和，最后迫使清帝退位而自为总统，使自己成为一国之主。
为了实现这一野心，袁世凯决定利用双方的矛看，抬高自己身价，再攻其弱点，来个一石二鸟。具体地说，就是以清政府为工具去压迫南方革命力量，迫使其就范投降；借革命力量威胁清政府，逼它交出全部权力。
当时，全国各地义旗纷举，袁世凯十分清楚，大清王朝的败局已定，谁也无力挽回。即使拼命把武汉收复过来，也不能扑灭全国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
再说，南方各省不断支援湖北，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纷纷归来，收复武汉的事不敢肯定。既然单纯使用武力难以奏效，最好的办法就是相机而动，又打又拉，使之为我所用。此是第一要着。
第二要着是，袁世凯无意于将革命的烈焰一下子扑灭，也无意于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自古以来，每一个弄权的奸雄都懂得拥敌自重的道理，袁世凯亦不例外。有敌对势力在就有权在，就可以张开大口去侵吞一切利益，最后把主子与对手全吞掉。
所以暂时必须保存革命力量，否则便失去抓权和威胁清廷的借口，故要拉、要抚。但由于自己欲取清廷而代之，革命力量不可能事事听从自己，所以又必须打、必须剿。
第三要着是，要利用革命阵营内部的可供利用的条件和因素，把堡垒从内部攻破。
袁世凯不可能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做出科学分析，可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他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有些立宪派、旧官僚已经成了革命阵营的一员。
像湖北的黎元洪、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江苏的张謇、程德全，浙江的汤寿潜等等，都是此类人物。
他们有的是被天真幼稚、对革命政权认识不清的革命党人强按到都督位置上去的，有的是迫于革命形势自改巡抚为都督的，有的是原来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社会上威望较高，武昌起义后放弃君主立宪主张，赞助拥护革命，被革命党人和各界代表推举到领导岗位上的。总之，现在都取得了革命派的同情、谅解、支持和拥护，而且在革命阵营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袁世凯认为，同这帮人打交道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困难的，并有可能通过他们去进而影响革命党人，使之钻进自己所设好的圈套。
东山再起的袁世凯，还没有走出垂钓的养寿园，便开始施展他的虎威了。
10月27日，也就是清政府授袁为湖广总督这天，他决定给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密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为给袁世凯出山捧场壮威，北洋军向刘家庙车站猛攻并占领之。
次日，民军反攻失利，29日退守汉口市区。
30日，袁世凯南下视师，增调援军至前线，配合冯国璋的第一军强攻。
11月1日，北洋军占领汉口，奸淫掳掠，放火焚烧，烟焰蔽天，玉带门一带繁华之处皆成灰烬。
北洋军的暴行遭到中外各界人士痛诋，资政院一致要求严治纵容者之罪。清政府命袁世凯查办。
袁世凯非但不加惩处，反而电冯国璋说：“该士兵等奋勇苦战。颇为各国嘉许。”为其撑腰打气。
至于在汉口犯下的罪行，袁世凯致电清廷，说是革命军所为。
袁世凯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以为有了一点谈判的本钱，且认为革命军正在“势穷力竭”之时，必能就范，11月2日又让刘承恩致函黎元洪，说朝廷已下罪己诏，确定实行立宪，赦开党禁，皇族不问国政，国事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希望趁此时机，和平了结。
对于黎元洪等人的以后处境，他说：“至诸公皆大才榱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项城为人诚信，阁下必素所深知，此次决不致失信于诸公。”
很明显，这是企图在诱使革命军投降。
革命党人愤慨地指出：“袁世凯是什么东西，他打了个胜仗，就劝我们投降吗？”
黎元洪问众人：“怎么回答？”
“不用理他。”众人说。
袁世凯又吃了个闭门羹。
同日，山东巡抚孙宝琦电袁献策说：“朝廷实有息事宁人之意，不视革命党为大敌。为公计，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似宜一面奋战，一面迅遣干员，往见黎元洪，与其谈判，凡要求之件，许为代陈。公负全国责任，宜相机早决，免致全国扰攘。渔人得利。仗公威望，革命党必降心相从，长江息战，然后专力扫荡西路，早日肃清。”
这意见和袁世凯一致，被袁世凯采纳了。
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登台拜将典礼，黎元洪委任赶来指挥作战的同盟会负责人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民军大受鼓舞。
黄兴设司令部于汉阳，将陆军扩充为八协，积极布防备战。
与此同时，上海、贵州的民军获得胜利，建立了军政府。
汉口的失陷并没有影响革命的全局，未使袁世凯增长多少身价。
同日，袁电奏清政府，告知已令前线军队停止前进，派人写信给革命军劝降。倘数日无确复，即立限时刻，猛攻汉阳。
次日，袁世凯亲赴滠口，向冯国璋、萨镇冰密授方略，调兵遣将，伺机攻取。
这家伙一手向革命军公开放飞和平鸽，摆出和谈姿态；一手暗中磨刀霍霍，准备再战。
三天过去了，南方没有反应，袁世凯令刘承恩派侦探王洪胜往见黎元洪。
王对黎说：“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
黎元洪说：“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没有法子了。”
黎以推翻清王朝为先决条件，拒绝了袁的和谈企图。只是最后又说：“刘承恩若是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留下了和谈的余地。
9日，鄂军总司令黄兴写信给袁世凯，首先指出：“满州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如但念及汉口之生灵而即思休战，毋乃范围过狭，无以对四亿生灵。”
其次，黄兴还指出，清政府开放党禁等等，不过是“枝叶问题，而非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推倒清室，“复我汉人之主权”。
最后，黄兴对袁世凯说：“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干载一时，祈毋坐失。”
袁世凯见黄兴以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相期，感到有了奔头，实行两面策略的决心更大了。
10日，袁世凯正式派刘承恩、蔡廷干为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渡江与革命军议和。
袁世凯在信中说：“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黎元洪和军政府负责人会见刘、蔡时，刘、蔡又进一步申明：现在清廷已宣誓实行立宪，革命目的可谓已达到。倘再延长战争，生灵益将涂炭，且恐酿瓜分之祸。希望暂息兵端，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大业。
黎元洪当即驳斥了革命招致瓜分的谰言，揭露了袁欲借议和实现其“被握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的野心。
他从公仇私仇方面阐述了袁世凯应转变立场，同情革命，“反旆北向”，不要做“尤无人格”的“满奴”，否则就约期大战。
其他人也先后批驳了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论。
刘、蔡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黎元洪又复信，劝袁世凯赞成共和，勿为清王朝所用。
黄兴恐袁世凯屡试和谈，影响军心民心，特通谕同胞，揭穿袁居心不良，号召大家反对君主立宪，坚持斗争，夺取革命胜利。
其实，袁世凯并不打算搞什么君主立宪，只是目前以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出现，不能不打出君宪的旗号，真正目的还是试探革命党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通过后两次接触，袁世凯心中有了底数，很是高兴。
但是，革命党人拒绝和谈的强硬态度又使他怒不可遏。他认为：“若不挫其锐气，和议固然无望，余半世威名亦将尽付东流。”
于是，袁世凯决定发动进攻，给革命军以重刨，狠狠地叫他们吃点苦头，然后再回过头来和谈。
在北上组阁时，袁世凯对军事重新作了部署，令冯国璋速悬重赏，全力攻克汉阳。
汉阳一面临长江，一面滨汉水，群山环抱，据有危山之险，是个险要重镇。
北洋军用炮猛轰，企图先发制人，夺取优势。
革命军奋勇反击，毫不示弱。
在开始的几天，两军互有胜负，各不相让。
16日夜，黄兴指挥革命军潜渡汉水，反攻汉口，未获成功。
在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袁世凯派张春霆、刘承恩同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进行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袁世凯遂檄调援军，会同冯国璋部进行强攻。
23日晨，北洋军强渡汉水，革命军因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终于不支，退守三眼桥。
次日民军渡江，欲断北洋军后路未成。
后双方在美娘山、仙女山、扁担山等地激战两昼夜，反复争夺险要，阵地几度易手，革命军伤亡惨重，退至十里铺一线。
26日，袁世凯为迫使革命军坐到谈判桌上来，特会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愿意停战，请其居间调停。
朱尔典即电示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将此意转致黎元洪。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命北洋军加强攻势，进占十里铺。
27日，北洋军占据龟山，汉阳全部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
军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守问题。总司令黄兴因汉阳失守，深感惭愧，提出要到上海组织力量，谋攻南京，以为武昌声援。
会后，黄兴去了上海。
北洋军占领汉阳，据有龟山之险，如果渡江强攻，乘胜而进，武昌革命军是否能固守得住很成问题。
但是，袁世凯的目的主要是夺回汉阳，使革命军知道他的厉害，不能目中无人，屡拒和谈，而不是一鼓荡平武昌；同时，保存武昌，给革命军留下一块地盘，既显示了自己对革命军的宽大忍让，保留了和谈的对手，又可证明革命军力量仍旧不可轻视，继续向清王朝进行要挟。
另外，袁世凯从历史中认识到，攻破武昌，扫除革命党以后，载沣必萌功成烹狗之思，留得革命军在，他的地位也能巩固。
所以，袁世凯只准北洋军用炮隔岸向武昌城头轰击，不准渡江进取。建功心切的冯国璋几次请求乘胜攻取，袁均未准。
后来，袁世凯把冯国璋调走，改派段祺瑞接统了第一军。
段祺瑞接受了内弟吴光新由北京带来的秘密指令，按兵不动，整个军事行动便嗄然而止了。
此时，袁世凯认为，武汉三镇业已失去两镇，武昌唾手可得，总算严重教训了革命军，乘机进行和谈，革命军不难俯首听命。
为使和谈获得成功，袁世凯这次来了个双管齐下，同时把两条线通进武昌：一是原来的刘承恩、蔡廷干，一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汉阳刚刚陷落，袁克定就密遣朱芾煌持汪精卫函往见革命党人。信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连祸结。”
朱芾煌和汪精卫都是同盟会会员，袁克定如何能派朱持汪信去见革命党人？
原来。朱芾煌过去与袁克定有交往。武昌起义后，他估计到袁世凯必然得势，便前往彰德劝袁世凯趁机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夺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革命派一定会推其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做革命党方面的疏通工作。
袁世凯认为，此人有些用处，便留作策士，待以上宾之礼。
至于汪精卫，是因为1910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喻方纪、黄复生一起，从日本回国谋炸摄政王载沣。中途事败，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一起被捕入狱。清廷鉴于全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未敢把他们处以极刑。
为了拉拢汪精卫，肃亲王善耆亲自出马，与汪精卫交涉。就在此时，汪精卫结识了袁克定，袁时常来狱中探望。
1911年11月6日，清政府为怀柔革命党人，应法部奏请，将他们三人开释，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
袁世凯当时尚在湖北，得知后立电留下三人，以待其来。
黄、罗闻之大惊，当即远逃而去。只有汪精卫留了下来，投靠了袁世凯。
汪精卫在袁世凯的指使下，11月15日，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共同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宣称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南北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诉之于国民会议。
他们成立此会，意在要求双方停战，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这一问题。一旦国民会议决定，双方必须服从，否则即为国民公敌。
汪精卫、朱芾煌当时都以为，袁世凯一定能够主宰中国的，所以他们听命于袁克定，积极奔走。
朱芾煌由武昌过江归来时，冯国璋当时还在军中，他的军队怀疑他是间谍，搜其身，则有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的一张通行护照。
冯国璋让参谋长张联菜审问，朱说：“不见冯国璋，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见了冯国璋，朱说：“是袁大人让我去找他们谈判的，刚归来。”
冯国璋难辨真伪，电询袁世凯。
袁世凯复电说：“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你我兄弟名誉，请你就地正法，但克定此刻不在京。”
粗心的冯国璋正要杀朱，细心的张联菜急忙说：“不可，最后一句话中有文章，此人杀不得的。”
于是，又电询在彰德的袁克定。
袁克定很快回电：“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昌。良以海军尽叛，我军四面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冯国璋吓得一身汗，直拍脑袋，差点坏了大事。
由此可见，袁世凯多么阴险狡诈。
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布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驰往汉口、武昌，“反复开导”革命党人。
刘、蔡领命到汉口后，由于革命党人的反对，又失意而归。
但袁世凯却并不灰心丧气，他仍然执着地寻求谈判的机会。他‘请英国大使朱尔典电召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提出停战三日，与湖北军政府接洽。
经过几度磋商，湖北军政府和已齐集武昌的各省代表同意停战，与袁的代表进行谈判。
12月2日，南北双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三日的协议。
在达成停战协议的这一天，革命军攻克了南京。这对革命军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它抵消了汉阳的失陷，打击了袁世凯的气焰。
袁世凯试探和谈，遭到溥伟、善耆等皇室贵族和一些效忠清室的汉族大臣的反对。他们已经洞察袁的奸谋，厉声质问：“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乘胜渡江，武昌指日可下，为何既打胜仗，还需停战言和？”
袁世凯挖空心思，算计了十几番，数经波折，终于使和谈开始实现，怎能容忍他们从中作梗？
听到这帮家伙的指责，袁世凯马上和徐世昌合谋，软中带硬地回答说：“汉口虽已收复，南京又告陷落。南京要冲，倍于武汉。党人势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更加不稳。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期以三年，必败党人。若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噬脐何及！”
经此一番哄骗和一番恐吓，皇室亲贵们不敢再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清楚，他们只能说说，干还得靠袁世凯。
“算他走运”
袁世凯屁股坐到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上以后，军权、政权一起抓。
在军事未定的借口下。袁世凯首先取得了近畿各镇和各路军队及姜桂题所部的军事节制调遣权。
接着，袁世凯又把在汉阳前线的冯国璋调回，任禁卫军总统官，把禁卫军的领导权从皇族手中夺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