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大梦想家。我所梦想达到的高度总是超出人们的期望。热情是我的动力。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邦加尼·查巴拉拉（Bongani Tshabalala，布兰森中心企业家），
B&M football5s创始人
布兰森中心帮助我成功。现在，我有能力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我所做的这一点努力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家人以及他所在团体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明白，影响的力量是无穷的。
——亚施温·莫汉（Yashwin Mohan，布兰森中心企业家），
Game Over公司创始人
企业家区别于普通人的一点就在于，企业家要自我鼓励，自我鞭策。企业家能够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商机。企业家希望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推动社会进步。
——穆萨·梅普宏旺（Musa Maphongwane，布兰森中心企业家），
游戏社区（Gaming Zone）创始人之一
这些年来，为了解决世界问题，人们已经捐献了数万亿美元。为了减轻世界问题对人类造成的伤害，这些钱是必需的。但是，这笔钱只治标不治本。要把世界问题连根拔起，人类需要做的不是节约，而是再生。如果你的思想还停留在捐钱就可以解决世界问题上，那么我只能说你已经落伍了。要解决世界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自力更生。
谁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家是最佳人选。每次走出布兰森企业家中心，我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所站的地方正是人类希望的中心。布兰森企业家中心的年轻人为了创建自己的事业，经历了种种磨难。这些年轻人将目光放在如何改善家庭、社区、国家上。他们都是伟大的人，我自愧不如。他们放弃了对金钱的追逐。他们要为自己所在的团体寻求经济上的自由。放眼全球无休无止的经济危机，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毋庸置疑，这些年轻人给我的启示值得全球的企业家学习。因此，我觉得把这些年轻、卓越的企业家所说过的话放在本章的开头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一章里，我要赞美那些致力于可再生发展事业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可循环利用的生活方式。首先，我要讲述我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
15岁那年，我决定离开学校。因为，我从学校已经学不到任何东西。我要进入社会，学习生存之道。我在七八岁那年，便萌生了做企业家的想法。我也曾经怀疑过，先前，我是否听说过“企业家”这个词。要知道，我是一个阅读障碍者，能够拼出“企业家”这个词语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一种发自本能的感知。作为一个阅读障碍者，我很难通过专门的职业考试，比如，我爸爸和我祖父都从事的法律职业。成为一名企业家成为了我首选目标。我也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不是当教师、医生或者银行家的材料。经营企业所需要的点子和方案并不需要正规的学习。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下定决心下海经商。
当时，我想到了很多赚钱的计划。妈妈曾经戏谑地称之为“理查德的赚钱方案”。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我还不成熟，很多方案最终以失败告终。比方说，我曾经试图在寄宿学校饲养虎皮鹦鹉，结果失败了。我曾经在小牧场一半的土地上播下圣诞树的种子——我把这些小苗视为对未来的投资。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3年或者5年之后，等到这些小苗长成圣诞树之后就可以出售。最终结果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点子：疯狂的兔子总是觊觎美味的树苗，要赶走这些偷吃树苗的兔子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虽然我是一个阅读障碍者，但是我却立志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许在其他阅读障碍者的眼里，我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便未来困难重重，我也不会退缩，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要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对于那些身处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社会问题是何等严峻，例如越南战争、种族歧视和性健康等。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前进的力量。后来，我在一次散文比赛上得奖。这次得奖的经历，进一步促使我投入新闻事业中去。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会把新闻工作视为首选事业。我的父母总是在教育我：“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能够在散文竞赛中拿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借此，我告诉所有人：“我能够写作。”我虽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没有哪个新闻企业愿意雇用一个15岁的孩子。万不得已之下，我决定创办自己的企业。我和我的同学琼尼·霍兰-杰姆斯合作创办了《学生》杂志。杂志的读者对象是学生。《学生》杂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的行为确实是在冒险，毕竟我还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资金，没有办公室——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打字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我的人生信条。我从妈妈那里找到了一袋子零钱，那是我的启动资金。我的办公室就是学校的公用电话亭。我们通过电话来宣传我们的公司。与此同时，我们打电话给一些社会成功人士以及读者感兴趣的人物，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广告印刷需要支付一大笔开销，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资金。我们以信誉担保，请求印刷厂允许我们赊账。我们是幸运的，印刷厂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如果我早知道困难重重，也许我不会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我始终充满信心，我坚信一定能做好，这是我成功的关键。经商，要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完成企划案。至今，我仍然保存着我所做的第一份企划案。这份企划案囊括的内容很多，首先是我们要接触的人，从经销商、印刷工人、编辑一直到广告商。其次，我将潜在利润、可能的损失制成表格，清清楚楚地列在企划案中。
完成企划案后，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我坚信我的事业一定会一帆风顺。一年之后，琼尼和我对这项事业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尝试着改革《学生》杂志。改革之后的《学生》杂志将不再为教学和考试而服务。为了有充足的时间来办好《学生》杂志，除了历史课之外，我差不多放弃了所有课程。写给广告商的请求信，我要亲自执笔。我有一位慷慨的邻居，答应帮我印刷。因此，完成这些信后，我将这些信邮寄给妈妈，妈妈再将信送到邻居那里印刷。每当回想到这里，我总在惊叹，那时的自己是多么肆无忌惮。“没有冒险便没有收获”一直是我所信奉的人生格言。后来，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要在我们的杂志上登广告。巴克莱银行提前预支了支票，这个消息足以让我们高兴地跳起来。不过，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结果，因此也不用太过惊奇。这张支票正好可以偿还印刷款。《学生》杂志的成功证明了“理查德方案”的可行性。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个方案也远非那么简单。《学生》杂志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为学校的课业分心。到了期末，我只参加了一场考试（考试结果是A等级）。我并不关心考试的结果，我只希望做好《学生》杂志并将其发扬光大。最终，我离开了伦敦，我要寻找我的未来，我要寻找我的生活方式。那时，我只有16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年少轻狂时遇到的教训，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浮浮沉沉。当然，还有每当一件事情要搞砸，那种紧张的感觉总让我记忆犹新。我学到了很多道理：人一定要抓住机会并将全身心都投入你的事业中去；如果你觉得你的点子很棒，那么去实现它；如果遇到问题，解决它；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情，那么把它做好。我始终坚信一个真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得到回报。很多年后，当我重新审视《学生》杂志，我发现自己从中受益匪浅。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10年，我和琼坐在飞机上，闲来无事。我手边恰好有一摞《学生》杂志。为了阻止琼在飞机上继续工作，我偷偷地将这摞杂志塞给了她。如果我不阻止琼工作，那么在下飞机之后，琼一定会把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琼在浏览杂志期间，不止一次地说：“原来在许多年前，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听到琼的话，我才意识到这本杂志的魅力。提出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这本杂志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因为《学生》杂志具有这样的魅力，我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我才能完成被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琼说：“60年代提出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琼说得很对。但正是这个理由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要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要让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可循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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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几岁时，我就决定突破限制，为年轻人提供有关于性健康方面的咨询服务。于是，我开办了学生咨询中心。开办这样一个性质的咨询中心，肯定不能一帆风顺。19岁那年，有一天，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我打开门，看到两个警察站在我门外。我请他们进来。他们说，我被逮捕了。公开场合提到“性病”这个词，是我被逮捕的原因。我曾经发过一次传单。在传单中，我号召人们将其所头疼的事情委托我们来处理，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们这里，他所遇到的问题明显是性病。依据1899年颁布的不文明广告法案以及1916年颁布的性病法案的规定，在公共场合提及“性病”这个词是违法的。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立法者为什么会颁布这样一条法律。我问警察：“如果把‘性病’改成‘社会疾病’，他们能否不逮捕我。”他们同意了。不过，他们要求咨询中心只能接待患有丘疹、痤疮的病人。性病患者被他们排除在外。我只能照他们说的去做，但是我忘记在传单中划掉“性病”这个词。
我立即被逮捕了。法庭对我们的态度只能用厌恶来形容。法庭作出了最终裁定，处罚我们7英镑。我在厕所门上，意外发现一张有关“性病”的海报。这张海报来自官方。于是我打定主意要将女王陛下治下的政府告上法庭。理由很简单，政府在公开场合提到了“性病”这个词。我想借此来推翻这条法案。雷金纳德·莫德琳（Reginald Maudling），也就是后来英国的内政大臣写信给我，让我撤销诉状。他在信中允诺，如果我撤销诉状，这条法律就会被废止。与此同时，对于我先前被送上法庭这件事，他也会道歉。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我们最终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我始终认为，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自此之后，在咨询中心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下，他们接待了上百个来这里咨询性健康问题的人。现在，人们将性健康问题归于心理健康问题。
回首过去，我总在想，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学校教育，至少是初等教育。学校会教导你正确的行为举止，会教导你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学校的教育会告诉你思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会开阔你的视野。学校教育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将来成长为怎样一个人。我的父母将我引向冒险、自力更生和关爱他人这条路。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努力去做某件事，那么他就会达到你所期望达到的高度。斯托是我的母校，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现在，它还在将我所学到的这些传授给下一代。
200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所乘坐的飞机恰好经过斯托。与此同时，有关斯托的回忆也一股脑浮现在脑海中。这是43年来，我第一次回斯托，我的母校。在这43年中，我曾经多次经过斯托。我喜欢参加苏塞克斯古德伍德公园举行的赛马会。每次，从位于牛津街的家里到赛马会现场，我所乘坐的飞机都会路过斯托。飞机每次飞过位于斯托的母校，我都会向下匆匆一瞥。我一直在想，如果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突然拜访母校，情况会变成怎样。我的紧张总是让我打消这个念头。母校，总是容易把人带进孩童时代。在我眼中，这没有任何意义，反倒有些装模作样。于是，我便耸耸肩，然后继续飞往古德伍德公园的旅程。
飞机倾斜转弯，缓缓降落在目的地的停机坪上。我走下飞机，原始的草坪、可供竞技的场地、湖泊、寺庙、喷泉和室内溜冰场便一览无余。我不禁感叹，母校竟是如此雄伟壮观。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总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太中规中矩。现在，透过母校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伟大。它教书育人，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它培养了一批批杰出的未来领袖和运动员。我们来到了草坪上。草坪在高耸的古朴的柱子之前。古朴的柱子矗立在白金汉郡族长宫殿的主要大门前。这一宏伟建筑的设计者是约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先生。站在这里，我突然感到不安，不敢前行。我在怀疑，当初的感觉是否还存在？我还能否在这里找到我的孩童时代？母校曾经多次写信给我，邀请我重返母校。每次，我总是找理由拒绝。毕竟我很忙，而且我觉得过去已经回不去了。在为我的两个孩子霍莉和萨姆选择学校的时候，我确实考虑过斯托。在我心中，母校是伟大的，因为它一直倡导自由精神。我与斯托的校长商谈，将会送两个孩子到那里读书。不过，最终，我和琼还是选择了另外一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离家比较近。
在主建筑前等候我们的是一群穿着深灰色制服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从他们当中，我立刻认出了5个南非孩子——他们站在一起。这5个南非孩子是第一批布兰森奖学金获得者，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看到他们站在那里，我感到万分自豪和骄傲。因为在我的推动下，这5个人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我要坦白一件事情。实际上，他们的成功并非我努力的结果，尽管这出自我的点子。促成这一切的是迈克·帕森斯（Mike Parsons）。迈克是巴切斯特健康中心（Barchester Healthcare）的创立者以及首席执行官。在英国，巴切斯特健康中心拥有近200家疗养院。自初次见面开始，我们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同龄，生日也只相差2个月。我们都关注南非。我和迈克，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当时，我的家里正举办一年一度的快车道100晚餐聚会。我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迈克恰巧是我们邀请来的客人。联络企业家的感情，方便他们沟通网络信息，交流生意，这是聚会的首要目的。其次，维珍将借此机会举办拍卖会。拍卖所得将用于创办布兰森企业家中心。迈克在这次拍卖中，赢得了一趟由维珍联合基金会支付资费的南非旅行。迈克想要参观布兰森企业家中心，同时，他也想观摩维珍在约翰内斯堡正在进行的工作。按照旅程计划，迈克旅途的第一站是约翰内斯堡，然后向东走过大约250英里后，迈克会到达世外桃源私人野生动物保护区（以下简称世外桃源）。这个保护区占地1万英亩，是我在1999年买下的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首先，我们到达了约翰内斯堡，和我们同行的还有琼·奥尔旺，以及维珍联合基金会的一队人。迈克之所以加入布兰森企业家中心，也是经由他们介绍。在约翰内斯堡，维珍正在推动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企业家。迈克是负责这个计划的一员。我们邀请迈克给这些年轻企业家作演讲。
我们在早上的旅途中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我的妻子琼这次未与我们同行。因为琼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我们只能将她留在酒店。然后，我们向学校进发。和迈克同行的是他的女伴萨拉，一位有着金色头发的苗条女士（我不太关注人的相貌，如今提到这些是有原因的）。我们来到一个房间。偌大的一个房间已经被渴望与我们对话的年轻人挤满了。我想，这些年轻人的数量大概在200到300之间。他们看起来都很兴奋。大家落座后，迈克和随行参观的企业家都作了精彩演讲。随后，一位年轻的企业家代表站起来致谢：“谢谢你们，迈克、理查德还有琼。”
我将琼留在了酒店，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所以我很疑惑，为什么他们要向琼致谢。和我同行的众人也一头雾水。后来，一屋子的年轻人将目光全部定格在苗条的金发美女身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早上好，琼！”也就在那一瞬间，萨拉成为了整个会场的焦点。说得委婉一些，当时萨拉看起来有些惊慌失措。打那以后，无论何时见到迈克，我总是询问他：“我的‘妻子’还好吗？”
想知道是谁想到了布兰森企业家中心这个点子吗？那么我有必要提到一个人——泰迪·布莱克尔（Taddy Blecher）。泰迪是南非自由大学社区和个人发展协会（Community and Individual，简称CIDA）的创始人之一。泰迪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不想借助慈善的力量，支持南非地区的教育项目。他的想法很简单，让这些地区的人自己动手扶持教育事业。由他们自己扶植的人才，才能扎根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他想借助教育的力量，转变现有的商业模式。这是一场颠覆人们现有生活方式的革命。然而，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地球的资源已经告急。
泰迪·布莱克尔通过了精算师考试，未来的职业已经很明确。1995年，泰迪准备飞往美国。他计划找一份更加有兴趣的工作。他装好行李，买了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在将要离开南非之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要将他的家乡抛之脑后。他很富有，他的家乡却很贫穷。难道就这样逃之夭夭？泰迪问自己。想到这儿，他撕碎了机票。一周之后，他驱车来到了一个小镇。泰迪是第一次来这个小镇。那里太贫穷了，因此泰迪来到这里的第一反应便是打开他的钱包扔钱。他这样做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他向他人施舍钱财，并非在帮助他们。相反，他是在羞辱他们。
2000年1月，泰迪的办公室设在约翰内斯堡。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写了一封信。通过传真，他将信的内容传递给全世界。在这封信中，泰迪宣布他要创办一所特殊的大学。这所大学面向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几乎不收任何学费。这所大学将设立工商管理学位，提供“非洲最优秀的工商管理教育”。为了兑现承诺，泰迪将邀请全球商业精英来这里任教。泰迪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甚至不惜写信给他的雇主，一家咨询公司。在泰迪身上，这类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家公司颇受非议。这家公司曾经收到过3 500份大学申请——要知道，他们所申请的大学并不存在。这家公司门外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闹剧。保安员经常询问门外的人：“谁站在外面？”外面的人会感叹：“你的学校好漂亮。”保安员的回答是：“走开。这不是大学，这是一家咨询公司。”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泰迪和他的同事成功地从这家咨询公司手中租借到一幢建筑。两周后，第一批学生前来报到。这所大学没有电脑，只能用影印的电脑键盘来练习打字。
